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增殖虽然发生在生产领域，但是其实现却发生在流通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一方面，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角度看，“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①;另一方面，从货币占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角度看，“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②。资本的实现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只有在被卖出去之后，资本的增殖才能真正实现，货币才能最终转化为资本。一言以蔽之，资本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没有消费，也就没有资本增殖的实现。当我们的社会被鲍德里亚称为“消费社会”时，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资本疯狂增殖的时代。
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消费对象来讲，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消费品，不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从消费主体来讲，消费的“个性化”,使个人患上了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这使得现代“个性”与消费具有同构性特征，可以说，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鲍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正受物体系的控制。实际上，“物体系”只不过是"抽象成为统治"的现时代表达而已。
广告在消费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消费者单纯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自己理想实现、获得他者认同、满足亲情关怀需求的过程。首先，广告为消费者创造了一种“主体”的想象。通过广告，物体成为人们想象的对象，消费的过程变成了这一想象的确证过程，而不仅仅是原初意义上的需要的满足。广告让消费者感到只有消费了广告所提供的产品，才是一个真正的有“个性”的人，是一个自己理想实现的过程。其次，广告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的途径。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他者认同是靠消费来完成的。广告会让人们的消费行为感到是获得了一种荣耀、尊严和身份。最后，广告体现了一种母性的关怀。广告将消费品描绘为不仅考虑到消费者所需要的一切功能，并且还能提供消费者没有想到的但又潜在需要的功能。广告的这一特征堪比母亲的呵护。正是在广告的巨大威力下，消费成为人们的生活状态，没有消费，现代人好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性需求。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的文明形式。现代文明就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是工业生产，其技术基础是“大机器”。正是由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生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快速的增长。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的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的支点。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逻辑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的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的活动。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消费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种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不能做到“节约”的。因此，资本的逻辑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掠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就成了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
资本逻辑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悖论：人类只要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但是，恩格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最主要的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物质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服务的活动，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看成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劳动本来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而现代社会却把劳动变成了人类改造、奴役、宰制自然的工具，人和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因此，受资本的逻辑所支配下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会产生环境问题。
正是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必须限制现代人的消费。合理性的消费构成了“资本实现”的界限。那么如何来界定呢?何种意义上的消费是合理的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搞》中区分了“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欲望的产生和“历史形成的需要”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③“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是两种具有本质性差异的需要形式。何谓“自然的需要”?“自然的需要”就是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本能层次的需要，它是维持人的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需要就必然存在。这一点在动物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动物身上的需要只能是自然的需要，动物终其一生都在为这种需要而努力。如果说“自然的需要”是维持人类本身再生产的必要的需求，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超越本能需要的欲望。“自然的需要”的放大，我们可以称之为“贪欲”,但它并不是对“自然的需要”的超越，依旧是自然的产物，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历史形成的需要”是对“自然的需要”的超越，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形成的需要”对人来说不是必需的。消费是对需要的满足，满足“自然的需要”是合理性的消费，满足“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消费则相对来说是必须进行限制的。我们常说的符号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就是典型的满足“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消费，这种消费是人类一种无止境的欲望的展现。
我们设想一种超越资本的未来，不一定就是要从根本上摧毁资本和市场。因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邓小平把“资本”“市场”同"资本主义"进行了剥离。既然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资本”和“市场”,那么后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就不可以存在“资本”和“市场”呢。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如何驯服资本的逻辑，使资本和市场社会主义化。马克思最为重大的当代意义就在于他指明了现代社会的三个合理性边界：资本增殖的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和资本实现的界限。这为我们驯服资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现代社会如果想要平稳地运行，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对于资本增殖的界限，国家需要对金融资本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里，并不是要限制和取消金融资本的发展，而只是想规范金融资本的发展。对于资本收入的界限，皮凯蒂提出的解决方法还是具有可行性的，通过征收累进资本税，从而达到限制资本收益率的目的。对于资本实现的界限，政府是无法进行调控的，因为我们不能通过公共权力去限制人们的奢侈性消费，只能依赖个人境界的提高，去控制自己无限制的物质欲望。中国古人讲小康社会，小康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指标，更是人的一种生活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