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从规训社会进入到了一种控制社会。“规训社会”(the disciplinary society)是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社会为每个个体提供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所有人都必须被规训到这样一个统一的规范性上。“控制社会”是德勒兹在福柯规训社会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与规训社会的管控相比，控制社会是信息时代的一种强化版本的持续不间断的控制。德勒兹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①,它对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在这个意义上，规训社会也就是信息传播社会。在“控制社会”判定的基础上，德勒兹认为我们除了研究绝对统治权、惩戒权(又被译作规训权力)外，在现代社会还应研究“变得霸道的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
关于这一点，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控制社会意味着每个个体可以是理性多元的，它容纳每个人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够通过一种精细化的信息数据化管理全方位地管控每个人。基于此，西方社会主要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放任的治理术。为了占据新自由主义话语下治理的合理性，资产阶级不断取消有可能暗示规训意图的治理手段。放任娱乐，消费新潮，个人的自由性多元论成为正义本身。美国共和党人曾竭力反对全民医保议案，西方国家的一些当政者试图取消公共卫生领域社区管理的强制性和干预性，这些国家的城市治理的权力载体在与市民健康休戚相关的各个领域都不断地退缩。
关于西方社会在应对大流行病时所采取的治理方式，福柯在1978年法兰西课程的演讲中，曾作出了颇为独特的历史谱系学分析。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分析了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应对流行病所采取的不同治理措施。中世纪应对麻风病主要采取排斥的方式，实际上，这是将麻风病人与非麻风病人之间截然对立的一种举措。17世纪西方国家应对鼠疫时，主要采取了隔离管治的方式，这是一种明确规定具体时间、行为方式、食物类型的规训系统。西方18世纪应对天花的方式与前两种方式又有所不同，它通过统计学分析来判断接种疫苗的风险、死亡率及不同年龄阶段接种疫苗的效果，并以此来阻止流行病的传染。这种应对天花的方式被福柯称为“安全机制”,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间作出区分。“它所考虑的对象是一个整体，没有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的隔绝和断裂，也就是说，它从整体上考虑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观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系数是多少，也就是说，预计在全部人口中，因为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正常情况下是多少。”①这样能够在整体上确保人口的安全，即使有部分人会因感染病毒而死亡。不对病人和非病人作出区分，表明这是一种既非排斥又非管治的更为自由的治理方式，而这种自由放任的治理方式却是建立在对所有相关的综合因素精确掌控和把握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主义治理术和控制社会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认为现代国家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领土国家到人口国家的转变。对领土扩张的关切是君主巩固统治权的必要条件，而对人口的治理则意味着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的诞生。应对天花、饥荒都是和人口直接相关的。福柯分析了18世纪重农主义的基本主张，与重商主义强调限制和管控不同，重农主义主张在应对饥荒和粮食短缺问题上，放任粮食价格上涨和不良商人囤粮，也不限制粮食出口。重农主义认为，人们自然会在市场上得到启示，更多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投入到粮食种植上来。从长远看，粮食种植能够有效缓解粮食短缺的问题，也会保障整体人口的安全。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表征着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诞生。
同时，福柯还指出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另一重面向。“在自由主义体制下，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下，行为自由是被蕴含的，是被要求的，人们需要它，它是为调节服务的，但它还应该是被创造出来、被组织起来的。”②
这表明，从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术视域来看，自由主义体制下人们的行为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治理的必要内容。自由主义治理术所遵循的根本治理原则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自由主义体制给予人们行为自由，这不仅是所谓的治理合理性的表现，也是低投入高收益的现实治理策略的体现。所以，福柯揭示了“自由是每时每刻被制造出来的东西。自由主义不是接受自由。自由主义是每时每刻制造自由、激起自由并生产自由，当然还伴随着(一整套)约束和制造成本问题”①。自由主义虽然尤为强调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但是“‘自由发生’(libérogènes)装置所具有的两面性：被用来产生自由而却有可能恰恰产生相反的结果”②。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悖论就是自由与风险/危机共存。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新冠肺炎疫情袭染全球的时代，西方国家(以美国最为典型)依然无意采取必要的管控手段，而是坚持自由至上的治理理念和自由放任甚至群体免疫的抗疫举措。
福柯以历史谱系的视角分析了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生命政治学。其中《安全、领土与人口》是福柯生命政治学发生转折的标志性著作。从圣保罗讲座到《必须保卫社会》,福柯提出了生命政治学的概念。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说生命政治有两种手段，一种是惩戒肉体，一种是调节生命。但无论是惩戒肉体还是调节生命，生命政治学更多的是关注个体。但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里面，他提出并集中阐释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人口。福柯的人口概念绝非一个抽象的总体性、混沌的整体的表象，它是一个具体的总体性。具体而言，“人口”指的是“一种由人和东西构成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治理所处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人，只不过这个人是与财富、资源、物资、领土(具有特定边界、特点、气候以及干燥或湿润和肥沃程度不同的领土)这些东西关联和交织在一起的人。他们是与习俗、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东西关联的人。最后他们是与饥荒、流行病、死亡等事故和不幸这些事关联的人”①。
从人口概念的治理术阐释可知，18世纪末西方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口。但这个人口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人口，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口。这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与人相关联的诸多信息和诸多要素。与此同时，正是在人口成为生命政治学关注的对象之后，西方社会发展出了一门新的科学——人口统计学。人口统计学并不是简单地对每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它的统计是非常详细和复杂的。人口统计学要对人作出全方位的把握——对与人相关联的财富、习惯、事件等因素进行把握，对这些数据的掌握蕴含着对每个人的掌握。
在信息时代的当下，西方社会人口统计学的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过去简单的数字统计跃迁到全方位的数据信息采集。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相对于任何权力机构(包括政治机构和商业机构)都是透明的。尤为典型的是，商业机构通过他们采集到的关于你的相关数据对你进行分析，经过大数据点击率等掌握你的喜好、消费层次等，然后对消费者进行一对一的广告推送。在这个意义上，消费者在商业机构面前变得透明了。大数据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数据采集，其目的是实现一种精确化的社会管理。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对你本人进行一种数字刻画或者数据描绘，从而形成关于你的精确的数字轮廓。这在某种意义上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因为你有可能遗忘，而信息采集是不会遗忘的。数据描绘基本上把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每一个个体都变成透明的了。
在现代西方社会，数字资本主义对人口的治理，还表现在政治选举的大数据操作中。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剑桥分析公司就可以根据你在推特上的点赞情况分析出你的政治倾向，可以根据你在推特上或脸书上的发文内容，针对你制定出详细的影响你政治判断的方案。实际上，对于这种权力而言，选民变得透明了。然而各种网络平台、幕后的政治操盘手是非透明的。阿甘本把法律之悬置的例外状态下的无任何保护的生命称为“**生命”,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下，我们却变成了一种透明生命，并且这种透明的状态是一种非对称的透明状态。对个人而言，似乎在享受着各种便捷的信息化设备，实际上，我们正在为这些平台提供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要素，在不知不觉中使自身成为透明生命。与此相反，对于各种网络平台的权力机构而言，它们不断掌握着我们的信息与数据，并对此进行精准细致的分析，最终达到对人口及诸多信息的全方位管控。人口统计学这种生命政治学治理模式在现代的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彻底把人变成了一种透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