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是资本欲望形而上学的体现，“消费”是人的物质欲望最大限度的实现，商品以“符号一物”的形式存在，奠定了整个消费社会的基础。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开始于“商品”,那么鲍德里亚则是从对“物”的分析入手，立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对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的。并且更进一步，鲍德里亚用“物”替代了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在当今社会中，充斥其中的不再是“商品”,而是大量"物"的堆积。"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①这里的“物”不再是在生产领域中被生产出来的实体性商品，而是一种信息形式以及符号状态。因此物的诞生并不在生产领域，恰恰在消费领域，因为在消费社会中“物”成为“符号—物”,具有了一种“符号/价值”。如果在一个商品堆积的社会里，商品拜物教是透视这种社会现实的理论分析路径，那么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当中，其对社会的分析就转变成一种“符号—物”的拜物教。鲍德里亚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当中，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所包含的满足人的具体需求的具体的有用性，是不受等价逻辑约束的。尽管使用价值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不断地被反复确认，但它仍然没有进入到市场经济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并不是那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共同体的商品的功能，而是一种交换价值的功能”②。而在符码统治的逻辑下，“最初与我们打交道的其实是符号：一种被一般化了的符号的符码，一种完全任意的差异的符码，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者内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现其自身迷人的魅力”③。也就是说，当商品转变为一种“符号—物”的存在后，使用价值所包含的有用性、需要等属性也就消失殆尽了。
“拜物教”在鲍德里亚的意义上应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共同的拜物教。鲍德里亚指出，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皇冠和王权，是最为隐秘的一处堡垒，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没能触及，它本身成为一种最为隐秘的拜物教。“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①这就意味着，在消费社会当中，使用价值也被符码纳入自身并将其体系化了。所以，鲍德里亚在此是要将拜物教的理论批判延伸到使用价值的领域中去。一旦拜物教延伸到了使用价值的领域，那么“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②。也就是说，在消费社会当中，拜物教不是将具体的、实体性的“物”神圣化，而是将物与物的关系所构筑的“符码”神圣化。在本质上说，拜物教并不与实体有关，而是陷入了一种体系、一种符码当中。
从出发点和目的上来看，无论是马克思的“商品”还是鲍德里亚的“符号一物”,都是当今社会关系的一种显现。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现实本身的一种呈现，并通过这种呈现来批判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但不同的是，鲍德里亚比马克思更为激进，他认为马克思指认出拜物教的本质在于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遮蔽，这就将现实分解成了物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二元对立，并凸显出人与人的关系更具有本真性，这就陷入了鲍德里亚所指认的那种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马克思揭开了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本质，却因为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结构分析模式，导致商品拜物教批判自身陷入了一种无法挣脱的意识形态。而鲍德里亚的主要目的是消解这种二元结构本身，由于符码已经作为一种霸权入侵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要想突破这种二元结构，就应该将从前被看作是非意识形态的领域也纳入意识形态的批判当中。因为当下的社会陷入了符码结构的控制当中，“符号一物”突破商品的限制，将不能变成商品的东西全部变成了可交换的商品。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一味地寻找那些未被符号化、形式化、抽象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以符号为中介，传统的那种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因为它们都从属于符号学的分析原则，处于符码的霸权统治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为拜物教批判理论加入了符号的维度。
鲍德里亚立足于现代消费社会的基本理论视角，从对物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入手，揭示了“物”在消费社会中成了一种“符号一物”,将使用价值纳入拜物教批判的视域当中，为价值增添了“符号/价值”的维度。对使用价值拜物教的指认开启了一条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有效的批判路径，它成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重新激活。既然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当中使用价值也被符码体系化、差异化，成为一种拜物教，那么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上的需要概念也必然是值得怀疑的。“需要”这个概念是在资本增殖过程中产生的，在符码的差异性逻辑中已经成为确证社会再生产的手段。而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增殖，依靠大众传媒和广告等各种手段来积极地促进消费，诱导人们在消费中体验身份的等级和选择的自由。这种在媒介和广告的包装下制造出来的需求实际上是与人们的内心需求不一致的伪需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反问道：“人真有需要吗?人要保证需要的满足吗?”①鲍德里亚反对将需要的满足自然化的理论倾向。在他看来，需要的满足在消费社会中彰显的是一种体现身份与等级的社会区分功能。消费中的需要并不是人们真实的需要，它不过是对生产秩序的内在目的性的一种掩盖，是人们确证自己社会存在的手段。人们依据需要来寻找自己在体系中的位置。“我们相信‘消费’:我们相信一种真实的主体，被需求所驱动，将真实的物作为其需求获得满足的源泉。”②而在鲍德里亚却认为，消费中并不存在消费的主体，并不存在人们的基本需要，需要最终仍然是一种生产主义的界定。由此，“需要”不能再作为一种内在的、直觉的力量，一种自然的欲望来界定了，而是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再生产的过程所必需的生产力。换言之，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要求它们存在。这种在“生产逻辑”的框架下建构的需要概念其实就是一种伪需求，资本家穿着需求的外衣，通过符码的体系化过程，使消费者获得对需求的内心认同，并将其看作本真性的欲望。其实这只是一种天真的人类学假设，“明明是伪造出来的他者欲望，却被重复建构成一种看似真实的我的本然的需要”③。正是由于这种对人的需要和满足进行的合法包装，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被遮蔽了。
需要按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消费性的界定，是资本主义调整的内在策略。资本的意识形态在消费者的无意识之中将其纳入了符码的差异性体系，使之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有需要的躯壳。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成为生产秩序的一种掩盖。在“自然需要”的自由与民主的幻象下，真实运行的却是一套体现等级差异与权利体系的逻辑，“需要”这个概念仍然是生产逻辑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作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幻象。隐藏在数字平台后的符号编码体系以身体的直觉、感知、想象、情感等为中心，建构起消费控制的新形式。可以说，“身体的全部当代史就是它的分界史，标记和符号的网络覆盖身体，分割身体，在差异性和基本二重性中否定身体，以便仿照物体领域，把身体组织成交换/符号的结构材料”①。符号系统破除了身体消费的物理空间限制，通过广告、媒介的渲染建构了身体消费的符号空间。在符号空间的消费叙事中，丰盛的物围绕着身体、时尚的概念包裹着身体。符号系统不断生产出彰显身份和存在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让人通过消费来重新关注和投资自己的身体，以此来获得仪式感、娱乐感、幸福感等全新的身体美学体验。在此基础上，符号系统进一步操纵和控制人的消费欲望，不断将人的基本需要精致化，尽可能地挖掘身体的潜在需要，制造虚假需求。在资本的驱动下，人类的“自然的需要”不断被“历史地形成的需要”所代替。这种“历史形成的需要”在消费的语境中主要体现为由资本建构出来的非人的、非自然的“虚假需要”。
正如在生产过程中身体作为劳动力被建构起来一样，现在工人的身体也隐藏着巨大的消费力。资本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获取新的利润，进一步开发人的需求，必须不断通过符号建构出身体解放的幻象和神话。“身体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因为生产性目的而被合理地开发……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①社会的符号化创造了一套身体展示的逻辑，它直接导致人的身体不再是其本真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一种丧失了主体性的功能性和符号化的存在。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受到诱导的自恋，是为了符号的增值与交换而对美的功能性颂赞。这种自我**从表面看没有动机，但事实上，它的全部细节都通过身体的最佳管理标准以符号市场为目的”②。这样，身体在“解放”的氛围中，被纳入了一个控制过程，这个过程的运作和策略正是政治经济学的运作和策略本身。这样，身体就被符号所穿透，销蚀了其原有的个性而沦落为与物、符号同质的存在，消费也成为建构资本主义统治关系和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需要这个概念，资本主义为自己找到了意识形态的支撑物，身体也被无限膨胀的欲望所遮蔽而处于异化状态，它抛弃了自在生命之本真，彻底地堕落为一种消费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