6.2.1 打破“隐性世袭”，保障劳动权益，缩小贫富差距
打破待遇优厚的公共职位和国企职位的“隐性世袭”
“隐性世袭”不同于子承父业的传统世袭，而是指在现代社会将公共权力资源在亲友间进行互利的共同分配，是一种亲缘曲线换位世袭，由此形成特权阶层的体内权力共继模式。
一段时期，某些政府机关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很多岗位都只向职工子女开放，或者在公开招聘岗位时优先录取职工子女或亲友。改革开放以前，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子女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同时，这种权力上的荫庇，不仅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同学之间、姻亲之间以及其他亲友之间。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
这种“隐性世袭”使得待遇优厚且稳定的职业只向各自系统内的人群开放，将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平等就业机会；使得人们的被剥夺感加重，获得感消失。“隐性世袭”使得少数人把持着社会中最优厚的职业，支配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财富；而一些寒门子弟不管怎么努力都难改其贫困的命运，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大降低。这种职业世袭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利益板结，趋于分裂的态势。如若公共职位和国企岗位被能力水平不高的官员或后代霸占，那么整个社会的管理水平、专业技术水平就会下降，真正的人才和精英们就会被边缘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公平的政策和法规，国企除涉密岗位外，都实行公开招聘，并且招聘人员提前公示，以促进公平。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打破利益怪圈，才能拆除各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樊篱，促进公平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不改革这种靠权力和身份获得好职位的公共生活环境，不彻底革除这种选才用人上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不打破“隐性世袭”的不公平状况，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依托，成为一句空话。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才能让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宽阔舞台，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形成选贤任能、公平竞争的良性机制。
消除“编内编外，同工不同酬”现象，保障劳动者权益
很多大学毕业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在找工作时，都将成为公务员、拥有事业编制作为重要的理想的目标。但事实上，由于编制有限，所以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具有合同临时工身份的编外人员。
编内编外制度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严重侵害，加剧了社会不公，使编外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到威胁。
因此，我们要改革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加快推行聘用制、岗位管理制，彻底打破“铁饭碗”，转换用人机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行政依附关系向平等人事主体转变，由国家用人向单位用人转变，建立一个岗位能上能下、单位能进能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事制度，最终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
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一级指标构成美好生活指数体系，并下设收入水平、住房条件、养老质量、社会环境等38个二级指标。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2017—2018年度“中国美好生活指数”为102.44，表明目前中国人的整体生活，略高于“适宜”（指数为100）这个区间，正在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提升（见图6-1）。大调查发现，住房条件、收入水平、家庭和谐、人际交往、健康状况、心态情绪、物价水平、教育培训、法制观念、生态环境、孩子成长、养老质量、社会保障，是影响中国人“美好生活”感受的核心指标，提升这13项指标的满意度，就能整体提升“中国美好生活指数”。
图6-1 2017—2018年度“中国美好生活指数”
就收入方面而言，2017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各项民生指标持续攀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实际增速达到了7.3%，居民收入增速再次跑赢了GDP。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在38项二级指标中，“收入水平”满意度相对较低。收入水平、晋升空间、薪酬水平、福利水平，成为影响中国人“美好生活”的四大短板，满意度排名相对靠后。
为什么总体GDP和可支配收入增长了，人们对收入水平的满意度却很低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只看到了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忽视了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较2016年上涨0.002（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较最近触底的2015年上涨了0.005（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2）。基尼系数上涨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在扩大。中国经济数据库数据显示，2014—2016年，中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2017年胡润发布的全球富豪榜上，中国亿万富翁人数连续两年排在全球第一。国家统计局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5等份分组，2017年最富裕的“高收入组”收入增长幅度为9.1%，较2016年扩大0.8个百分点，在5个阶层中增幅最大。而属于中间层的“中等偏上”“中等”和“中等偏下”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7.7%、7.2%、7.1%，增长率减少了0.6～1个百分点，与富裕阶层产生了差距。“低收入组”人群收入增长7.5%，增幅扩大1.8个百分点，扶贫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总之，财富增长速度的不同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任重而道远。其中较为有效的措施是大幅提升劳动工资收入，为普通民众提供更公平的就业环境，保障其劳动权益，提升个税起征点，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等等；同时，通过征收财产税、打击恶性竞争、优化金融秩序等合理调节富人的财富。
6.2.2 劳动价值衡量避免功利主义，重视社会效益和人文内涵
提高工资是最直接最现实的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举措
据2018年联合国发布的最新世界幸福国家排行榜，156个国家中芬兰位居第一，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世界幸福报告》用盖洛普（Gallup）的全球投票数据来衡量人民对他们的生活的满意度。研究人员试图使用人均GDP、社会支持、健康的预期寿命、生活选择自由、慷慨和远离腐败等变量来解释差异。芬兰的人均GDP为37500欧元，在欧盟成员国里排名前三，并且国内贫富差距极小，本科毕业的税后工资可达20万元人民币左右。中国2018年排名第86位，比2017年下降了7个名次，刷新了历年排名新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伴随GDP的飞速增长，社会竞争愈发激烈和残酷。2017年上海市教育局的毕业生调查表明，80%以上的上海毕业生将薪资选作了找工作的第一要因。在大多数人眼里，上名校就意味着好工作、高薪水和高地位，而好工作、高薪水和高地位，就意味着成功和幸福。
提高最低工资和重点人群的工资水平，真正体现劳动价值
继续调整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基层劳动者增收。我国有很多基层劳动者，包括清洁工、推销员、服务员、钟点工等，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直接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此外，最低工资也将影响试用期工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继续加大评估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促进这些劳动者的收入增长。
提升重点职业人群的工资待遇，真正体现劳动价值。2018年年初我国连续发布了与提升工资相关的三部文件，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3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总体上，这三个文件强调要大幅提高大中小学教师、全科医生和技术工人的工资，以增强职业吸引力，体现其劳动中所含的技术价值、知识价值和道德价值，并逐步完善上述三类人才的职称评定、人才评价制度，提高补助和住房、养老等福利。此外，我国将进一步开展城乡居民增收和专项激励计划试点，包括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等在内的其他重点群体增收专项计划“正在路上”，新型职业农民增收文件也有望加快出炉。
工资衡量要避免市场逻辑的功利主义，重视社会效益和人文内涵
工资应该充分体现人们劳动的稀缺性和价值。劳动的稀缺性主要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体现，当社会中从事某类职业的人出现大量的缺口，不能满足人们在商品、服务或者精神上的需求时，那么政府就要通过提升这类人群的工资来激励现有人群更努力地工作，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并使未来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这类职业。另外，工资水平不能仅以市场经济的思维视供求关系而定，另外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劳动的价值大小。劳动价值的衡量当然也不能仅仅以一段时期内此类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唯一标准，还要考虑其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和文化道德效益。从近些年被大家广泛关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可以看出，在众多高校类别中，财经、语言、理工类（包括软件工程、材料物理、汽车类综合、应用化学、生物科学、电子信息工程、建筑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石油工程等）院校毕业生一直占据薪酬榜前列，相比之下，农学、法学和管理学专业薪酬水平普遍较低，这些专业包括植物保护、思想政治教育、公共事业管理、公共关系学、国际政治、信息管理、心理学等。以市场逻辑来进行管理的结果是，大学教师也因所授专业的不同，在工资及课题经费上呈现出巨大差异：从事财经、语言、理工类教学工作的人的工资高、课题多且经费多；而从事农学、法学和管理学教学的则工资低、课题少、难申报、经费少。这种功利主义的对教育以及教师劳动价值的衡量与教育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并不在于传授或接纳多少外在的、具体的知识、技能；而是要从内心深处唤醒孩子沉睡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促使孩子价值观和创造力的觉醒，以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自由自觉的建构。《易经·彖传》中指出，“蒙以养正，圣功也”，意思是教育要培养纯正的品质，能够分善恶，辨是非，引导善心、善言、善行，扎好德行的根基，这是世间最伟大的功业。这恰恰是诸如法学、公共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所重点传授的，而且其社会效益和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效益并非可以在短期内显现或以所赚薪酬的数量来体现。鉴于此，不管是理工类还是人文类教师都应当给予优厚的工资，可以使他们不为养家糊口而奔波，不必为买房而背上沉重的债务，不必为治病而变赤贫，让他们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用在育人和科研上。这是对知识分子和高级人才最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