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喻为“魔术师”,而把“资本”比喻成“魔鬼”。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马克思这段论述的话，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这一隐喻实际上包含着正负两层含义：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魔术师”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个“魔术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了。

吉登斯也曾明确地把驯服资本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称为“驾驭猛兽”。吉登斯追问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①无论是马克思的驾驭或支配“魔鬼”,还是吉登斯的“驾驭猛兽”,都向我们表明：“驯服资本”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尖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资本主义是没有办法或无力驯服资本这一“魔鬼”的，驯服资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任务就是“驯服资本”,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性的文明是资本的文明，因此，“驯服资本”的道路就是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能否超越“资本的文明”,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就在于能否驾驭资本的逻辑。毫无疑问，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资本仍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之后，也要利用资本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②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邓小平破除了资本的流俗观念，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邓小平的这段话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资本和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不再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决定社会性质的东西。这样，资本就被从资本主义当中剥离出来，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引入资本，搞市场经济。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发挥资本增殖逻辑的正面作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活力。总之，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如何做到这就成为一个问题。第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组织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只有两种：一是作为政府力量的权力，用它来配置社会资源进行扩大再生产，即计划经济；二是作为市场力量的资本，用它来配置社会资源扩大再生产，即市场经济。政府的经济权力与资本二者都是支配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关系力量。那么就需要探究计划和市场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资本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引入资本的力量，如何为己所用，而不致为其所困?换言之，也就是社会主义如何驯服资本的问题，将资本作为利用、引导和驾驭的对象。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驯服资本的问题。更明确地说，是社会主义如何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而避免它的负面作用的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这一驾驭资本的现实途径，在此引入“三种逻辑”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人的现实世界分成三个维度：生活世界、政治世界(国家)和经济世界(市场)。王南湿认为，虽然生活世界、国家和市场这三个实践场域之间密切相关，但它们各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或内在的逻辑。生活世界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其自发的指向是维持全体社会成员好的生活或正常的生活，故其内在逻辑可被称为生活逻辑或生存逻辑；政治活动场域的主体是国家权力，其目标是将社会生活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故其内在逻辑可称之为秩序逻辑；市场或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资本，其自发的目标是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其内在逻辑可称之为资本逻辑。这样，三个实践场域之间的博弈，也就是生存逻辑、秩序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博弈。上述这一框架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力量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坐标。

资本逻辑与生存逻辑经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明这种冲突，“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最有利的”。由于利润最大化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指挥棒，因此，“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所以，这就导致了“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①。由于资本逻辑和生存逻辑处于一种天然的对立状态，那么,国家权力在两者之间需采取何种立场?

第一种情况，资本逻辑支配国家政权，最终必将损害社会成员的生存逻辑，而使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人集中，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也违背了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的目标，其结果必将是政府被资本的逻辑所绑架；第二种情况，国家政权支配资本逻辑，国家政权以生存逻辑为导向，这样能够更好地保障民生，更好地引导和驾驭资本。除行政权力之外，国有资本应该在驾驭和引导社会资本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国有资本不应该以资本逻辑及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而应该保障生存逻辑，引导全社会的资本服务于民生。

因此，当代中国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的问题。只有当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私人资本力量，才有可能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①如果说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为我们破除了关于“资本”的教条观念的话，那么,上述这段话则为我们指出了驾驭资本的道路。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调控和引导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志着社会主义结束了对资本力量的恐惧与敌对的态度，而代之以充满自信的主人翁态度，资本只是我们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信奉的主义，可以把资本力量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去调控和引导资本，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就在于通过国有资产资本化为“国有资本”,引导、吸收和控制全社会的资本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保障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从三种逻辑的视角看待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的驾驭，就是通过秩序逻辑与生存逻辑相结合，去引导资本的逻辑。而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权的性质，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本性，这就要求无论是党和国家，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诉求。

人类不只在过渡，而是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崭新文明的再创造。要想真正超越资本逻辑、拯救现代性，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要靠认知主体的反思，更要靠生产主体的实践。只有在“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实践中，寻求驾驭资本逻辑的方法，方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为人类服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