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稳定市场模式给丹麦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但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该模式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因为税收或劳动力成本过高，影响外资进入或者造成企业总部外迁；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压力增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运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正在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灵活与稳定间新的平衡点，丹麦“金三角”模式的成功无疑给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探索适合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特点的灵活与稳定的平衡点

据前面分析，丹麦劳动力市场模式的成功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改革逐步寻找到了适合本国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发展阶段的灵活与稳定的平衡点，该平衡点要随着社会发展阶段、文化背景、政治体制等因素的不同不断变动，才能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我国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经济发展阶段都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明显，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稳定有余灵活性不足，而以私营企业和农民工为代表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却灵活性强而保障不到位，需要针对不同的市场特点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对于劳动力市场要灵活还是要稳定，不能一概而论。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巨大冲击，原有就业岗位被替代，一些行业消退，新的行业和岗位出现，加上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对工作稳定和灵活性的要求也有所变化，这些都影响劳动力市场在灵活与稳定之间的倾斜。我们需要不断探索，逐步找到适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的平衡。

二、“底线保障”是构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要求

丹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无论是对非劳动力群体（如老人和儿童等），还是对劳动力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就业能力低的人群等），政府和社会机构均为其提供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多种资助渠道。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信息技术也为更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0%，基本实现劳动人口充分就业。但由于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保障不均衡或制度不完善，“因病致穷”“天价学区房”等情况时有出现，人们的生活压力依然非常大。建立以弱势群体保障为基本要求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们生活美好意义重大。

同时，针对我国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目标，可以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社会保护，为贫困人口提供生活保障，同时采用技能培训、资金投入、就业机会提供等多管齐下的市场制度保障，进行精准扶贫，让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积极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从而实现自助脱贫，提高劳动参与率。

三、终身学习政策是快速变化时代的不变选择

当前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人工智能逐渐融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经济发展动能发生转变，劳动力市场结构有所调整，对劳动者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鼓励和支持劳动者终身学习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虽然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占比会逐渐降低，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下，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张车伟等[13]认为，创新经济在带来新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对就业产生了冲击。随着创新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这些过程改变了现有职业的技能要求，同时产生了新的职业和技能需求，并增加了再培训和技能升级的必要性。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要想再次就业，须提升素质，而这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政府应多开发提供各类免费就业技能培训项目，打造面向不同劳动力群体的多元培训和教育渠道；企业不仅要做好新入职人员的培训，也要支持老员工定期参加学习、培训，以储备人才；劳动者也要积极利用各种机会提升自我素质，满足市场需求，为自己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四、搭建良好的沟通渠道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集体协商制度是丹麦灵活稳定市场模式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今后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让劳动力市场各方的需求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让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参与市场对话，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能更频繁地参与市场制度建设保障自我权益。而这需要完善各级各类企业机构的工会组织，建立工会、企业协会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有效沟通机制。政府要对劳动力市场和劳资关系进行宏观管理，推动和谐劳资关系的建设，明确三种力量的作用边界，通过促进市场发育、加强科学立法和推动第三方部门的发展，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和解决劳资冲突提供有效的机制。[14]

[1] Bredgaard，T.，F.Larsen，and P.K.Madsen，“The Flexible Danish Labour Market-A Review，”Aalborg CARMA Research Paper，2005.

[2] Jensen，C.S.，“The Flexibility of Flexicurity：The Danish Model Reconsidered，”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2001，32（4），pp.721-737.

[3] Madsen，P.K.，“Flexicur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abour Markets and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Tilburg Law Review，2007，14（1-2），pp.57-79.

[4] “Flexicurity 2nd Generation，”http：//www.da.dk/，2017-09-09.

[5]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Connecting People with Jobs，”http：//www.oecd.org/employment/activation.htm，2017-09-09.

[6] Bredgaard，T.，F.Larsen，and P.K.Madsen，“The Flexible Danish Labour Market—A Review，”Aalborg CARMA Research Paper，2005.

[7] “Top 15 Happi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17，”https：//www.jobmonkey.com/happiest-countries-world-2017/，2018-08-08.

[8] “World's 10 Happiest Countries in 2016，”http：//edition.cnn.com/2016/03/16/travel/worlds-happiest-countries-united-nations/，2018-08-08.

[9] 赖德胜、陈建伟：《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型国家——OECD国家的经验与启示》，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4）。

[10] 赖德胜、石丹淅：《我国就业质量状况研究：基于问卷数据的分析》，载《中国经济问题》，2013（5）。

[11] 赖德胜：《高质量就业的逻辑》，载《劳动经济研究》，2017（6）。

[12] “9月妥协”：19世纪90年代，丹麦的劳资冲突非常激烈，工人通过罢工等形式形成专门的冲突策略要求改善工资和劳动环境，而雇主通过封锁武器等方式进行压制。1899年4月在日德兰半岛木工行业爆发的一次小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和更多行业，雇主在经过三个多月的抵制后，不得不同意谈判。经过雇主组织和工会联盟长期艰苦的谈判，当年9月，双方签署了一份协议，被称为《9月协定》，这是丹麦第一个协调劳资关系的基础协议，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奠定了丹麦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框架。更多详情可参考：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observatories/eurwork/articles/industrial-relations/september-compromise-marks-100th-anniversary，2018-08-09。

[13] 张车伟、王博雅、高文书：《创新经济对就业的冲击与应对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17（5）。

[14] 何亦名、姜荣萍：《变革与转型：广东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调查》，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