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普遍的抽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下。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性是一个断裂，现代性标志着我们时代独特的历史特征。对现代世界的本质性考察是探讨当代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条件。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代世界的历史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性质。大工业是中世纪以来继工场手工业、商业之后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大工业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迅猛发展，资本高度集中。因此，“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资本主义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现代世界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②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毋庸置疑，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资本全球化这样的现实当中。
可见，资本主义使现代世界进入了世界历史，现代世界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③詹姆逊也明确声称：“我相信现代性惟一令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④如果我们把现代世界的本质定义为资本主义，问题就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与传统思想家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此。传统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把历史的曲折发展单纯地归结为他们梦想加以消灭的宗教迫害和封建专制。他们认为，一旦实现了以上的梦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将永远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条件下，进步将得到保障，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同所有新兴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①。正是在这一基本判定的前提下，西方思想家们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所构成的现代世界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世俗化，是基督教天国在尘世的实现，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与此相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的现实。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施里加“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②。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工业和商业所建立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而不是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正因如此，海德格尔不无赞赏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懂得我们时代的两重独特的事实：经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架构。资本的逻辑对现代世界的控制是马克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性诊断。“现代哲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古代哲学和希腊的关系：一个绝对的内在性平面与一个同样依内在性行事的相对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③割断现代哲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无法将其称为“现代”哲学了。任何一种忽视现代世界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现代性解决方案，都不免会堕入一种抽象的现代社会救赎当中。
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逻辑已经成为我们无可争议的生存处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秘密：资本逻辑及其所导致的资本之链。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占有者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货币转化为资本，必然产生资本增殖的逻辑，资本逻辑在社会中必然引发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必将导致现代社会的终结。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告诉我们：以资本增殖的逻辑为架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灭亡。因此，现代社会如果想实现自我救赎，必须斩断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我们把斩断资本之链的做法，称为驯服资本的逻辑。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吉登斯也曾明确地把驯服资本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称为“驾驭猛兽”。吉登斯追问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①无论是马克思的驾驭或支配“魔鬼”,还是吉登斯的“驾驭猛兽”,都向我们表明，“驯服资本”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尖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现代中国尤为突出。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或资本这一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逻辑的支配力量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利用、彰显和建构资本增殖的逻辑，达到推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的同时，要制约、驾驭和驯服资本增殖的逻辑，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让资本为民生服务。驯服资本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的问题。从总体上说，只有当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资本力量，才有可能斩断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才有可能保持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当社会主义力量无法引导与驾驭资本力量时，资本力量反过来就会成为全社会的主宰力量。
简而言之，所谓“驯服资本”就是要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规避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驯服资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在于资本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特征。如果对资本进行一种单向度的负面理解，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法就只有消灭资本。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对资本进行绝对的否定性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是双向度的。换言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双重本性及其双重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的正面效应称之为“资本的文明”,并且高度地评价了资本的这种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①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赞赏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捍卫资本主义的学者。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②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及其对人类世界的开拓是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同时资本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极致。
马克思对资本二重性的揭示决定了我们对待资本的态度完全可以采取“驯服资本”而非“消灭资本”的策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资本主义是没有办法或无力驯服资本这一“魔鬼”的，驯服资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驯服资本”,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现代性的文明就是资本的文明。因此，“驯服资本”的道路就是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