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向好，但仍存在上升空间。深入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可视之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前者主要表现在城乡、地区、行业等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性别、劳务输入输出上的不平衡；后者多表现为就业的不充分，应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进步的技能发展不充分，就业质量不高，劳动力专业与岗位错配产生的利用不充分等。
一、城乡、地区和行业间发展不平衡，就业极化现象存在
城乡间在就业人员总量上渐趋均衡，但在工资水平方面仍呈现出一定差异。2005年年末，乡村就业人员有46258万人，而城镇就业人员为28389万人，仅占乡村就业人数的六成左右。此后，乡村就业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就业人数平稳上升，两者于2013年达到持平，分别为38737万人和38240万人。此后城镇就业人数反超乡村，并有差距拉大的趋势，但我国12年来就业人员总数一直向稳，未出现较大波动，于70000万人至80000万人间缓慢提升（见图3-1）。
城镇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与我国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4年，我国开始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综合试点工作，着重城镇化发展的健康与质量，这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发展可谓利好。尽管如此，城乡就业人员在收入上的差距仍然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为3.23，并至2013年一直维持在3倍水平，2014年下落为2.97，2015年与2016年收入比相近，为2.73和2.72。总体来看，近7年来城乡收入比持续下降，尤其在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而后较为稳定（见图3-2）。
此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求人倍率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地区几乎一直高于其他地区，需求缺口较大，东部的需求缺口最小；各地区长期以来较为平稳，但近期有整体上升趋势，求职人数愈加低于岗位空缺数。由图3-3可知，西部地区除了2014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以外，求人倍率一直高于东部和中部，最低1.08，最高1.29；东部地区除2013年第三季度、2014年第二季度、2016年第三季度以及2017年第四季度以外，求人倍率皆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由1.06波动上升到1.22；中部地区一直处于中间位置，变化不大。比较来看，2013年第三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需求缺口相差不大，只在2014年第三季度发生了波动，但自2016年开始，三大地区的需求缺口差异相对显著，分离较为清晰，在2017年第二季度达到差异最大，西部高于东部0.21，而后趋于收紧态势。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区都存在一定波动，也均在2017年年末达到各自最高值，西部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促生出更大的人才需求，但碍于自身发展水平和条件难以一时满足，尚需由其他途径进行贴补。
劳动力市场在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也较为明显。企业扩张撬动劳动力市场需求，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部门非均衡性发展，进一步诱发了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波动，由于行业间的互联性，这种波动也会波及其他多个行业，尤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显著。同时，除了行业间的就业供需波动，行业间的工资差异也相对较大。2015年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两者遥遥领先，金融业尚得头筹，但在2016年的非农行业中，已被后者反超。但国有企业金融业的收入仍居首位。同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等行业的平均收入紧随其后，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工资水平较低，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距（见图3-4）。
与此同时，就业技术“极化”现象已经出现，并有延伸态势，空间“极化”现象凸显。技术进步对中等技能岗位的挤出效应初显，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的需求将大量增加，这将由发达城市逐渐向外延伸，影响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东部地区仍是主要劳动力吸纳地，造成了地理空间上的不均衡。
二、收入分配、性别与劳务输入输出方面亦发展不平衡
收入分配涉及城乡、地区以及不同群体间居民收入差距等多个方面，近年来这些差距仍较大。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时为0.474，一直到2015年逐年下降到0.462，2016年略有反弹，达到0.465，都高于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发展形势严峻。2016年我国低收入户（20%）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28.7元，高收入户（20%）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259.5元，是低收入户的10倍之多，而近几年也均为如此高的比例，收入分配上存在较大失衡。同时，前文也提及了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一般为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左右，东部地区经济实力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16年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654.7元，居于首位，高于东北地区22351.5元；其次是中部地区，为20006.2元，西部地区最低，为18406.8元。[1]东部地区约为其他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倍，就劳动力市场而言，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劳动力的流动与不稳定性。
从性别来看，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存在差距，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女性至少10个百分点。2000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87.82%，女性为76.82%，两者相差11%；2017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82.84%，女性为68.84%，两者相差14%，近几年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3-5）。
同时，从男性与女性的失业率来看，男性失业率一直高于女性，基本保持1个百分点的差距，但总体趋势趋同。2000—2007年，两者失业率一直下降，并于2007年达到18年来的最低点；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陡升，出现了一定波动，而后缓慢提升。从2016年开始，男性失业率与女性失业率的差距开始缩小，2017年进一步紧缩，但男性失业率略有下降态势，女性失业率略有上升，性别歧视仍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典型歧视（见图3-6）。有关学者的调查发现，在城市中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30%，而且女性被解雇的概率更大。[2]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八成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歧视，其中，22%的女性认为就业中性别歧视现象严重，59%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存在一般性别歧视，仅有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中完全不存在性别歧视。[3]除了劳动参与，在工资水平、岗位晋升等方面，女性劳动者也一直处于弱势。
除收入分配、性别以外，劳务输入输出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了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城乡间存在农村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优越的条件和实力，吸引着大量劳动力的涌入，而中西部地区多为劳动力外流区。随着国家新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部分地区转变身份，成为新的人口流入区，部分重点城市也成为所在省的“节流器”。有序的劳动力流动能够较好地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但无序的流动不仅会造成供需失衡，更可能引致其他发展问题，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均造成负面影响。
三、就业与应对技术进步的技能发展不充分
我国1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0年，我国15岁及以上总就业人口比例为73.72%，在2006年下降到70%以下，为69.88%。2017年，该比例继续下降为65.71%，也就是说，在15岁及以上的每100个人中，只有不到66个人参与就业，而这一状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并没有减缓的态势，甚至会更低（见图3-7）。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较大，而需求减少。从劳动力群体来看，主要是毕业生和农村劳动力。毕业生包括每年7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以及500多万的中等院校毕业生，而我国现在的经济活动人口数有7亿多，其中农村劳动力高达3亿多。[4]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技术进步对就业岗位的冲击，以及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减员增加，我国就业需求降低，与提升的就业供给量形成反差，造成就业的进一步不充分。
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初显。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部分企业开始引进机器人代工，一方面带动了高技能岗位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挤压了部分中等技能就业岗位，就业“极化”现象明显。就目前来说，机器人已由枯燥危险、不适宜人类完成的任务逐步涉猎到制造业、服务业、医疗保健、国防以及空间探索等领域，并有引发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的趋势，创造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就业岗位。而这些就业岗位也对从业者的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多涉及专业技能培训、机器人租赁、自动化发展等有关的工程、金融、租赁、培训等新的就业领域。
但当前我国劳动力素质与这些新型岗位需求尚不匹配。国内缺乏精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高技能人才，即使部分企业已引进该类技术用于生产，但多为从国外进口的机器人产品，而非国产，这只会带动国外就业水平的不断提升，而非国内就业水平。目前，国内存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较大人才需求缺口，兼顾相关技术研制操作与企业工艺特点的复合型人才、技术研究领军型人才及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较为稀缺。技术进步对其他岗位的挤出作用，也使部分劳动者面临较大失业风险，而该风险或许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存在。
四、就业质量不高，劳动力专业与岗位错配产生的利用不充分
就业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含了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劳动保护、职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就业岗位的稳定性是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以微观指标来衡量的就业稳定性并不乐观。根据全球著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对我国3000余家企业的调研结果，2016年中国企业员工离职率高达20.8%，其中主动离职率为14.9%，被动离职率为5.9%。从行业来看，酒店行业员工离职率最高（43.4%），互联网次之（36%），地产、零售、物流和消费品行业的离职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前程无忧发布的《2017离职与调薪调研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员工整体流动性明显上升，平均离职率为20.1%。其中主动离职率整体达到16.0%，被动离职率为4.1%。从各行业员工离职率来看，高科技、制造业、消费品行业的员工离职率依然较高，分别为25.1%、24.4%和21.1%。[5]这不仅对劳动者本人造成经济损失，也不利于企业稳定生产经营。
此外，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不高，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全，保障水平低，不少劳动者并不能享受到“五险两金”的充分保护；超时工作现象普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64.4%，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78.4%；白领阶层加班现象也同样十分突出。[6]而这些都说明我国就业质量不高，尚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针对毕业生群体来说，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错配的现象比较严重，而这在另一方面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与就业的低效。有学者研究发现，近三成的毕业生就业时专业与岗位不匹配。国外研究显示，欧美发达国家毕业生的不匹配情况较低，大多位于10%～20%之间，而我国达到了33.3%，比例偏高。[7]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撰写的《社会蓝皮书：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提到，2011—2015届中国大学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由64%提高到66%，有小幅上升，但仍旧有很大提升空间。[8]就业岗位与专业的相关性也因专业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医学、工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技术较强领域的毕业生，出现岗位与专业不匹配的情况比较小，相关度较高，而理学、农学、历史学等相关度较低。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产业更新换代加快，新领域、新技能、新业态将不断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成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这与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传统专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错位、摩擦甚至脱节，而对于毕业生劳动力群体来说，这将对其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产生直接而强有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