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工厂体系以工厂纪律和工厂制度的方式确立了下来，并且在管理工艺学的支撑下更加精细和科学，这种“专制”最终通过“工厂法”获得了普遍的规范性。马克思指出：“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②工厂立法的目标表面上看来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其所维护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管控剥削。“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③工厂法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得以最终形成，在科学外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工厂法的诞生也是和机器生产关联在一起的。“工厂法从一项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①在工厂法的早期制定中，资本家或者说工厂主具备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②早期的工厂法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确切地说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也就是说是为维持骇人听闻的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顺利进行服务的。
因此，在早期的工厂法内容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工人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并不像前资本主义时期那样，是对劳动者所进行的肉体的惩戒。“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③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处罚的苛刻和专制。“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④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高压下，工人展开了对资本家旷日持久的反抗。这种抵抗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有益于工人阶级权益的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8小时工作制”。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却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黑煤窑、血汗工厂、过劳死等现象的存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工厂依然像“集中营”一样是一种“法之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阿甘本“神圣人”系列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概念已经成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的存在论范式。阿甘本明确指出“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法律效力，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的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①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对我们分析“工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阿甘本指出：“例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一种包涵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ex-ceptio:外部的把握。”②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带，所表征的正是“工厂”的存在状态。资本主义正是利用“工厂”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工人进行规训与治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包涵性排斥”。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态常态化。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工厂作为例外状态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
马克思对工厂立法的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累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①
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具有两大后果：第一，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得以形成；第二，由于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两个判断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管控和监视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即使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即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管控。
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创新性团队，这些都是资本家所营造的一种“工作主义景观”,这些都是幻象，但可以给劳动者一种“伪自由感”“伪阶级晋升感”,就像买了一个奢侈品的包就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样。所以现在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这么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生产工作到消费生活，全都是这种“景观洗脑”。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农民也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但是农业生产中农民永远会对其工作有着自主性，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工业社会的产业工人，对自己工作没有太多自主权，大部分只需要在流水线上做好重复的工作。于是，这样一种工作成为“某种外在的疏离的东西”,让劳动者产生剥离感和自主性的丧失，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进一步对工作甚至于整个工业生产都抱有一种冷漠乃至于厌恶的态度。
工厂本质上应该是中性的，就像技术的进步是中性的一样。一个调整生产关系，一个发展生产力，本质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工厂反而成了压迫、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权力装置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天然不平等，所以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管理学的应用，都变成了主张压迫、剥削与两极分化的手段。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所带来的福利，反而往往是受害者。曾经劳动者们只是借助机器进行生产，而当今工人的技能转变为照料机器。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明确的表达”。工厂体系成了包括政府、学校在内一切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管理学的理论成为当代“资本宗教”的“圣经”;工厂法所体现的依然是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即使如此，资本家也依然有能力把工厂变成法之例外状态。能否或者说如何走出作为装置的工厂，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批判当今学校的商科教育，认为这些精英主义教育让商学院的学生普遍缺乏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责任感。他们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同情心和有责任担当的新精英，从而能够在生产实践中质疑现行的管理惯例，并创造出更好的规范、政策、观念和管理价值观。同时，学者们呼唤劳动者力量的回归，来让这个权力天平尽量变得平衡。戳破管理学的景观幻象，让劳动者更清晰地认识到背后监视、控制与剥削的本质，才能激发他们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在虚假的景观中自怨自艾，在被异化的痛苦中无能为力。实际上，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善良的自由意志和美好的幻想。
资本主义之所以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虽然马克思成功地说服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救药的剥削性，并且具有极端的非理性，“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历史贡献的同时，尽管彻底揭露了其剥削基础和非理性动力，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可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用他自己带着轻蔑的话说，就是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①。施韦卡特认为超越资本主义就应该寻求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性方案被其称之为“经济民主”。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的基本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基本模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由三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所构成的，它们是商品和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市场出现，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并进而引起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民主保留了商品和服务市场，但以车间民主化取代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以社会投资体系取代了私人金融市场。
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以三个基本制度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和雇佣劳动制度。苏联经济模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将农场和工厂集体化)和市场(通过建立中央计划),但保留了雇佣劳动制度。经济民主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但保留了市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就是劳动力市场，亦即雇佣劳动关系。经济民主以车间民主化取代劳动力市场就是想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所谓车间民主化就是工人自我管理，每个生产性企业都是由它的工人民主控制的。施韦卡特指出：“每个生产性企业都由它的工人控制。由工人负责企业经营：组织车间、制定纪律、发展生产技术、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指定产品价格以及决定净收益的分配。企业不实行收益的平均分配。对于那些具有更高技能、更老资历和承担更多管理责任的员工，大多数企业都会给予更多的奖励。关于这些事情的决定都是以民主的方式做出的。”①无论工人的自我管理是否能够使现代人走出工厂的装置，但对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寻求确实是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