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动力市场平衡性的演变改变了美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成为落后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成功范例。因此，美国“阳光地带”崛起的经验规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再平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阳光地带”崛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西部和南部人口与就业的增加首先要归功于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新政”，这种大范围的迁移只有联邦政府的介入才能实现。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行“新政”：通过立法来引导区域规划，以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通过优惠的金融政策吸引私人资本到南部投资，通过财政补贴和资金援助来刺激工商业的增长，尤其有意于借助军工建设来带动相关产业和城市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的“军工厂”，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国防预算开支庞大。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防开支年度预算为2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阳光地带”所得，如1976年，仅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州就占该年度全国军事订货合同总额的26.2%。[1]联邦政府还通过贷款和军事订货等方式，将大批工业企业迁至西部和南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部工业区的武器制造、军机制造、造船（航空母舰、核潜艇）、坦克制造等军工业的发展都领先于北部地区。联邦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政扶持是人口和就业由东北向西南地区转移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美国西部和南部无与伦比的气候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让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阳光地带”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适宜军事训练和建造军事设施。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由1600万增长到2500万[2]，这些退休人员离职后，多半迁往气候宜人、风光秀丽的“阳光地带”城市安度晚年，他们终生积累的财富被带到“阳光地带”，或作为投资，或用于纯消费，财富在联邦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转移。美国东南部，尤其是佛罗里达州是南迁者最理想的目的地，其他老龄人口增长较多的“阳光地带”城市有北卡罗来纳山地名城阿什维尔、俄勒冈南部旅游胜地梅德福、亚利桑那阳光明媚的菲尼克斯和图森，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大批滨海城市等。[3]而美国西部、南部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使这一地带采油业和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享有“世界石油之都”的称号，是全国最大的石油加工、石油化学、基本化学工业中心，内陆的达拉斯—沃斯堡被称为美国的“石油首府”。新原料、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也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如飞机制造、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一些轻工业。正如上文数据所示，有着优越的地理和资源条件的西部和南部承接了人口的转移，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在70年代迅速上升。
第三，60年代蓬勃兴起的科技革命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拉动了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上涨。如果说，“阳光地带”的崛起发轫于四五十年代是联邦政府直接扶持的结果，那么六七十年代的蓬勃发展则主要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如电子、原子能、生物制药、设备通信等高科技产业。新兴工业在“阳光地带”落地生根并发展，其中发展较快的是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我们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1979年，该州高科技工业部门就业人数高达57万，远超同类就业人数居全国前列的纽约州（37万）和马萨诸塞州（22万），居全国之首。[4]
这些高新技术工业均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因此，它们又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阳光地带”城市中林立着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研究中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附近圣克拉拉谷地的“硅谷”，集中了加州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众多高等学校及英特尔、惠普、苹果、谷歌、甲骨文等八千多家高新技术公司，是全美乃至世界电子工业的巨头。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构成了“三角研究中心”。得克萨斯大学、新墨西哥大学等也逐渐为人们所瞩目。“阳光地带”城市的这些大学不仅从事科研项目和培养高科技工业所需的专门人才，还吸引了大批外地青年前来求学，从而降低了这里人口的平均年龄。人口的年轻化、知识化，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素质。[5]正如上文就业增长指数和工资增长率所示，新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和南部传统的种植园经济形态，制造了众多的工作岗位，带动了西部和南部的就业，同时，高技术岗位也拉动了当地的工资水平。
第四，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为人口和制造业的迁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70年代后美国南部地区逐渐建成的高速公路网，为南部工业区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保障。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速公路网基本建成，占当时全球高速公路总里程的一半。另外，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杰克逊维尔—迈阿密铁路线路，中部平原的芝加哥—圣路易斯—孟菲斯—新奥尔良铁路线路，东北西南方向的纽约—费城—亚特兰大—新奥尔良铁路，布法罗—孟菲斯—休斯敦铁路，都明显改善了南部制造业带的对外交通条件。铁路网和全美高速公路网的建成提升了南部工业区的对外运输能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使得要素和产品流动成本下降，带动制造业向南部地区迁移。
第五，州和地方政府在联邦政府创造的相对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积极吸引外资留住人才。六七十年代后，联邦政府为缓和东北部、中西部日趋恶化的结构性失业，满足西部、南部对人才等方面的需求，除直接资助那里的一些大型工程和科研项目外，还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实施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吸引资本和人才，制定法律控制工会化程度，鼓励开展职业教育培训以开发人力资源。与此同时，西部和南部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就业信息，补贴迁移费用，制定住房建设法案，这些做法显然有助于美国资本和人口向西部、南部流动，满足了那里工业发展的需要。70年代，由北向南迁移的劳动力达400万人左右。[6]人口的合理流动，不仅满足了南部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而且扩大了消费市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区域GDP的增长。
我们在对美国各州实际GDP和就业分布、工资差距进行分析时发现，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某些数据指标在某一段时间超过了东北部地区，但并没有一直高速增长，而是增速逐渐放缓。与此同时，东北部地区数据指标有所降低，但也基本维持在全国的平均水平左右。从全美来看，没有出现一个地区欣欣向荣，而另一个地区江河日下的状况。美国东北部仍然拥有雄厚的实力，纽约仍然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可见，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再来看我国，我国二线城市的“抢人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制造业向纵深发展，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吸纳新兴产业、争夺人才的这个过程，几乎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南迁和南部崛起的历史重演。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两国发展的差异：一是国情不同。具体来说就是中美是两个人文地理环境、科技经济水平不完全相同的国家，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过程可能和美国有所不同，中国中西部的发展策略应充分结合具体实际，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的路径。二是时代不同。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阳光地带”的崛起是在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导下完成的，而我国当前正赶上了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因此，在培育新兴产业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美国的发展经验对我国平衡劳动力市场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二线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交通运输、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是促进劳动力市场平衡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应继续完善高速公路网、高铁线路网的建设，以此来带动人口的流动和就业的转移。同时，加大对中西部财政、税收、金融、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扶持，使各项公共服务朝着均等化方向发展，以满足人才的生活需求。
第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与升级需增加劳动力并发展自己的支柱产业。东北地区近年来劳动力流失严重。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发布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创新创业发展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实施意见》，对下一步东北地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指导。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加大对本地人才的就业扶持，首先留住本地人才，再想办法吸引外地人才；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软件服务、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适时及时淘汰低端制造、重复制造、钢铁制造等落后产业和产能，全面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全面推进面向东北亚的国际大通道建设。[7]
第三，中西部地区并不是简单承接东部地区回迁的劳动力，而是要结合自己的资源禀赋发展新型产业。对美国“阳光地带”崛起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南部地区的产业发展，绝不是东北部地区传统工业的简单转移，而是劳动力迁移结合各地特有资源禀赋后的再创业、再出发。与美国南部地区的崛起相似，中国中西部经济带的工业发展，也离不开丰富的能源原材料资源和国防科工基础。中西部经济带和中部地区平行，分布了中国重要的农业资源、能源原材料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留下的大量工业制造基础和国防科工资源。大批工业、国防从东北、华北迁入中西部地区，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贵阳主要接收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收飞机工业。[8]在为国防科工产业服务的同时，也应该结合民用开发出更多的产品。如美国康宁玻璃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美国太空计划开发出一种超耐热的玻璃陶瓷，最初是用于制作洲际飞弹的头锥，而后该种材料被用来制作康宁厨具，并深得民众喜爱，成立了康宁餐具公司。中西部地区可以此为借鉴，以各自的资源为依托，深入研发，创造出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
第四，中西部各二线城市应抓住机遇，积极投身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同时大力发展带有自身地域特色的高等教育。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科技信息产业可以打破传统产业多由中心城市向其他次中心城市辐射的格局，二线城市同样也可以成为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发起者。以电商经济为代表的杭州，支付应用和网购模式从这里发起并惠及全国，游戏、动漫产业成为成都新经济的重要亮点，苏州、南京、武汉和西安也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快速成长型”城市。[9]高等教育方面，合肥的中科系、武汉的光谷系、西安的军工电子系，应继续坚持自身特色，建设更加高精尖的世界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不断吸引年轻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带动中西部年轻劳动力和就业的增长。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素质的人才必定带来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的增长，这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平衡至关重要。
第五，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产业发展特色突出人才引进重点，加快完善吸引人才的后续配套政策，让人才真正“把心留住”。吸引人才只是第一步，仅有户籍、购房等方面的优惠不足以支撑人才政策走下去。只有让人才实现就业，并为其提供安心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才会从根本上留住人才。只有统筹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将发展产业与扩大就业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人才引进和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今天，中国正在进入区域发展再平衡、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链集聚的新阶段，这也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在区域范围内走向平衡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把各种生产要素从东转到西，实际上旧产业并没有转移，只是在出清过程中向高效率低成本地区集聚。在基础设施、养老医疗、科研教育政策等资源有了长足进步的前提下，脱胎于科技革命浪潮中的新兴产业将会结合中西部各地的资源特点，在供给侧发力，创造经济新动能。时机一旦成熟，劳动力市场的再平衡就会出现。70年代美国开始从北到南的劳动力市场大迁移后，美国的新兴制造业、消费零售和服务业在80年代前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10]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向平衡的过程中，也必然带来资本、税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进而对就业分布、区域经济等产生深远影响，未来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潜力不可估量。
[1] ［美］里查德·莫里斯：《关于美国城市问题的争论》，147～148页，克里夫斯公司，1981。
[2] ［美］卡尔·艾博特：《1920年至今的美国城市》，105页，伊利诺伊，1987。
[3] 王旭：《“阳光带”城市与美国西部及南部的崛起》，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4] 郭尚鑫：《二战后美国“阳光带”城市的崛起及其历史作用》，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5] 王旭：《“阳光带”城市与美国西部及南部的崛起》，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
[6] 田方、陈一筠：《国外人口迁移》，99～11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
[7] 李许卡、杨天英、宋雪：《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载《经济体制改革》，2016（5）。
[8] 宋雪涛：《中国产业大转移重塑城市格局》，载《中国房地产》，2018（5）。
[9] 任然：《“抢人大战”背后，是崛起中的“二线城市”》，载《新京报》，2017-11-24。
[10] 宋雪涛：《中国产业大转移重塑城市格局》，载《中国房地产》，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