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提高了企业外向型国际化水平，“走出去”已成为众多中国企业的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发展新阶段，大型投资项目逐渐增多，这些项目一旦遭遇风险，经济损失严重，政治影响和社会舆论影响较大。受经济“逆全球化”、国际地缘政治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日趋复杂，“一带一路”投资面临的阻碍与风险也日益增加。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对外投资风险问题具有重要且迫切的现实意义。
1.政策层面：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推动构建我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总抓手
2013年，我国提出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合称“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之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强调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2016年3月，“一带一路”被写入“十三五”规划。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018年8月27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下一阶段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工作的基本要求。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2021年11月19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因此，从理论和政策层面破解如何有效防范“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问题成为当前迫切的重大任务。
2.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持续走深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逐渐成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居世界前列，“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快了中国企业主动融入世界的步伐。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2.8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5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投资，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为7.9万亿美元。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保持稳步增长。从投资规模方面来看，2020年年末，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达2007.9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7.8%;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1398.5亿美元。2020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1万家，当年实现直接投资225.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20.6%,占同期流量的14.7%;此外，2020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项目84起，并购金额31.5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11.1%。从投资的国别结构方面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马来西亚、老挝等国家。从行业构成方面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2020年投资规模达76.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比超1/3;此外，对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的投资规模也保持较高比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取得长足发展，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公众互利共赢格局基本形成。共建“一带一路”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发展愿望，有力激发了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了共建国家畅通内外循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沿线国家760万人口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将带动沿线国家贸易增长2.8%至9.7%,贸易增长带来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至2.9%。①
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逆势上扬，在贸易、投资、工程建设、抗疫合作等方面展现出韧性与活力，弥足珍贵。2022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6.3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占比提高到31.9%。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650.3亿元，增长4.9%,占比提高到18.5%。同期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达452.5亿元，增长10.6%。共建“一带一路”强大的韧性与活力还体现在，通过共建还能不断挖掘“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的潜力，拓展合作空间。很多伙伴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增长动力充沛，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3.“一带一路”投资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受经济“逆全球化”和国际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环境日趋复杂，投资面临的阻碍与风险日益增加。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发挥了配置全球资源、促进生产与拓展市场、推动技术转移与扩散等重要作用，并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就如彼得·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未来》的第四章“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中所言：“国际投资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因素。”①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延伸，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从自由贸易和便利投资中享受巨大的经济增长红利。以中国为例，近20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0%以上，最高达到64.48%。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奇迹，而在GDP增长奇迹中，占据很大比重的贸易因素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然而，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种红利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2018年6月15日，在经历了多轮中美贸易谈判后，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同等规模农产品、汽车等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温。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损害出口贸易发展，还会对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产生较大冲击。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一些国家通过各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设置贸易壁垒，使这些国家市场成为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影响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为例，美国政府在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的同时，还宣称将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贸易保护主义对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影响随之显现。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就对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日本经济出现较大的倒退，并进入“平成萧条”时期。因此，在当前中国积极鼓励本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可能对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产生的冲击，成为本项研究必须关注的全球背景。
随着“一带一路”各种投资措施的实施，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跨境投资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其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风险也不容忽视。除了通常的商业风险外，“一带一路”投资因其特殊性还面临特殊的风险。首先是信用风险，根据穆迪评估报告，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用状况相对较差，其中42个沿线国家的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或不在穆迪评级范围内，这意味着它们的潜在执行风险较高。其次是可能面临贸易救济调查、反垄断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等风险。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隶属不同法律体系，其法律分类、法律表现形式、法律适用规则等差异较大，因此，当东道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时，“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将缺少重要保障。最后是“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基础条件较差，投资环境不稳定，导致中国企业投资面临损失的可能性增大。2021年11月19日，
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扎牢风险防控网络。由此，构建一个全方位风险防控体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显而易见，研究并设计出有效的“一带一路”投资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困境，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环境恶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上升。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不利影响，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了新的风险和问题。疫情持续影响企业经营，如原材料和远洋运输价格上涨，用工难、用工贵，融资难、融资贵，这些因素导致企业成本大幅上升。而部分海外市场仍未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问题导致国内部分行业供应链韧性趋弱。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至1万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35%,是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境外投资所受影响并不大。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亿美元，逆势增长3.3%。
在疫情和自然灾害叠加因素影响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动**点和风险点显著增多。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法律战、舆论战多因素叠加，使国际经济、文化、安全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个别西方国家出于政治考虑，想方设法对中国进行牵制和干扰。一些国家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不断出台审查新规。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环境。另外，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投资环境相对复杂，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投资体系不够完整，甚至多个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这都给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潜在风险。
4.目前的投资安全保障措施尚难满足“一带一路”投资的安全需求
针对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挑战。①中国有的海外投资面临经营亏损、国有资产流失、内部管理不善、缺乏投资保障机制等问题。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投资安全保障机制仍然不成熟。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仲裁、海外投资保险等是常见的海外投资利益保护方式。“一带一路”投资风险案例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落地经营后，也屡受员工罢工影响。有学者的调研结果表明，在其调研的印度尼西亚39家中国企业中，有接近八成的企业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劳工问题严重影响项目的推进。①中国大唐集团在缅甸克钦邦建设的一个水坝项目，建设不久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武力阻挠，大唐集团被迫额外支付了巨额环保税才化解矛盾。②总体来看，海外利益保障措施并不成熟，加之“一带一路”投资及其东道国分布的特殊性，投资安全保障措施的完善显得尤为迫切。
风险是与安全相对的概念，与之前物质匮乏引致风险的社会不同，现代社会风险的本质表现为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强。当前的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被称为现代意义的风险，包括环境污染、恐怖袭击、金融危机、传染病疫情等，并且这些风险有全球蔓延趋势。近两年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生命健康和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截至2022年4月，已有149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未来“一带一路”的大门还会一直敞开，那么在风险全球蔓延的新时代，如何规避投资风险对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影响，将是重要且迫切的问题。“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参与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与传统的海外投资不同，“一带一路”国家在东道国投资特征、企业性质、投资目的、行业分布等方面都表现出特殊性。从理论层面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特征是怎样的?从实践层面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具有怎样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安全保障的着力点是什么?如何优化、协调实施相关的安全保障政策体系以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些都是学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