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看，文明社会还必须能够充分体现人的“自由个性”。文明社会，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展现个人存在的本真状态。个人选择越多的社会，越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当一个社会的规则容许人们合理追求个人利益，鼓励人们互惠互利时，这个社会的个人就会有最大程度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即使这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有尊严、幸福。毫无疑问，人能够给自己做主，这当然是人的自由的最高体现。但是，人的发展往往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沦落为异化劳动。现代人处在资本的全方位宰制之下，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①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处在异化状态之中。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只是为了资本增殖的需要。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工人的无酬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遭受着资本家残酷的剥削。不仅如此，工人的劳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却变成了受资本所控制的劳动。由于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所支配，它所体现的就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意志，而是资本的意志。资本主义把工人具有潜能和创造性的“活劳动”(自由劳动)规训为了丧失生命潜能和活力的“死劳动”(机械劳动)。工人的这种机械劳动丧失了人的生命潜能和活力，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环节或工具。可见，妨碍人的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的，主要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雇佣劳动关系彻底地窒息了人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曾经从人的存在方式变迁的视角透视了人类社会形式的变化。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称作“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称为人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理想的文明社会形态的标志。马克思也把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称为“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的“自由王国”,绝非是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隔绝，而是人的“自由劳动”的实现。在自由王国中，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了

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可见，真正的自由王国从人的存在方式来讲就是“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从马克思的学说广泛传播以来，人类历史背后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观点就很少有吸引力了。“马克思比他之前的任何思想家都更多地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力量的强大，认识到法律、政府及其他社会形式影响个人的深刻程度。”②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人作为“现实的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个人，处在一定生产关系当中的个人。马克思从来不研究抽象的、一般的人，而是研究“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和工人就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的个人，而这种生产关系是由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决定的。因此，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正是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马克思说：“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③

文明社会是建立在降低暴力程度基础上的良序社会、正义社会和自由社会的统一。无论如何，这都应该成为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加以拒绝。正像斯凯伦所提出来的观念：人们就正义原则达成一致的依据，“是无人能够合乎情理地拒绝的原则，而不是指‘人人都可以合乎情理接受’的原则”①。但在这一文明社会概念的背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文明社会的根基应当是财产权，只有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上，现代社会作为良序社会、正义社会和自由社会的统一才成为可能；而马克思则认为，真正的文明社会应当扬弃私有财产。“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②马克思所追求和展望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高级和理想的文明社会形态。人驾驭自己的社会关系是保证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真正的自由王国”里，生产关系恢复为人与人之间本真的社会关系，人类劳动达成了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以审美活动为本质特点的人类活动诸样态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自由王国，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换言之，人类劳动成为真正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共产主义彻底地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冷战的格局已经成为历史。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在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①可见，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是站不住脚的：文明之间有竞争、有摩擦，但绝不会产生相向而行的冲撞。产生冲突的只能是野蛮和文明：暴力与和平，封闭和开放，奴役和自由，契约和丛林……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明秩序的领地一直在扩大，野蛮的领地一直在缩小。我们对未来仍然可以保有期待。我们也一定可以在一种新型所有制的基础上重建文明社会。共产主义作为超越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永远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