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不断被控制、扭曲和纳入“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②。智力的维度应该作为活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式的层级结构中。在显性操作中,工人的活劳动是通过流水线被纳入的;在隐性的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则是通过工艺学实现的。换句话说,流水线的技术支撑是“工艺学”的出现。何谓工艺学?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①工艺学就是把生产过程进行分解,分解得越细微,证明这种技术越精细、越成熟。“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然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及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②然而,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

这种精密的工艺学最终被应用到了工厂的管理之中,这使得工厂作为“装置”更加高效。西方工厂的代表制度就是泰勒制和福特制。泰勒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血汗工厂泰勒制(或者称为“科学管理”),“是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开创性肇端,在很多方面有所应用。泰勒是第一位提出科学管理观念的人,因此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详细地记录每个工作的步骤及所需时间,设计出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对每个工作制定一定的工作标准量,规划为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将人的动作与时间,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最高的生产量,因此又被称为“机械模式”。在当代管理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泰勒创造“科学管理”这一理论的灵感与启发是从何而来的。在1911年美国国会召开的一场关于科学管理制及其他工厂管理制度的听证会上,泰勒和出席这场听证会的他的同僚们,默认了“科学管理”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奴隶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华特城兵工厂(Watertown Arsenal)的工作经验丰富的钢铁工人向委员会表示,科学管理让他觉得“仿佛退回了奴隶制”,管理者们对工人施加了高度控制,“在你工作时跟随着你……当你俯身捡几根棒子时,就拿着秒表站在你身边……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①。机械工工会的会长论道,这个体系“几乎把工人还原为拿着低工资的奴隶……而且它在人们当中产生了一种猜忌的氛围,所有人都觉得其他人可能是叛徒或探子”②。听证会后,尽管委员会没采取多少行动,但承认了这一体系“就像奴隶监工抽打黑人的鞭子一样,让他一直感到紧张不安”③。

科学管理与奴隶制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任务观念”的提出,泰勒将其描述为“现代科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任务制有着更长的历史,它是奴隶制下组织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任务制之下,被奴役者会被分到要在一天内完成的一定“任务量”或配额;被奴役者在持续的监督下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劳作。“任务”一词因其与奴隶制的关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欢”。泰勒制与奴隶制所展现的特性如出一辙,唯一的改善也就是加入了工人的基本工资和辞职的权利。泰勒制的核心元素就是工作的去技能化和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其对工作流程与工作标准的研究剥夺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知识的控制,并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控制在管理者手中,让手工业者失去了与雇主博弈的实力,只能任由摆布。

劳动者拒绝成为流水线上的奴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泰勒制非但不会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引发劳动者的反抗情绪。于是改良版的泰勒制——福特制应运而生。福特制同样是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只不过相对于泰勒制有了些许“温和”,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激励元素,比如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薪,以便让他们有能力来买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再比如给予工人长期许诺,不随意开除工人,给予伴随工龄和生产效率增长的福利,等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血汗制度”的本质。在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泰勒制”和“福特制”都被称作为“低信任体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工人没有工作的自主权,一切任务都由管理方规定,并且依赖于机器实现,同时工作过程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这种控制系统和监视系统的效率都远远地超过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真的是“科学控制”与“科学监视”。①管理学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反思这种“低信任体制”是否真正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是否真正能让公司整体上有收益。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种监控体制会造成对职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士气的损害,更严重的还会更加激化劳动者的抵触情绪。许多奉行“低信任体制”理念的公司,劳资冲突比率明显高于平均值。管理学的最初目的本来想是通过优化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但是因为基本都用来控制、监视和剥削劳动者,导致劳动者积极性降低,反而影响了生产效率。于是资本主义也在与时俱进,“后福特制”成为当今管理学的主流显学。

后福特制讲究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是颗悲惨的螺丝钉;通过扁平化管理、小团队化管理,提升基层的活跃度;通过高福利、终身雇佣等策略,磨灭劳动者的反抗精神。其实现在有些公司所鼓吹的“扁平化、开放、创新精神、自由、结果导向”等精神,都是西方20世纪60—70年代后福特制的延续。后福特制的寿命并没有比泰勒制、福特制长久多少,但其“团队工作”“扁平化”等理念,依然在被当今管理学所推崇,但这也不能掩盖资产阶级管理学控制、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本质。按照居伊·德波的理论,这个世界全都是“幻象”,全都是“景观”,附着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的“景观”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能带来伪阶级晋升感的消费主义,还有很多其他的浮华幻影。比如说生产活动中的“创造性劳动”。这一类伪概念大致就是给应聘者们描绘出你的劳动是有创造性的、你在公司里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多、你很重要、你有自主权、扁平化管理、升职空间大等“景观”。但其本质与其幻象相去甚远。

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家通过无孔不入的摄像头和显示屏,监控着劳动者的一切,让劳动者时时刻刻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恩格斯就描述过英国工厂中的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工厂,工人是禁止携带自己的钟表的,对于时间的定义也成为资本家的“特权”。于是工人的工作时间要以工厂的时钟为准,而资本家和他的监工们往往会在时钟上做手脚:上班时先把时钟拨早一些,下班时又把时钟拨晚一些,通过增加工作时长剥削过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工业时代版的“半夜鸡叫”。“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①这些所谓的“管理学”理论,不过是要“更好地把人变成工具”。

工艺学的诞生使得资产阶级的管控更具有隐蔽性,披上了科学管理的外衣。主流管理学过于强调效率、控制和监视,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当成了工具”;主流管理学的背后永远无法掩盖“剥削”二字,甚至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就是在研究“怎样更好地剥削劳动者”。管理学在所谓“计划”“科学”“效率”等术语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两个字——“剥削”!所有管理学的出发点永远是工厂、企业和管理层,从来没有以普通劳动者视角为出发点的研究。“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①隐藏在管理学背后的是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与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