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时间总是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相关联的，是感性活动得以展开的生存论境域。因此，“时间”总是具体地表现为劳动时间，而不是抽象地处于人类生活之外的纯粹时间。只有在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真实地领会时间对于人的本真性意义。

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与劳动二重性一样，劳动时间也被区分为双重存在样态：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②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从质的意义上彰显着劳动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表征着人所特有的生命活动方式。“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③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亦可被称为活劳动时间。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则在量的意义上是衡量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并且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外在标尺，表征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它在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中表现出来。”①因此，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般劳动时间。很显然，劳动时间的双重存在样态，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从时间维度上对劳动二重性的进一步规定。人类社会的生产过程总是表现为这样一种质与量、劳动生产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只不过在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这种统一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及其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直接同一的，“大地”是劳动者的天然实验场。在这样的所有制条件下，个人并不仅仅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进行劳动的共同体的成员。因此，个人从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即使是偶然出现的剩余产品的交换，也只是为了维持个人以及共同体的生存。由此可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服从于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生产服务于共同体的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与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是直接统一的，进一步来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也是直接统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制度作为间接的强制性劳动制度，打破了古代社会中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直接统一性，迫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相分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及其所依附的所有制形式上。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要想成为可能，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让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通过资本的购买和使用，劳动力才能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起来。由于劳动力的使用不能与其物质载体相分离，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必须以对工人的人身支配为前提。因此，工人所出售的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然生命直接相关的特殊财产权，是在一段时间内使用其劳动能力的权力，即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实体性的物质力量，获得了对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进行统治与支配的权力。由此，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自由时间，它体现的不再是“人的积极存在”,而是来自资本的奴役和支配，人只有在劳动过程之外才有自由个性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雇佣劳动的本质，就是劳动时间的物化，就是过去的(客体的)劳动时间对现在和未来的(主体的)劳动时间的统治和支配，是量化的“死劳动”对主体的“活劳动”的吸纳。

雇佣劳动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量化时间的统治地位，瓦解了传统社会模糊的、混沌的时间观。“在现代人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量的观点。”①传统社会直接的人身依附性关系被现代社会间接的人的依附性关系所取代。本应作为主体时间之对象化和确证的量化时间，不再是人类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日益变成主体时间的异化形式和对立面。“将时间切割成过去、现在和将来必然地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方式提供一个背景。在现代社会，我们的大部分活动是用钟表准确的计时来调整的。”②量化时间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对生命自身运动的自然节奏展开了新一轮的重构。一切模糊不清的、不可计量的生命存在都被当作异质性的因素而被塑形、规训与控制，一切社会交往都被浸入斤斤计较的时间盘算之中。时间被看作最重要的经济成本，资本主义也必然会以收益为尺度对时间进行精确的计算和管控。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实质上就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追求，而剩余劳动时间只能来自劳动者的活劳动时间。这样的话，资本积累的实质也就是量化时间的积累。如何将工人的活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转变为量化时间，成为资本增殖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工作日”这一概念便成为分析劳动时间物化的一个理论抓手。马克思将“工作日”看作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是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的总和。必要劳动时间构成的是对象化工作日，工资就是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化身；剩余劳动时间是资本未付酬而获得的工人劳动时间，剩余价值就是这种额外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是最大限度地支配和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尤其是剩余劳动时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①。为了能够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资本盲目延长劳动时间，不惜突破工作日的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在法定工作日长度的条件下，资本则致力于变革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减少必要工作时间的目的。在严密的“工艺学”管理下，劳动时间被高度量化，从而达到精确管控的目标。“时间”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重要的角力场。

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管控不仅是一种协调人们生产活动的工具，而且具有一种支配和管控生产活动的隐性暴力特征。在机器大生产条件下，原本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活劳动时间更是直接被量化和物化为丧失了主体能动性的彻底的死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自动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它使工人劳动“去技能化”,从根本上瓦解了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使最大限度地物化工人的活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①作为“死劳动”的机器体系以其包含的一般智能代替了工人的主体地位，工人只能作为机器体系的“人手”而成为生产过程的旁观者。机器的生产节奏规划和控制了工人的生活节奏，使之陷入一种永不停息但又毫无自主性的运动之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经不再表现为工人作为劳动主体的生产，而是一种资本宰制下的机器作为劳动主体的机械化生产。因此，工人的所有劳动时间也不再是一种活劳动时间，而是直接被物化为一种死劳动时间。

在技术的不断催逼下，量化时间逐渐异化为脱离人类社会的具有自主性的客体结构。这一结构不再受制于人的目的性诉求，不再表征任何意义的确定性，而仅仅表现为自我永不停息的运转。在这种量化时间的客体结构中，作为原子化的差异性个体，大众及其集合实际上是技术集聚的产物，他们既不是社会，也不是人民，而是丧失了主体性和创构性的“**生命”。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大众是纯粹的客体，已经从主体的地平线上消失，已经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②。在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体系向智能化的飞跃重新使工人劳动“再技能化”。但这并没有恢复工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相反，它将处于工厂之外的非劳动时间也变成了资本吸纳的对象。因此，劳动时间的物化直接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维系和巩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它构成了资本主义时间管控的直接形式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