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庄子》英译本的历史回顾
迄今为止，《庄子》英译本已出版24种，其中全译本10种，内七篇译本为5种，其余均为选译本。译本中有独立的译本15种，合集9种。合集中的译文主要是国外学者在介绍中国哲学经典的著作中选译的《庄子》部分篇目，及介绍道家代表人物的思想而摘译的《庄子》段落。译本的体例主要是散文体，2种为诗体。[1] 本研究现就较有影响的英译本作以回顾：
（一）英国学者译本
1．巴尔福译本（1881年）
1870年，英国人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来华经营丝茶，后来弃商从文，先后担任过《通闻西报》、《华洋通闻》主笔。1879—1881年间，他在《中国评论》[2]（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第八、九、十期上发表了英译《太上感应篇》、《清静经》、《阴符经》等道教经典。1881年，巴尔福翻译了《南华真经，庄子著作，道家的哲学家》（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Taoist Philosopher）一书。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对《庄子》英译本研究的学者均未见过巴尔福的英译原本，[3] 因此对该译本的描述尚未见到，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到该书的原本。这本书包括附记、注释说明、译文三个部分。附记介绍原文的历史背景，用注释说明部分对“道”、“无为”、“造化”等主要哲学术语在文中的含义和翻译作出解释。巴尔福称庄子为“形而上学者、讽刺作家、寓言家、喜欢使用矛盾说法的人”。[4]《庄子》内篇、外篇、杂篇在译文中被划分为六卷：第一卷（1－3章）、第二卷（4－7章）、第三卷（8－14章）、第四卷（15－22章）、第五卷（23－26章）、第六卷（27－33章）。正文中注释穿插于段落间，解释中文人名、地名、典故等，但由于译本缺乏相应的参考资料说明，其翻译依据不明。译文对增补的主语、状语等成分以括号标示，句子显得冗长烦琐。译文对原文寓言的翻译尚能达意，但对原文议论处的翻译流于字典解释的堆砌，可以看出译者对每篇的主旨缺乏认识，译文可读性较差。[5] 尽管如此，巴尔福无疑具有首译之功，其向西方介绍中国道家思想的贡献不可磨灭。
2．翟理斯译本（1889年）
1867年，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来到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在华的25年间，他翻译了《三字经》、《聊斋志异》等中国经典。188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英文全译本《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Chuang Tzu：Mystic，Moralist，and Social Reformer）。1926年，他在纽约出版了他的英译本《庄子》的修订本，书名更改为《庄子：道教哲学家与神秘主义者》（Chuang Tzu：Taoist Philosopher and Chinese Mystic）。原文《庄子》这个题目既可以指庄子其人也可指以人名命名的语录集，翟理斯的标题翻译侧重于对庄子其人的定义上。对于译作书名的改变缘由，在书中的序言中并未发现翟理斯的相关说明，不过分析一下原来的标题，“mystic”的定位可能源于《庄子》中一些玄妙体验的描述，“moralist”的定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庄子并未正面进行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寓言来达到说理目的，“social reformer”的定位也与庄子出世的思想有偏离。总的看来，1889年译本的标题带有西方价值评判的倾向，而后来的标题则更符合庄子在其本土文化中的定位。
翟理斯译本包括序言、庄子哲学的注释以及内、外、杂篇共33章的翻译。每一章译文开始前冠以起导读作用的关键词，译文中间穿插译者对篇中地名、人名的解释及段落要旨的理解，并多处引用柏拉图、爱默生、布朗宁等人的名言与原文互相阐发。翟理斯尽量用英文的“对等词”来翻译《庄子》，以西方文化的意象置换中国文化的意象。他的译文多采用意译的方法，译文较自由。
翟理斯以后的许多译者都参照了他的译文，比如林语堂。林语堂的英译文本来沿用翟理斯的译本，但他很快发现“翟理斯的译本在即便容易确切表意的地方，翻译也过于自由。油腔滑调的、口语化的风格是文本的缺陷。结果是几乎无一处不改动，不得不自己翻译”。[6] 尽管如此，林语堂译本基本上保留了翟译，认为“他翻译好的地方，我不必一定求异”。[7] 其中比较明显的改动是林语堂译本保存了汉语的文化意象，因为他译书的目的是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
《庄子》的其他英译者对翟理斯的译本也有评价。华兹生认为翟理斯“翻译方法非常自由，不停地以其维多利亚式的陈词滥调代替原文优美复杂的语言。尽管他翻译的腔调过于‘文’（literary），但总体来讲，他还是把握了原文的意思”。[8] 据葛瑞汉讲翟理斯的译本最早发表于1889年，在文学史边缘占有一席之地，对英美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与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有一定影响。[9]
3．理雅各译本（1891年）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是来华的传教士。他在大学求学期间，被当时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吸引，志愿当传教士，投考希伯利神学院。他接受了两年的神学训练，向伦敦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派往中国传教，获得批准。1840年，理雅各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校长。[10] 1843年，英华书院迁到香港，理雅各仍担任校长，并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典籍。
理雅各的《庄子》译文发表在《东方圣书》系列丛书中，《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共五十卷，编者是英国宗教学、语言学学者穆勒（F.Max Muller）。该丛书是一套关于印度、中国等东方宗教典籍的翻译丛书。理雅各的《庄子》译本在第三十九卷，翻译和介绍中国道家。
理雅各的《庄子》译本比巴尔福和翟理斯的译本在学术上严谨。序言中，他逐篇介绍篇名的考证，篇章题旨，甚至具体到每段的大意。他也讨论了翻译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译者本人的见解。理雅各的译本注重名物的考证，忠实于原文的句法及字面意思，但其过多的注释和冗长的句式使译文显得严肃凝重，与《庄子》烂漫活泼的文风大相径庭。从理雅各对《庄子》的解释和对庄子思想的多处质疑中可见他并未真正理解庄子的思想。
4．葛瑞汉译本（1981年）
葛瑞汉（A.C.Graham，1919—1991）出生于威尔士，早年就读牛津大学，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接受日语培训，并被派往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担任日文翻译，退役后重返亚非学院学习中文。葛瑞汉建立自己在汉学界地位是其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代表著作为《两位中国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1958年）。研究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有：《列子译注：道的经典》（1960年）、《后期墨家逻辑、伦理与科学》（1978年）、《〈庄子〉：内七篇及其他作品》（1981年）。
葛瑞汉译本与通常意义上的译本不同，它没有沿用原作的形式，以原文为样板进行模仿，而是首先把《庄子》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其进行考证辨伪，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重新调整原文的顺序，并按照其重新编排的顺序进行翻译，英译本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原作。葛瑞汉的英译本一共分为六个部分：1.序言；2.《庄子》内篇及与内篇相关段落；3.庄子学派的作品；4.原始主义者的作品；5.杨朱主义者的作品；6.折衷主义者的作品。
原作文学性的表现上，葛瑞汉译本的主要贡献是译文在排版上对散文与诗歌进行了区分。主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进行区分：一、原文出现歌谣的段落；二、原文在表述上出现思想“跳跃”的段落。原作哲学思想上的探讨，葛瑞汉并未侧重于人生哲学的方面，而是关注于如何以庄子的思想来诠释现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以西方的概念体系来诠释庄子思想，比如说他对庄子非理性的论述。葛瑞汉个人研究汉学理路一直如此，从他早期关于二程兄弟哲学的研究，到后期对先秦百家思想的研究，“理性”问题始终是他诠释中国经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框架。[11]
葛瑞汉译本侧重于学理上的探讨，英文翻译是其“汉学”研究成果的展示，译文的目标读者应该是学界同仁而并非普通读者。对待《庄子》文本的态度上，葛瑞汉始终是把自己抽离于文本，以冷静的、对象化的方式来进行翻译。他的阐释方法也并非是把庄子放置在其原有的文化土壤和语境下进行阐释，而是以现代的学术标准对古典文献进行规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逻辑论述谨严的《庄子》。
5.彭马田译本（1996年）
彭马田（Martin Palmer，1953— ）现任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ARC）秘书长。他很早涉足环境保护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一家孤儿院做义工的彭马田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哲学产生兴趣，后来翻译出版了很多译著，如《道德经》、《易经》、《庄子》等。他被英国王室聘为“中国文化顾问”。2007年，彭马田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文化宗教事务顾问。ARC与中国道教的官方联系开始于1993年，后与中国道教协会合作在太白山创建一个生态道观。中国道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事业。
1998年，彭马田和布鲁莉（Elizabeth Breuilly）翻译了《庄子——新的道家经典全译本》（The Book of Chuang Tzu：A New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Taoist Text）。彭马田认为他的译本旨在面对大众，与以往译本的不同之处有三点：第一，他采用了简化的拼音译名法；第二，他省略了一些晦涩的译法，因为这些名称只对可以理解中文双关意义的人有用；第三，前七章不连续的段落间以标识隔开。采取同样做法的译本是葛瑞汉译本，以三点为标记，梅维恒译本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而彭马田译本以两片叶子为标记。他认为按顺序法去读《庄子》是个错误，原文是个文集，并不是逐步深化的议论。彭马田译本中还配有中国山水画的插图，这应当与他对道家文化“道法自然”的理解和他投身的生态保护事业有关。彭马田特别在序言中感谢了北京白云观的道家学者帮助他理解《庄子》。
（二）美国学者译本
1．魏鲁男译本（1963年）
魏鲁男（James R.Ware，1901—1979）是哈佛燕京学社的第一位研究生，他1929年来华，三年后返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63年，魏鲁男在纽约出版了《庄子语录》（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
魏鲁男把《庄子》中的否定词翻译成为肯定词，因为他希望“能把这种思想翻译成可以理解的必要的实证主义”。[12] 例如：他把“无”译成“绝对的自由”（perfect freedom），“无为”译成“绝对自由行动”（perfect-freedom-action），“真人”被翻译成（God’s Man）。虽然这种译法对英文的读者来说容易理解，但其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处理过于草率，是对道家主张的误译。魏鲁男的目标是“翻译的中国术语使得西方好奇的读者可以理解到庄子的一些想法和主张。我希望庄子能被普通读者理解，因为专家自己就可以应付得了”。[13] 正因为魏鲁男的目标读者是西方的普通读者群，他的英译文比翟理斯的译文更加自由，也更“西化”，例如：他把《逍遥游》译为“Let Fancy Roam”，《齐物论》译为“All Created Equal”，《大宗师》译为“Let God Be Teacher”。中国文化的痕迹已辨认不出，译者掩盖了原文的异国气息，译文就好比是原文作者在用英文写作。这是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不打扰读者，让作者走近读者的翻译方法，这种翻译策略以读者为中心。
华兹生对魏鲁男译本的评价是：“译本的特点是以其特别的术语，非传统的解释来翻译中国早期哲学著作，他把庄子描述为先进的、有活力的儒家派系——为此，也因为译本缺乏注释及合适的介绍材料，其价值可疑。”[14]比较魏鲁男与其他译者的译本发现华兹生的评价较中肯。
2．华兹生译本（1968年）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 ）出生于纽约，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以福特基金海外学者（Ford Foundation Overseas Fellow）的身份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并先后在京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及日文。他的译作涉及中国传统史学、经学和文学经典，如《史记》、《左传》、《论语》，以及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人的诗歌。
1964年，华兹生翻译了节选本《庄子》（Chuang Tzu：Basic Writings），其中翻译了第1—7章，17—19章和第26章。1968年，华兹生发表了《庄子全译》（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这个译本现已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Chinese Series）。
华兹生翻译《庄子》前曾经翻译过《墨子》和《韩非子》等典籍，积累了较深厚的英译汉籍经验。《庄子》中哲学术语的翻译，华兹生力图保持用英文中一个固定的词来对应原词，例如“道”，他翻译成“the way”。《墨子》、《韩非子》和《孙子》中的“道”有不同的意义，汉语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华兹生认为读者可以通过发现这些词如何运用而判断其意义，所以他在译文中也坚持用固定的词。事实上，古汉语一词多义，词义灵活但又有其宗本。华兹生的翻译方法无疑尊重了古汉语文化的这一特点。他在翻译过程中注意吸收中外庄子学的研究成果，具备良好的对古汉语的审美判断力，译本文字优美，又尽力贴近原文的意象，其他译者对华兹生的译本也有较高评价。[15]
3．莫顿译本（1965年）
莫顿（Thomas Merton，1915—1968）出生于法国，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1年进入美国肯塔基州的特拉比斯隐修会（Trappists’ Order）。莫顿是隐修士，也是画家、诗人、文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其自传《七重山》，“七重山”一词出自但丁的《神曲》，意指在炼狱中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到达天庭的过程，作者以此自喻从荒唐无知到发现真理的不寻常一生，因此该书又被称为20世纪的奥古斯丁《忏悔录》，这本书在西方影响甚广，如今已有二十余种译本，全球销量数百万册。
1965年，莫顿出版了《庄子之道》（The Way of Chuang Tzu）。他虽然不懂中文，但受到他的天主教友——华裔学者吴经熊的鼓励，自认为可以与庄子进行心灵的沟通。莫顿参考了他认为当时最好的四个译本，两个英译本，一个法文译本，一个德文译本，经过五年的阅读与思考，以自由诗体翻译，出版了这本《庄子》的仿译本。1992年，在“香巴拉的口袋书经典”（shambhala pocket classics）系列中再版，这本书只有巴掌大小，全书由62个短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都有生动的题目，又以自由诗体翻译，趣味性可读性很强。
4．冯家福和简·英格利希译本（1974年）
1972年，冯家福（Gia-fu Feng，1919—1985）和简·英格利希（Jane English，1942— ）合作翻译了《道德经》。一年以后，二人决定合译《庄子内篇》（Chuang Tsu：Inner Chapters）。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译本，展开书本，一边是竖版书法的中文《庄子》段落，另一边是英文，并配有作者的摄影作品为插图。译者认为中西语言虽然不同，可对于自然的感受是相通的。配有书法和插图的作用是“停止西方的逻辑思维方法，……当西方人读东西时，想当然地认为应该用一种直线的、逻辑的思维去理解。庄子却不是直线思维的产物”。[16] 译者对《庄子》并非线性思维作品的看法非常正确，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西方读者认为庄子文本混乱的误解。《庄子》是“意象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若用图形描述属于纲目式，通常用平行的几条线索从各个方面说理来表达同一意旨。
译文简明流畅，中外译者合作的方式较好地沟通了语言理解与表达的问题。对图片和书法的选择使译本独具特色，在意趣上也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主张相契合，使译本增色不少。
5．梅维恒译本（1994年）
梅维恒（Victor H.Mair，1943— ）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现为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他的全译本名为《逍遥于道：庄子的早期道家寓言故事》（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梅维恒译本之前已存在英、法、德、日等语言的译本，但这些译本梅维恒认为它们“是节译本，不完整也过时了”。[17] 梅维恒翻译《庄子》源于他个人对《庄子》的喜爱，想与他人分享。他曾坦言阅读《庄子》上百遍，使他在焦虑的时候得到放松。《庄子》不仅可以给人愉悦，而且“充满了生活的智慧与深刻的洞察力”。[18] 另一个翻译此书的原因是他认为《庄子》理应在西方更广为人知。梅维恒在1994年译本序言中，对比了《道德经》和《庄子》在国外的传播状况。前者基本本土化为美国经典，后者在美国学术圈外则少为人知。他深感此景对《庄子》极其不公，并确信后者在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筹。
梅维恒译本对原文和读者两个方面都有顾及。译本非常注重保持庄子的文学魅力。他认为《庄子》的风格与思想都是与众不同的，不应该用平常的方法去翻译。他的译本旨在呈现《庄子》的卓尔不群的文学风貌，防止他“堕入沉闷的哲学家和脆弱的道教领袖形象”。[19] 他宣称自己的翻译是唯一把《庄子》的诗韵翻成英文诗体的全译本。他认为如果忽视了《庄子》的文学特征，而只把它看作哲学散文是对庄子的不公。
梅维恒译本同时兼顾了英语读者的阅读兴趣。译文把不同的寓言间以数字隔开，这样读者可不必从头读到尾，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故事去阅读。《道德经》在西方盛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章节简短明易，箴言警句鲜明而又利于引用，而《庄子》文章很长，读起来要花时间。梅维恒划分段落群的方法可以为读者节省些力气，解决了读者阅读时的一个障碍，有利于《庄子》的海外传播。同时，梅维恒译本每一章的开头都用简短的一段话对每章大意进行概括。为了不打扰读者的欣赏兴趣，梅译只提供必要的解释，而避免过多的注释和评论。人名、地名、术语、典故解释附在书后的词汇表中。特别的译法在于他创造新词，例如：对“300里”的翻译，若音译为li，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中文的“理”、“礼”、“利”的拼音都是一样的，为避免混淆，他翻成“tricent”。人名的处理，他注意到保留原文人名的双关意义，突出了原本的文学特色。梅维恒译本可以说是吸取众家之长，在20世纪全译本中属于综合质量较高的译本，兼顾了学术规范、读者接受、原文特色、译本可读性等方面的问题。
6.大卫·亨顿译本（1997年）
大卫·亨顿（David Hinton，1954— ）是美国作家，中国古诗研究家。他曾荣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并于1997年获得由美国诗人学会颁发的兰德勒翻译奖。
大卫·亨顿独自译出了《道德经》、《庄子》、《论语》和《孟子》四部中国哲学经典著作。亨顿翻译的《庄子》内篇，延续了韦利和葛瑞汉的做法，把一些段落翻译成诗歌形式。对表达同样意思的段落群，该译本不像梅维恒译本以数字在段落间作标记，而是以字号加大加粗的段落开头首字母为提示，优点是段落群的划分既醒目又能保持整章的连贯性。他认为庄子虚构的人物名字是一种文字游戏，因为有些段落的大意与这些名字的暗示有关。在人名的翻译处理上，亨顿力图保持原作的精神。例如：“肩吾”被翻译成“Bearing Me Up”，长梧子译作“Master Nobletree”等，虽然不是每个人名都需要意译，但大卫·亨顿的译法却使译文总体更加生动。总体看来，他的译文并非追求学术性，但简洁流畅、通俗易懂。
（三）国内学者译本及节译本
1．冯友兰译本（1933年）
冯友兰（1895—1990）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系学习，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
冯友兰是第一个英译《庄子》的中国人。冯友兰译本是第一个宣称侧重翻译《庄子》哲学的英译本。他主要参考了理雅各和翟理斯的英译本，但对于重要的术语、词组，尤其是他认为能正确解释《庄子》哲学的术语，他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冯友兰的译本宣称注重《庄子》哲学。他翻译了《庄子》内篇，同时也选译了郭象的《庄子注》，同时也有译者的自注。这些注解都侧重于人生哲学层面的解读。译文包括序言、《庄子》内七篇的英译、附录和索引。序言对几个命题进行阐发：道与德、顺其自然的理论、生活的艺术、物与观点的平等、生与死、不朽、纯粹经验、行动和宁静、绝对自由、自由人的信仰等。这些命题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有说明。附录部分是原载于1927年《哲学评论》第1卷第1期的《郭象的哲学》的英语译文。
冯友兰译本是他继郭象的注释之后对《庄子》的进一步诠释。中国哲学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在此得到了延续。虽然冯友兰宣称他的译本注重《庄子》哲学，但其实冯友兰译本中的哲学精神已经并非是庄子出世的哲学了，而是入世的人生哲学，冯友兰重新诠释的《庄子》体现在重要术语的翻译中，也体现在译者的英译本自注中。
2．汪榕培译本（1997年）
1997年，汪榕培（1942— ）、任秀桦两位国内学者合译的《庄子》（Zhuang Zi）全译本出版。汪榕培重新翻译的原因是认为外国译者在理解《庄子》原文方面有不足，译出许多“使人不知所云的句子”[20]。国内学者可以掌握研究庄子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新的译本可以吸收近年庄学研究的新成果。该译本秉承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翻译方法的运用方面，尽量用原文对应词语或结构，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则采用变通的方式。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下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汪榕培译本中文言文、英译文和现代汉语译文互相对照。
除以上介绍的译本，还有在作品集中非独立的《庄子》译文。1939年，韦利在伦敦出版了《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摘译介绍了庄子、墨子以及韩非子的思想，韦利的译本主要选译了《庄子》中的寓言与对话，并重新安排了段落次序，收录到自己重新命名的主题之下。后来的译者葛瑞汉从韦利的翻译策略得到启发，对原文次序进行了更大胆的调整。林语堂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与印度的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有一部分介绍庄子，定名为《庄子，神秘主义者和幽默大师》（Chuangtse，Mystic and Humorist），其中翻译了内七篇中不包括《应帝王》的其他六篇，以及外杂篇中的《秋水》、《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共11篇。1942年，修中诚（E.R.Hughes）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中译出部分《庄子》篇目，名为《自由的诗人庄周》（Chuang Chou，the Poet of Freedom）。1960年，华裔学者陈荣捷（Wing-tsit Chan）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了《中国传统资料》（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他翻译了《庄子》的四篇内容。1991年，克利瑞（Thomas Cleary）在他的《道家精要》（The Essential Tao）中译出了《庄子》的内篇。1992年，布莱斯（Derek Bryce）从维格（Leon Wieger）的法文译本中转译的英文译本出版，名为《庄子：南华经》（Chuang-Tzu Nan-Hua-Ch’en Ching），翻译了第1—7章，11—17章，19—29章，31—32章中部分内容。1998年，哈米尔和西顿（Sam Hamill and J.P.Seaton）在《庄子精要》（The Essential Chuang Tzu）中翻译了内七篇和第8—12章，17—20章，22章，25—26章，29—31章的部分内容。2000年，施耐沃夫（Gerald Schoenewolf）在《道：老子、庄子和僧璨》（The Way：According to Lao Tzu，Chuang Tzu，and Seng Tsan）中以自由诗体摘译了《庄子》的部分内容，2001年，克耶伯（Paul Kjellber）在《中国古典哲学读本》（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中翻译了《庄子》的内七篇和外杂篇中12个章节的部分段落。
二、英译研究概况及反思
（一）术语翻译
理雅各和翟理斯对“道”和“天”等哲学术语的翻译问题有过讨论。韦利的《道及其力量》、爱莲心的《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安乐哲的《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安乐哲与郝大维合著的《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以及艾兰的《水之道与德之端》等著作中涉及《庄子》某些术语翻译问题。
（二）英译策略
葛瑞汉在论文“道家经典翻译中的两个问题”（Two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aoist Classics）中探讨了老庄著作的翻译问题。在讨论《庄子》英译中出现的困难及自己翻译策略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西方读者对原文思维逻辑把握吃力，《庄子》文本存在跳跃思维（rambling mode）。2.译文应区别散文体和诗体。3.不同文体应区别排版。4.书名应明确标示。5.具有神秘色彩的“鬼”、“神”、“真人”一类词的翻译。梅维恒认为自己的翻译突出了原文的文学性，并在人名翻译的处理上不同于其他的译者。
（三）译本概评
主要集中在《庄子》英译文的序跋中，几位译者相互间有关于译文的简短评论。冯友兰译本的序中认为自己的译本在哲学思想的英译传递方面胜于其前面的两位译者翟理斯和理雅各。华兹生英译本序言中对理雅各、翟理斯的语言风格和魏鲁男、林语堂、冯友兰等人的译本都有一两句话的总体评价。葛瑞汉对其他译本的评价建立在自己汉学研究的基础上，他强调自己的译本在处理原文不连贯性方面采取的策略。梅维恒在译文前言中对其他译本也有评价。汪榕培的论文《〈庄子〉十译本述评》对《庄子》的十个英译本的概况有描述，认为中国的学者有母语文化及掌握庄学研究第一手文献的优势，应该担当经典外译的工作。
（四）译介研究
复旦大学徐来博士的《英译〈庄子〉研究》主要描述《庄子》的译介问题。论文讨论了《庄子》作为文学著作的译介和作为哲学著作的译介，介绍了理雅各、冯友兰和葛瑞汉三人的译本。同时有关于主要术语“道”、“天”、“气”的翻译问题。该论文是目前国内第一本较系统关于《庄子》的译介研究。论文侧重对《庄子》英译本的描述性研究，而对原文的文学及哲学特点的阐发较少。
总体来看，《庄子》的英译研究具备一定基础，但以往的研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的比较研究欠缺。以往的研究中，感发式的概述较多，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原本与译本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而通过比较能发现英译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原文语言、意象以及哲学思想方面的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典籍英译的水平。2.研究视角存在局限。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术语翻译的讨论上，而本文认为这种讨论如果放置在中英两种文化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比较下研究，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对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典籍英译有启发作用。3.在庄子学框架内，深入其历史、哲学问题讨论的研究较少。宏观层面，应对庄子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各个时期庄子学的特点有所把握，对百年来《庄子》英译及研究状况有清楚的认识，注意各个译本之间的关系和异同，并梳理以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微观层面，细读文本是进行翻译研究的总体基础，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庄子》文本的细读，因而对《庄子》文本在文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的特点把握不足。译本的正文以及序言、注释、跋语、附录等都应纳入到英译研究的范围。序言和跋语中通常会发现译者进行翻译的历史背景、动机，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策略、方法，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以及译者的审美、价值取向等第一手的信息，从而判断译者的庄子学依据与深度。注释中通常包含译者对原文主旨的理解，对文字、典故的理解，以及翻译方法的说明等。序、跋、注虽在正文之外，其传递的信息却是解析译者翻译过程的重要依据，应该予以重视。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庄子》原文与译文中的本体问题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从《庄子》作为哲学经典来看，思想、意义、义理问题为翻译之本；从《庄子》作为文学经典来看，集中体现其文学特点的遣词、修辞、意象、意境等问题是翻译之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理应深入。4.尚无从审美意象传译的角度研究《庄子》的先例。国内的庄子学研究主要是两条路径：一是训诂之学，二是义理之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治庄者各有侧重，近代的庄子学研究或侧重其哲学，或单讲其文学，将二者割裂开来。庄子的哲学是通过文学手段来阐发的，二者浑然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庄子》美学，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开拓庄子学的视角，也可以提高《庄子》海外传播的质量。
[1] 诗体译本为：Gerald Schoenewolf，The Way：According to Lao Tzu，Chuang Tzu，and Seng Tsan，and Thomas Merton，The Way of Chuang Tzu.
[2] 1872年在香港创刊的一份英文期刊，主要介绍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的自然地理、历史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撰稿人多是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等。
[3] 如汪榕培《庄子》英译本（湖南，1997）的前言中称这一译本早已绝版，他尚未见到，并援引翟理斯认为巴尔福误译的评论，徐来的《英译〈庄子〉研究》（上海，2008）也转引理雅各和翟里斯评论说“巴尔福的译本质量不值得信任”。
[4] Frederic H.Balfour，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Taoist Philosopher.Shanghai；Hongkong：Kelly& Walsh，p.xxxiii.（原文：This brilliant writer—metaphysician，satirist，fabulist，and paradoxist.—was，by education，a Confucianist.）
[5] 《齐物论》一篇，议论诸多，此篇的翻译尤为晦涩。
[6] Lin Yutang，“Chuangtse，Mystic and Humorist”in The Wisdom of China，London：Michael Joseph，1949，p.68.（原文：I have based my translation on that of Herbert A.Giles.It soon became apparent in my work that Giles was free in his translation where exactness was easy and possible，and that he had a glib，colloquial style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a blemish.The result is that hardly a line has been left untouched，and I have had to make my own translation.）
[7] Ibid.p.68.（原文：Where his rendering is good，I have not chosen to be different.）
[8] See Burton Wats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27.（原文：Giles，who produced the first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is very free in his rendering，and again and again substitutes what strike me as tiresome Victorian cliché for the complex and beautiful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In spite of his offensively “literary” tone，however，he generally gets at what appears to me to be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text.）
[9] See A.C.Graham，Chuang-tzu：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 London：George Alllen& Unwin，1981，p.30.
[10] 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由英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创办。当时为培养欧洲、本地的和恒河以东国家的传教士所办，1818年举行奠基礼，第一任校长为英国传教士米怜。1843年，理雅各担任校长后，其办学宗旨与以前有不同，成为专门招收当地中国青少年入学的早期教会学校。
[11] 参照葛瑞汉《论道者》一书中对墨子、荀子、庄子等人的论述。
[12] James R.Ware，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63，p.13.
[13] James R.Ware，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原文：I have tried to translate Chinese technical term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curious readers of the West will have some comprehension of what is being thought or advocated.My first desire is that Chuang Chou be comprehensible to the uninitiated；the specialist can always take care of himself.）
[14] Burton Watso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p.27.（原文：Professor Ware’s translation is marked by the peculiar terminology and un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s characteristic of his other translations from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e.g.he describes Chuang Tzu as a member of the “progressive，dynamic wing of Confucianism”—and for this reason，and because it lacks notes or adequate introductory materials，is of questionable value.）
[15] 葛瑞汉、汪榕培、彭马田等译者都曾在序言中称赞过华兹生的译文。
[16] Gia-fu Feng and Jane English，Chuang Tzu：Inner Chapters.San Francisco：Amber Lotus Publishing，2000，p.v.
[17] See Victor H.Mair，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x.
[18] See Victor H.Mair，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xiii.
[19] See Victor H.Mair，Wandering on the Way：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xii.
[20] 汪榕培：《庄子》英译本，22—2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