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的文明”,驯服资本必须从两个层面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制约：一是精神伦理层面，二是社会制度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建构是当代中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尤其是西欧绝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都来源于基督教。但有的思想家，如赫斯做了相反的解释。他认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小商人社会只不过是基督教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的世俗化。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内在关联。当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时，他确实颇有识见地提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教伦理。韦伯指出：“教派成员身份意味着一种关于个体的道德资格，尤其是其商业道德的凭证。”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主体应当是“教派成员”,否则就不具备道德的可信度。韦伯比较了传统意义上行会成员和教会成员。某个行会成员获得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成功将会削弱行会的精神。而如果某个教派成员合法地获得了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成功，那么,这种成功所证实的是他的价值以及他的恩宠状态，而且这会提升该教派的声望和增加宣传的机会。因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内在的共契。“行会当然不可能产生出现代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只有禁欲教派的那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所具有的那种经济的‘个人主义的’推动力进行合法化，并赋予它一种荣光。”②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精神和文化的条件是作为救赎宗教的基督教。中国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不可能引进其背后的精神和文化支撑——新教伦理。在完全没有救赎宗教传统的中国，若无相应的并且有足够平衡力量的精神-文化建制，则这种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足以毁灭性地瓦解整个社会生活。它自发地产生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无限制发展，即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一种欲望满足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斯·韦伯的视域中，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禁欲教派的伦理，它正是对资本这种欲望形而上学的约束和抵制。在此基础上，西方发展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如果没有对罗马世界的宗教和法律传统进行现代改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就自行瓦解了。其实，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已经为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指明了方向。亚当·斯密向我们表明，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是：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作为内心的监督；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这三条正是《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出入及军备的演讲》和《国富论》三本著作各自的主题。这就是斯密留给现代资本主义最为宝贵的遗产。可见，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内心道德监督和外在法律规范制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在这三者之中市场经济的基督教道德主体是最为基础性的。

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主体的建立是一个重要问题。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也仅限于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其背后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教伦理是不能引进的。而传统的儒家伦理已经被摧毁，社会“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这种缺失意味着：以往的或既与的精神样式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了；虽说某些部分或片断依然在起作用，但缺少一种已然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①。正是这种困境将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任务提到了思想面前。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逢其时，它绝非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捕捉到了当代中国急需解决的时代任务。作为精神-文化建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这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是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客观精神的精神-文化建制绝非一种主观任意性的构造，它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具有这两方面的内容。黑格尔曾经立足于客观精神的概念，批判了形式的知性、形式的意志和自由、外部的反思、无内容的推理和空洞的抽象。一句话，批判了主观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探讨了精神-文化建制的原则。黑格尔指出：“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做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②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物中，都被这个“民族精神”所鼓舞。“关于这个精神，必须有一种明白的自觉，而这种知识的中心便是宗教。艺术和科学仅仅是这同一内容的不同的方面和形式。”①黑格尔所谈论的“宗教”是一种最为广义的宗教。“一个民族对于它认为是‘真’的东西所下的定义，便是‘宗教’。”②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宗教”所集中体现的就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客观精神。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正面临着有可能丢弃我们的民族传统、失去我们的民族自我、丧失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危险。“我们发展了现代化的高科技，建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广厦，享受到了高消费的现代化物质生活，却丢掉了我们固有的文明传统，失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特质，到头来中国不再像中国，中国人也不再像中国人，只剩下一个个体区界的我性。在这点上，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也同样，如果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特质，那也就是失去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存在价值和意义。”③民族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自我与民族个性的标志。

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标志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时代精神”是时代的理论表征，蕴含着时代问题，体现着时代的呼声。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驯服资本的问题。因此，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形态的建制必须围绕“驯服资本”来展开。换句话说，精神家园的建构必须对抗资本的逻辑，而不是抽象地强调以什么文化传统为主来进行建构。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只能由此种可能性来获得基本定向。“离开理论自身生长的具体时空条件，抽象掉历史现实的内容，背离思想的当下使命和对当下社会发展走向的预见，再伟大的思想也会失去其应有的魅力，再天才的理论都将蜕变为空泛的教条。”①因此，精神文化的建构必须聚焦于当代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儒学现代化、西方哲学本土化，都必须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理论旨归。只有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才能建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这种精神-文化的建制必须是超越资本逻辑控制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其一，这种文明类型不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不是以资本的逻辑为本质根据的，换言之，它不是资本主义文明，而是具有特定性质与内容的社会主义文明；其二，由于它积极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它摆脱了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控制，是一种以“驯服资本”为前提的文明的新形态。

作为精神-文化建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它以驯服资本为其建构前提，在此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客观精神，是一种属于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建制，一种“超越资本”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