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政治哲学家们针对其所处时代的统治权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探索出了驯服统治权这一思路，从而催生了近代的政治解放进程和人类文明形态的革新。那么,针对当今时代资本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究竟能否借鉴驯服统治权这一思路呢?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在资本的文明这一文明形态下，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要想超越资本的文明，从而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所要超越的对象又是什么?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资本的文明形态下所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资本，但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将当代社会的全部问题都归因于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笼统的归类方式。根据马克思的揭示，只有完成了从W—G—W到G—W—G'的转换之后，当货币不再是以购买商品为目的，而是以自我增殖为目的而运动时，资本才与积累起来的一定量的货币本质性地区别开来，资本的本质性特征就在于不断追求自我增殖的资本的逻辑。但是，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一经开始，人类便迅速开始生活在资本的逻辑的统治之下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从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到“人被抽象所统治”的社会现实，中间还是需要经历很多中介过渡环节的。资本的自我增殖并不构成问题，而只有当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绑架了人类的日常生活，裹挟着人们随着资本的逻辑一同前进的时候，围绕着资本的各种社会问题才会显现出来。因此，资本的逻辑对人类社会的裹挟作用的发挥首先有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只有在劳动社会化之后，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参加商品流通之后，资本才具有对无酬劳动的支配力；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从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后，资本才具有了交易一切、买卖一切、统治一切的能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资本的逻辑才能够裹挟着人类社会前进，这时，起作用的就不单单是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了，更重要的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的支配力，这就形成了一种资本权。正是这种资本权为资本提供了奴役人、控制人的力量，从而使人类屈从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

而且，若抛开无孔不入的资本权，而单论资本本身的话，资本本身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万恶之源。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在《共产党宣言》里首先承认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好像从地底召唤出了无尽的生产力”。事实上，在特定的领域内，资本权所赖以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的，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我们所要警惕的是我们的社会由“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滑落为一个“市场社会”。“这里的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组织生产活动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市场价值观渗透到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市场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按照市场规律加以改变的社会。”①市场原则及与之相伴的资本权在特定的领域内确实有很大价值，但一旦我们进入了市场社会中，由于市场的原则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而资本权也就变得无孔不入，从而它就能够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层面上将资本的逻辑强加到人们身上。因此，当我们在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试图与资本产生正面交锋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最现实的敌人是资本权，主要是资本与人类社会相交织所形成的无孔不入的资本权力网。

也正是由于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资本权，才使得借鉴驯服统治权的策略成为可能。在驯服统治权的过程中，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使用的主要是制度武器，及通过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建构来实现对统治权的规训与合理规划，使统治权能够不与人类的幸福和自由相背离。如果我们所针对的理论敌人是资本的逻辑本身的话，那么我们究竟能否通过一套政治制度建构来打破资本的逻辑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一方面属政治领域的政治制度能否切中属经济领域的资本的逻辑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另一方面之所以资本的自我增殖的本性被冠以资本的逻辑的名称，乃是因为一当资本开始按照G—W—G'的方式开始运动，它就开始了其自我增殖运动，这一运动是有着逻辑的必然性的，而逻辑的必然性就意味着它不是能够轻易地为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因此，我们究竟能否破除资本的逻辑的必然性本身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理论难题。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理论敌人是资本权，这就使得上述两个难题不再成为理论障碍：虽然资本属经济领域，但当其以资本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政治制度就可以针对它有所作为了；虽然资本的自我增殖运动本身具有逻辑的必然性，但我们并不追求直接消灭资本的必然性逻辑，而是以资本权为目标，这就避免了以主观性反对必然性的难题。因此，借鉴驯服统治权的经验、策略来驯服资本权就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在与资本权的斗争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和与统治权斗争时所遇到的相同困境，这又使得驯服统治权成了唯一的可行出路。前文已经表明，统治权本身是不可取消的，贸然取消统治权非但不会为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而是会损害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的。与此同时，试图退回到过去的思路也是行不通的，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取消统治权、退回古代社会，而是驯服统治权。针对资本权，我们同样也要面对这些限制性条件。纵观当今人类社会，至少在可以遇见的未来，资本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推动人类社会前进发展的发动机，而资本权虽然使得资本能够奴役、统治人，但毫无疑问，资本权也赋予了资本这台发动机进行功率输出的能力。如果贸然取消资本权的话，那么资本将无法对人类社会产生任何实际作用，而只能依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转”。这就相当于拆掉了人类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取消资本权。同样，针对资本权问题，我们也无法通过历史的倒退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便是以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为参照点，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了，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自我调整，以及金融资本等新生事物的发展，许多工业革命时代的旧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我们的时代又产生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问题，如由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这与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遭遇到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在原理上也大不相同。因此，我们无法退回过去，而且即便退回过去，过去的经济、政治制度也无法解决今天所发生的问题。

我们所针对的理论敌人是资本权而非资本的逻辑，这表明在驯服统治权过程中所运用的制度武器对于解决今天的问题同样是有效的；资本并非十恶不赦，而是同时具有正负作用的，资本也有其文明面，这表明资本是能够被驯化、为人所用的；针对资本权，我们既不能将其取消，也无法退回过去。综合以上各点，驯服资本权就成了在超越资本的文明的路上我们所能采取的一种合适的处理方式，这一灵感是来源于近代政治哲学家们所采取的驯服统治权这一策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