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生命政治学的原初语境可知，福柯虽然并非生命政治概念的创造者，但生命政治学作为系统的理论被明确阐释，毫无疑问肇始于福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座中，并未明确界定“生命政治”的概念，在其文本中生命政治通常与生命权力具有相同的涵义。生命权力是与君主权力相对立的一种新型权力，从权力和生命之间的关系来看，君主权力是一种“刀刃的权力”,其本质是一种“使人死”的权力；生命权力是一种“负担生命责任的权力”,其本质是一种“使人活”的权力。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生命操作的这种根本转变：“我认为，19世纪政治权利的重大变更之一就是，我不说正好是代替，而是补充这个统治权的古老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它不会取消第一个，但将进入它，穿越它，改变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君主的权利，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利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①

福柯把19世纪欧洲新建立起来的“使人活”的政治权力称为“对于生命的权力”,即“生命权力”(bio-pouvoir)。从君主统治权的“使人死”到对于生命的权力的“使人活”,标志着生命权力的诞生。生命权力何以能够使人活?福柯考察了18世纪欧洲的两种新型的权力技术形式，即18世纪初的规训肉体的技术和18世纪末的调节生命的技术。这两种权力技术形式在不同层面提高生命、生产主体。

具体而言，18世纪初西方社会在医院、监狱、军队、工厂、学校等机构普遍出现一种新的技术系列，它们通过纪律、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矫正等手段对人体进行零敲碎打和精心操纵，不断生产驯顺且有用的肉体。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②对生命主体而言，“肉体被要求能够驯顺地适应最细微的动作”③。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算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这种围绕肉体建立起来的规训权力，其实质就是肉体人的“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

对规训权力而言，这是一种对肉体的创生与筹划、提高与生产，它使人体驯顺有效甚至趋向某种极限，并意味着效率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

18世纪末的调节生命的技术，不再仅仅关注个体性的肉体，而是将对生命的责任延伸至集体性的人口。它通过概率统计、确定最低限度的平均率，满足正常运行和自由流通的必要条件，进而考虑全部人口的整体正常曲线，并从总体上确保人口的安全进而优化生活状态。这是一种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安全机制。对生命主体而言，人口作为某种常数被置于生命权力的展布之中，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生物学或统计学类型的联系，这意味着整体生命的安全和健康蕴含着在生物学或统计学的意义上对部分人口的消灭。就权力机制而言，它以所谓的生物学或统计学意义上的合理调控手段为整体性的生命主体的安全、自由和健康创设条件。

如果我们把“使人活”或“负担生命责任”的生命权力称为生命政治的话，那么无论是惩戒肉体还是调节生命的权力技术，从福柯的论述中可知，权力形式和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生命政治学的一条最为核心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生命政治学的逻辑演进与理论嬗变。尽管福柯一再强调“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①,但权力对个人的规范与生产，以及权力对人口的保障与调节，无不充斥着权力对主体的筹划与治理。这里布展出两条研究路径。其一，侧重于政治权力对生命筹划与宰制的消极生命政治的研究取向。它是生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路径，在阿甘本“法律—法律之例外”结构性视角的考察中发挥到极致。阿甘本将政治权力和生命主体的关系阐释为“至高权力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生命(bare life)是没有政治生命的人，不被政治和法律所保护的人，如难民、被除去国籍之人等，他们被置于法之悬置状态中，可以被至高权力随时征用。其二，凸显生产性、强调主体创生的积极的生命政治研究脉络。它在奈格里对非物质生产形式的考察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奈格里将政治权力和生命主体之间的关系延伸为诸众(multitude)反抗资本权力的腐蚀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诸众是反抗资本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同一性(identity)筹划，并致力于彰显奇异性(singularity)或杂多性(multiplicity)的力量。

由上可知，无论是福柯、阿甘本的消极生命政治学路径，还是奈格里、哈特的积极生命政治学路径，对“生命政治学”的理解和定义都不一致，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生命政治学”作出了阐发和界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命政治学的概念被泛化地使用了。究竟何谓生命政治学?我们从权力和主体的关系这一核心主线出发进行界定，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指的是政治权力直接作用于生命(个体性的肉体和整体性的人口),其目的在于规训出驯顺且有用的主体，但同时也把原有的具有个性的、独特的、奇异性的主体遮蔽了。因此，生命政治学是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相统一的过程。

阿甘本在谈到“装置”概念的时候，也揭示了这个过程。他认为，“装置”指“一套实践活动、知识体系、措施和制度，所有这些旨在管理、治理、控制和引导——以一种所谓有用的方式——人类的行为、姿态和思维”①。装置是一种纯粹的、不需要基于存在的治理活动，“它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捕捉、引导、决定、截取、塑造、控制或确保活生生之存在的姿势、行为、意见或话语”②。从“装置”的概念可知，其实“福柯早已证明，在一个规训社会，装置如何旨在通过一系列实践、话语和知识体系来创造温顺而自由的躯体，作为去主体化过程中的主体”③。这种治理既是主体化过程也是去主体化过程，主体化过程指的是从装置或权力机制层面而言，装置把主体塑造成权力所需的主体，把主体主体化了。去主体化过程是从主体层面而言的，在被装置治理的过程中，主体丧失自我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不再是自身，从而把主体去主体化了。装置是一种生产主体化的机器。“一切装置都意味着主体化过程，一旦缺失这种过程，它就无法发挥治理装置的功用，而是还原为纯粹的暴力活动。”④装置还是一种去主体化的机器。在当下，这一主体性过程发生了某些变化，主体与各种媒介相关联，甚至成为任由某些装置(如手机、电视、广告等)捕获的人，无法获得一种新的主体性，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图像、符码，人最终因为这个图像、符码而被控制。为此，阿甘本直言：“我们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现阶段讨论的装置，其特征主要不再是通过生产主体来活动，它们更多地通过所谓去主体化的过程来活动。去主体的时刻无疑暗含在每一次主体化过程中。”⑤

生命政治学是主体化和去主体化相统一的过程，其目标是规训出驯顺且有用的主体。不论生命权力的筹划、至高权力的决断还是资本权力的腐蚀，实际上都揭示了政治权力对生命的管控、规训。因此，就其实质而言，生命政治学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治理术，它保障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安全平稳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