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无产阶级作为**生命被剥削、被物化，这至少说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一旦资本主义不再对其进行剥削、物化时，无产阶级中的一些群体就真的成为存在着的无，成为被废弃的生命。鲍曼以“园艺型社会”为类比指出，在园艺文化中，一部分杂草由于没有丝毫价值，会被隔离、转移，乃至被清除。同样，在生命政治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社会中，如果资本家判定工人不再有能力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那么他们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至高统治者有权决断**生命之生死一样，资本也有同样的权力对无产阶级之“生死”进行决断，将一部分无产阶级判定为多余的、无用的，乃至有罪的废品。他们是失业的穷人，现代社会“没有位置留给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无法履行义务的消费者”①。

相对于传统手工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是机器大生产。机器的引进使得大量工人失业。马克思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以毛纺织工业为例指出，当精梳机出现后，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手工劳动被淘汰，工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附于机器。与此同时，“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前者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而后者是潜在的雇佣工人，也称“相对过剩人口”,其实就是失业工人。机器生产体系的引进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作为失业工人的产业后备军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资本家加深剥削工人程度的有效工具。机器体系的使用不仅代替工人的劳动，还将妇女、儿童等补充劳动力纳入劳动范围，这就导致男性劳动力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②把儿童送到工厂工作，使得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摧残：丧失了健康的体魄，荒废了头脑的智力。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③。工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保障自己的权益，必然要与机器发生对抗。所以早期的工人斗争经常表现为对机器的捣毁。在工人看来，正是机器的存在使得他们丧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淘汰、所废弃。

失业工人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排斥和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工人就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就业工人的意义和价值只是针对资本家而言的，对于工人自身而言，其生命也是被废弃的。劳动者本应是积极行动的主体，劳动工具是客体。然而随着机器体系的产生和大规模应用，这种主客体关系就完全颠倒了，由工人利用工具到工人服侍机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变成了机器体系的一部分，工人自身也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可以被任意处置。工厂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再是工人而是机器，机器可以独立于工人而存在，离开某一批工人而使用另一批工人，这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工人却只能依赖于整个工厂，依赖于资本家，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否则他们的生活就难以为继。因此，作为机器的附属物，工人永远是第二位的，机器则是第一位的。资本家只关心机器的折旧与损耗，而无视工人的生产条件和身体状况。人在永不停歇的机器运转中进行着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重复性的机械操作。这种重复性的机械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能动性生命的废弃。一旦他们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再工作，就被其他工人替换，彻底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抛弃。

无论是失业工人，还是就业工人，他们都还有可能激发自己的生命潜能，脱离被废弃的生命状态，但是资本主义的管控却使得这种可能性彻底被压制。从时间上来讲，个人全面充分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自由时间，而在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下高强度、长时间的重复性机械劳动不仅使工人的健康每况愈下，也占用了其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哪怕8小时工作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保证了工人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时间，但由于资本家增加了工作日的劳动强度，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工人的自由时间要么被侵占，成为劳动时间的延伸和变形，要么被填充，被虚假的需要和消费所充盈。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学习培训去激发和提升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工作能力，从而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从金钱上来讲，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资本家必然把工人的工资水平尽可能降至最低。“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①最低工资意味着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去提升自己。所以，“生命政治主体生来就是一个**的和贫穷的存在，悲惨、无知和疾病让穷人**游走在存在的边缘，穷人是‘存在之力量的**永恒性’”②。

现代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通过学习培训提升自我，掌握现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从而也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加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对人的排挤和替代，从而成为现代性废物。“‘人类废品’(human waste),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废弃的人口(waste human)(‘多余的’和‘过剩的’,指那些不能或者人们不希望他们被承认抑或被允许留下来的人口)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③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废弃的生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现代社会中被废弃的生命与传统社会中被废弃的生命截然不同。在传统社会中，被废弃的生命主要表现为传染病人和罪犯，其处理废弃生命的措施主要表现为严厉的隔离主义政策和特别的安全措施。在此，我们并不否认现代社会存在传染病人和罪犯。但与传统社会不同，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废弃的生命更多的是一种健康的生命，只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成为被废弃的生命。由于现代社会被废弃的生命本身是一种健康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人类废弃物”不再能够被送往遥远的废弃物处理场所并被牢牢地安放于“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这种废弃的生命只能被紧紧地封闭于现代社会这一密闭的容器之内。

生命被废弃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机器本身的产生和使用，也不在于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于资产阶级基于这种生产关系对无产阶级进行的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管控和规训。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暴力的国家机器，而且诉诸文化工业这样的意识形态手段对无产阶级的生命基质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更加严密的管控，消解其反抗意识，削弱其反抗能力，使之成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驯顺的生命。在资本的钳制下，无产阶级的生命被剥削、被物化和被废弃，在此三重含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命的典型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无产阶级沦为**生命呢?在阿甘本看来，与**生命相对的是形式生命。所谓形式生命，是“一种永不可能从其形式相分离出来的生命，一种永无可能在其中离析(siolate)出类似**生命之类东西的生命”①。形式生命关注的关键点在于生命本身的价值，意味着人在生存过程中有实现其潜能的条件和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无法摆脱沦为**生命的命运，是因为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只有超越资本的文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可能摆脱**生命，重获形式生命。无产阶级作为**生命被资本主义制造出来，但却无法被其所隔离，只能被其封闭于现代社会这一密闭的容器之中。当**生命聚集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爆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