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庄周其人与《庄子》版本
一、庄周其人
庄子，姓庄，名周，宋国蒙人。《史记》称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 据马叙伦《庄子年表》推定，庄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庄子生活的时代是战国中期，当时的周王朝名存实亡，诸侯兵戎相见，生灵涂炭，社会剧烈动**。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云：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2]
虽然这一时期政治混乱，文化发展却辉煌灿烂：诸子蜂起，学派林立，见解纷纭，攻讦不已，呈现百家争鸣局面。
庄子终身不仕，生活很清贫。据《庄子》中描述，他身居陋巷，以织草鞋为生，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甚至曾向人借米，遭人嘲笑。庄子虽然在物质上清贫，却能保持人格尊严和精神独立。《庄子·列御寇》中记载：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3]
可见，对于庄子来说，权贵是龌龊的东西，为得权贵而不惜替人吮痈舐痔则是精神上的卑微。又如《庄子·秋水》篇中记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4]
鹓鶵是“凤之别名”[5]，凤为中国祥瑞之鸟，性情高洁。庄子自比为“凤”，象征庄子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另外，《史记》中还有庄子拒绝千金厚聘的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子却表示：“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6] 庄子有机会获得高官厚禄，他选择了拒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庄子超脱俗世，追求精神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孔子亦云：“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焉！”[7] 可见，儒家、道家的两位代表人物都拥有高洁的志趣情操。
必须指出，庄子对于金钱和名利的冷漠、对权贵的讥讽、对官场的鄙薄并最终选择终身不仕，这一切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庄子生活的母邦是宋国，其国君宋康王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暴君，他生性凶残，乱杀无辜。[8] 庄子在其暴政的阴影下生活了52年，正因为如此，庄子看透了当时官场的昏聩，不愿为名利所累，选择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能由此断言庄子消极厌世、逃避生活，虽然他的眼是冷的，但心肠是热的，正所谓“其见道精，其愤世甚”。[9] 他质疑世俗的人生标准，却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有着严肃的思考，《庄子》一书便是证明。
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乐观豁达。《至乐》篇中记载庄子妻子去世，庄子竟“鼓盆而歌”，前来吊唁的惠子看了十分不解，便问庄子：“你与你妻子共同生活多年，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人老身死，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唱歌？”庄子回答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悲伤？可是想到她生于自然，死又归于自然，这样的生死变化如同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她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了，我们若还哭哭啼啼，是不通晓生命的真谛，所以我才不哭。”他自己将死时，弟子准备厚葬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星辰为陪葬的珠宝，什么陪葬品都具备了。”弟子担心他被老鹰啄食，他却说：“葬于地上被老鹰吃，葬于地下被蝼蚁吃，何必厚此薄彼呢？”当然，这两则故事可能是庄子后学为美化他而杜撰的，但庄子坦然面对生死，顺从自然规律的精神可见一斑。
评价庄子不应从文中抽离只言片语作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应当采用“以庄解庄”的方法，把庄子的思想放置在《庄子》的语境之下。庄子对人生的思考是把人放置在广阔天地之间，承认人是造化的一部分，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应该符合造化的规律，所以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始终站在“道”的高度来思考人生问题。庄子特立超然、不慕权贵的人生观和乐观豁达、顺应自然的生死观都昭示着他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的境界。
二、《庄子》版本
《庄子》其书，文风雄奇，笔法恣肆，哲思精妙，堪为大观。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知道司马迁见到的《庄子》书大约是十万余言。然而，流传至今的《庄子》一书不足七万言。《庄子》一书，在汉朝流传的是五十二篇，魏晋时代玄学盛行，为庄子作注者数十家，注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庄子》一书的篇目增删，从而形成了多种《庄子》版本。据陆德明对庄子版本变迁情况的考证：
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无杂篇，为音三卷。）
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绍统，河内人，晋秘书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
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内人，晋太傅主簿，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为音三卷。）
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真，颍川襄城人，晋丞相参军，自号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为音一卷。）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详何人。）
王叔之义疏三卷。（字穆夜，琅邪人，宋处士，亦作注。）
李轨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11]
这些注本的卷、篇数都不相同，除郭象的《庄子注》外都已经失传。今本《庄子》是晋人郭象将司马彪的五十二篇本“以意去取”，删去那些“一曲之才，妄窜齐说”的篇目，整理编订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学界对于内、外、杂三篇何为庄子本人所著的问题素有争论、见仁见智。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庄子》内篇为庄周本人所著，外、杂篇为庄子弟子、后学所著。
[1] （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 引自方勇：《庄子学史》，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8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文中所引《庄子》原文，若非特别指明，均出自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该本所用《庄子》原文，根据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集释本（世界书局影印本）。郭庆藩集释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的全文，摘引了清代王念孙、俞越等人的训诂考据，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集释原根据黎庶昌古逸丛书覆宋本，王校又根据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丛刊所附孙毓修宋赵谏议本校记、近人王叔岷校释、刘文典补正等书加以校正。《庄子今注今译》的注释部分附有历代各家的注解，因前人注解往往把自己的意见和他人意见混杂在一起，今注对此进行查证，并附有作者的注解。）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4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清）王夫之：《庄子解》，卷十七，1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6] （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7] （春秋）孔丘：《论语·述而》。
[8] 《史记·宋世家》记其因残暴荒**而国灭身死。据张远山考证，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庄子》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均指同一暴君。（参见张远山：《庄子奥义》，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9] （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后序第四》，台北：弘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1。
[10] （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1]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