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经济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平衡性提高得益于以统筹城乡就业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然而，劳动市场发展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异。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地区应该进一步完善以下方面的具体政策。
首先，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当前某些地区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外来人口享受基本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福利，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应当进一步取消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对非本地户籍人口的限制，进一步降低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使得流入劳动力能够在本地安心工作和发展。这样也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本地就业，从而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次，进一步加强就业服务。比如，完善职业培训，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如在全国推广“培训券”计划，让务工人员自主选择参加特定类别的培训。应该加强职业资格证书的管理。取消地方机构随意颁发的职业认证和组织的相关培训，由统一的机构对所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认证进行管理，增加职业证书的权威性，保障人才在跨地区流动时各地区对职业资格证书的认可。
最后，实现社会保险体系的完全跨地区流动。尽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近10年来不断推进，三大经济区域已普遍实现将外来流动劳动力纳入本地城镇劳动力的社会保险体系，但保险的转接性仍是一大问题。当劳动力跨统筹区域流动时，社会保障制度的转接便出现问题，从而提高了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成本。因此，应建立全国范围的社会保险体系，实现在三大经济区域内就业以及在其他地区就业时所缴纳的社保金互认，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1] 为了方便对比，本章所用的数据是沪苏浙三地、广东全省和京津冀三地的数据。
[2] 颜烨、卢芳华：《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的发展比较与思考》，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5）。
[3] Colin，C.G.，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London：Macmillan & Co.Ltd，1940，pp.98-112.
[4] 谢茂拾：《我国提前跨入后工业社会就业形态的可行性研判》，载《社会科学》，2011（5）。
[5] 邹湘江：《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11（6）。
[6] 毛新雅：《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参考》，2014（57）。
[7] 刘乃泉、孙海鸣：《上海产业结构、人口、就业的互动关系研究》，载《财经研究》，2003（1）。
[8] 毛新雅：《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参考》，2014（57）。
[9] 张婷：《劳动力流动对珠三角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4。
[10] 金万富、周春山：《2000—2010年广东省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变化及影响因素》，载《南方人口》，2016（1）。
[11] 陈红霞、席强敏：《京津冀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载《中国软科学》，2016（2）。
[12] 赵金丽、张学波等：《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评价及影响因素》，载《经济地理》，2017（5）。
[13] 刘爱华：《京津冀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载《人口与经济》，2017（6）。
[14] 王晋、张惠娜等：《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京津冀劳动力流动特点分析》，载《人力资源管理》，2017（10）。
[15] 陈明星、郭莎莎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载《地理科学进展》，2018（3）。
[16] 数据来源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7] 杨宜勇、顾严等：《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就业增长相关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05（4）。
[18] 张丽宾：《我国统筹城乡就业试点的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载《经济研究参考》，2008（46）。
[19] 马红旗、陈仲常：《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特征——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载《人口研究》，2012（6）。
[20] 参见龚维斌等：《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6（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1] 宋锦：《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问题研究》，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