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我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这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胜利后，我也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负一部分的责任，接收同文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敌性文化机构，为了避嫌疑，索性一本书也不买——虽然那时候日文书是满街都是，其价奇廉。直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天，我的任务早已完毕，同时，为了要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不能不需要大量的参考书，方才开始着手搜购日文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自考古到书画的图籍，无不有见必收。但书价已经较三十四年的冬天，涨到十倍以上了。我以无比的毅力，且得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里诸位友人们的后援，大量的在搜求这一类的书。先是在上海书肆里访求。然后，北平的书也大量的南来了。
恰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几位书友到东北九省去收书，他们所得到的最好的一部分书也归我所有。最后，台湾的一位青山高亮教授的藏书，也经由一位书友的手，而由我得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短短的一年里，我得到了一千多种的重要的日文书。有的书，在二十多年前，我虽见到，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己也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成绩。但我见了这么多的日文书，我心里觉得惭愧极了！我为我们弄学问的人脸红。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绩，而我们的出版物，为什么竟那么贫乏呢？至今竟以夏曾佑的一部中学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升格到“大学丛书”，而且竟还是最好的一部本国史，实在不能不令人气短！看看人家出了四十多厚册的朝鲜史，出了十二大册的支那文化史迹，出了十五大册的支那工艺图鉴，出了一百册的大正大藏经，出了十五大册的朝鲜古迹图谱，出了泉屋清赏，出了爽籁馆欣赏，出了白鹤帖，出了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出了西域考古图谱，出了新西域记，出了乐浪时代的遗迹，出了乐浪，出了彩箧，出了王光墓，出了貌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东京城，赤峰红山后，出了东洋美观大观，出了书苑，出了书道全集，出了支那名画宝鉴，出了南画大成……简直是数不尽的洋洋大观，有系统的集大成的大规模的著作，有时未免显得芜杂，显得不精纯，但他们的努力是极可佩服的。我开始对于他们的工作，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时常和几位朋友们谈起，他们能够做，为什么我们便不能做呢？为什么我们便不能有他们那么大规模的工作计划呢？也许我们的学术界是过于慎重，过于惜墨如金了罢？只有罗振玉氏和郭沫若先生两位，其精力和努力是足以和任何日本人相比，而且比他们更深入；此外便只有王国维氏，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贺昌群先生、陈垣先生、董作宾先生、于省吾先生、关百益先生、商承祚先生等，寥寥可数的诸位了。日本人有一种好处，便是力求学问的普及化；不一定深入，但必求显出，人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懂——至少可以欣赏。他们学术界的天天在进步，与一般人的学术兴趣的浓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专家们也许只求深入，只想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名著，却忘记了使一般人都能够领略学问趣味的使命了。不知道“学问”是公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把持得住的东西。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们是决不会永远被拒绝于学术的大门之外的。总会有一天，人人都可以有享受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兴趣的。说来可怜，我们的学者们曾经做过什么学术普及化的工作呢？
连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都还不曾给老百姓们呢！有几个故事，在北平盛传着。
有一位教授，教了一辈子的书，他们的讲义永远只有寥寥的几十张。据说，讲义发全了，有人会剽窃而去，他的书便教不成了。又有一位教书的人，在讲堂里只是敷衍塞责，尽讲些老生常谈，决不肯把自己的专长施展出来。他对人说，杀手锏，回马枪那一套绝技，是要留给自己著书用的。如果倾囊倒箧的都教了学生们，难保没有人不会抢先出书的，自己的独得之秘，便不成其为“秘”了。以这样的“唯我主义”来研究学问，把持学问，如何能够想得到学问的普及化呢？西北考察团所得到的汉代木简，数量之多，内容之精，尤在沙畹的“汉简”之上。但沙畹早早的把史坦因给他的资料整理出版了，而我们的“汉简”，却老躺在研究室的许多抽屉里，纹丝儿不动一动。记得那时候是交给北大研究所，由马叔平、刘半农两位先生负责整理的。过了好几年，不曾有消息。有一次，我实在耐不住了，遇到半农先生，便问他道：“汉简为什么还不印出呢？”他道：“还不曾整理好。”我说：“不必‘整理’了，就编了号印出来，让别人加以研究吧。”他一声不响，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北平沦陷时，这几箱的无比的汉代的史料文献，却被遗落在松公府，无人顾问。亏得沈仲章先生把他们抢救到天津，又由徐森玉先生把他们弄到香港，正要印出，而太平洋情形日恶，森玉先生又匆匆忙忙的把他们运到美国——。至今还不曾归来。假如在日本或别的国家，这些东西必早已印出成为人人可引用，可研究的资料了。类似的情形之多，一时也说不尽。
我生平好事，尤喜见到人家的成功。对此情形，一遇机会，必时时促动他们的努力，尤其希望他们能把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给别的人以研究的便利。但他们错过了许多好机会，在今日印刷纸张如此的困难的条件之下，自然更不会有出版的可能了。我有“历史癖”，对于一切的史料，虽若竹头木屑之细微，也甚加以珍视。一有机会，便想把得到、见到的重要的书印行，以免孤本单传，一遭三灾，便永远失去，不见天日。所以，在抗战期中，在孤岛似的上海，居然也设法于万分艰难之中，印出了一百二十本的玄览堂丛书，二十本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更于孤岛似的上海也沦入敌手之后，出版了十本的明季史料丛书。可谓好事之至！龚定庵有“狂掳文献耗中年”之句，我深喜咏之。我自信那七八年的杜门蛰居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浪费。我曾尽了我的责任。到了胜利之后，做了六七个月不相干的事，反而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至今还懊悔，惋惜着。自己觉得不能不急起直追，便于去年冬天，计划着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对于图画，雕刻，我有特殊的嗜好。在欧洲的时候，几乎天天跑博物院。见到了他们出版的书籍插图的丰富，往往自惭我们的不争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版些有确切可靠而富于美术气氛的插图的书呢？难道便永远以中国历史教本里几十幅武梁祠画像的复本和若干来源不可靠的插图为满足了么？最使我不满的是，我们曾出版了两部地名大辞典，而自首页至末页，没有一张地图，竟连中国全图也不曾有，更不必说什么地域分图，历代沿革地图和各地方的风景名胜图及城市街道图之类的应该有的插图了。我第一步尝试的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了自己的偏嗜，第二步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第三步便是尝试的要出版一部比较通俗的插图本的中国史一类的书。因为中国史不容易写成，且准备也不够充分，便着重于插图的一方面，而成为“图谱”。当我把这个计划告诉给几位友人们听时，他们都竭力的赞成着，且立刻便组织成功了一个“刊行会”，为我的后盾，负责着经济的筹划。在不到一年之中，我得到了近一千六七百种的书——其中有日文的书一千种——完全靠了“刊行会”诸位先生们的帮助。在其中，关于古代名画的书籍很搜罗了些，日文的尤多。我见到他们复印的精美逼真，纤毫毕肖，而且搜罗我们古画的既精且备，不禁慨叹赞赏之不已。偶和友人张葱玉、徐森玉二位先生谈起他们说，日本人所收的古画，好的固多，不可靠的赝品也不在少数。我说，我们何不慎重的选择一下，汰伪存良，编一部域外所藏古画集呢？葱玉先生说，他也有此意。他本想把国内外储藏家及各博物院所藏的我国古画，择其真迹之尤精者，印为一部集大成的画集。——至少要比南画大成和支那名画宝鉴之类精粹美备些。所谓域外，不仅包括日本，也要包括欧美诸邦。我极力赞成他的计划。但他有许多困难，一时不易着手于此举。而我则性子很急，常有说做就做的癖气。我当时就说，你们两位负责选择，我来搜集材料并编排次序吧。他们都同意了我的主张。而这时“参考图谱刊行会”的资金，除了购备纸张之外，已为我的大量购置参考书籍，耗费殆尽，实在没有力量再做这个大工作了。我忽然想起，葱玉在战时曾经把他的藏画摄照过一份照片，何不利用这一部分照片，先把他所藏的复印出来呢？这也许比较的轻而易举。过几天，去问当时负责照相的钱鹤龄先生。他说，那一份照片还存在他那里，不知坏了没有。我们随便捡了一张邵弥的“贻鹤图”给戴圣保先生去制版。不久，印样送来了，却是那么精美，差不多深浅浓淡之间，与原作几无甚差别。我高兴极了！觉得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比起日本人的印刷来，也差不了多少。于是，决定进行。把这部书定名为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恰在这个时候的前后，葱玉的所藏古画，最惊心动魄的几十幅，像张萱的“唐后行从图”，刘元的“梦苏小图卷”，李衎的“墨竹图卷”等等，全被人囊括而去，载运到美国，待价而沽。我没有能力和办法留下他们来。别的人则皆漠不经心，视此数十幅“国宝”的失去，若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我当时愤慨极了！更决意非把这部书早日印出不可。
故我的序里有“徒留此化身数百，流览仅资，此予所深有感于秦无人也”之语。但我费了许多力量，还只能东摒西凑的零星购到些应用的纸张。当时，只计划着印一册，大约有六十多幅。因为不能一口气把纸张备足，眼看他的价格飞黄腾达的望上窜。总想装订得相当考究，又决定用锦缎做面子。而锦缎的价格也在一天天的飞跃不已，而无法先行购置。我把心一横，竟将在沦陷时期也舍不售去的善本曲子，一古脑儿售去了三十多种，作为购纸之用。
而杯水车薪，这一部分的钱不到几时便也用光了。所印的还不到二十多幅。
接下去，便不能不靠几位在银行里的朋友们的借贷了。越借越多，几有不能还之势。而葱玉自定的目录，却又加多了不少，竟超过了六十多幅的预算一倍以上。到了今年八月左右，实在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罗掘皆空之境。我忽然的动了一念：何不以大众的力量完成此书呢？于是便登大公报发售预约。
结果很不坏，到底是依赖了大众的力量终于完成了她。今天，写到这里的时候，恰好是第一部书装成，放在书桌上，占了整个桌面，书幅的阔大，纸张的漂亮，锦缎面的辉煌，确是相当的富丽堂皇。恐怕要算是近几十年来最为考究的一部出版物了。——虽然缺点也很不少。我摩挲着她、万感交集，酸辛难忍，这里面有我的血，我的汗，我的泪！最不可挽救的是已售去的那三十几部明板的善本曲子。“佳人已归沙吒利”，哪里还会有归来之一日？居然和葱玉的所藏，落到同一的运命！何此书之多陋也！所不同的是，他的画流落国外，我的书究竟还是楚弓楚得耳。以售书来出书，可谓为卖珠买椟，痴绝！愚极！一想起，便心神如醉，悔愧交并！然而，这部书终于是出版了，总算是成功了一件工作，而这工作恐怕很少有人肯做的。而在经济上的调度，与周转中，我竟也第一次尝到了商人世界的甜酸苦辣的味儿。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而肯做事，想做事的人，遇到的助力一定会比阻力多。如果没有毅力定力，一遇到阻力，便幡然变计，或灰心失意的掉头走回去，那当然永远不会见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援助的可爱与其兴奋，鼓励工作者的力量的。但如果，坚定的扫除了一重两重的阻碍之后，你便会觉得意外的助力会不期然而然的来的。这将更增加了你的勇气，你的高兴，而且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你将更努力的向前走去。你会觉得：人世间毕竟是温暖可爱的；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冷酷无情。世界上有的是同情与援助——只要你是走上正当的工作的大道和正义的大道。就我自己而言，假如在遇到了一次两次三次的阻力之后，永远还是那么样的孤军独斗，凄凉苍惶的在无垠的旷野独自走着的话，我也许会灰心失意的自认失败了的。但我觉得，只要做，刻苦的做，光明磊落的做，便决不会失败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成功的。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咬紧了牙关，总有好多次，让酸楚的苦泪往肚子里咽下去，而坚决的做下去。于是，助力来了。我这时摩挲着这部相当巨大的书，我不能不感激屡次给我以经济上的后援的朋友们，而这些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本身也并不是怎么有很大的资力的。其次，还得归功于读者诸君；他们相信我，相信我的工作，且也相信这部书的内容，一张纸也没有见到，一幅样张也没有拿到，便肯早早的花了不很少数的钱来预定这部书；有几位，我知道，他们是很费了点决心和牺牲才能够来预定的；这给我的鼓励实在太大了！
这助力是远远的超出于经济的帮忙之上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三两位或至少一位来预定这部书。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这部书可以说是以读者诸君的力量来完成了的。所抱歉的是，我不能更廉价的让他们有这部书，虽然我已尽我力之所能。现在，这部书快要都到了读者诸位的手里了。为了力量所限，不能够多印个几百部；已经有好几十位没有机会能够得到她了。——在这里面是有好些极需要她的。敬向他们致歉！再其次，应该向葱玉先生和好几位收藏家们致深挚的谢意！他们毫不吝惜的把他们的所藏借给我复印，在这部书里至少有二十多幅是他们的所藏。这种重要的助力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
还有，许多位书友们，还有鹤龄先生和圣保先生，他们都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他们的助力，这部书也不会出得成功的。
但当我在摩挲着，仔细的逐幅的翻阅着时，自己总觉得其中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有好几张画，显得有些不清晰，特别是张萱、周蚄、刘元、钱选的几幅剧迹。我非常的不安，且不高兴！固然，原底子也许太晦暗了，不容易照得好，但在今日摄影术的进步的技术上，是可以把本来隐晦的地方照得清晰的。然而，因为这几幅原画，都已出国去了，没法子再追回补拍；只好这样的利用着五六年前的旧照片了。将来，也许有珠还的一天，当再作补救之计。否则，落在他人手里，他们利用现代的技术，复印得发眉毕现，神采奕奕，岂不是“贻国之羞”么？第二，有几幅画，画面上显得有些毛病；明晰是明晰，但不是完美无疵的。像张彦辅的“棘竹幽禽图”，上面便有损坏的地方。原画并非如此；这是因为照片搁放得太久了，发了霉之故。但原画也不能再得到，便也只好这样的印出了。第三，有几幅画，原来可以复印得更好些，但因为急于要归还给原主，不能从从容容的多拍几次，便也见得有些缺点。好在大部分都还不坏。为了要急于出书，为了要求备，故便不能十分的求全、求美了。这是浮泛在我心头的一片阴云，迟或早，一遇到机会，一定要设法补救的。
同时，我还出了“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之一”的“西域画”上辑一部。
那部书成本还不甚重，故不怎么觉得吃力。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总要有二十多辑，将来恐怕也是一个很繁重的一个工作和很沉重的一付负担。
为了好事，吃尽了说不出的苦。留着一身的创伤，自己舔着，昂起了头，又走向前去。
我们这个国家，实在太寂寞了，太没有肯做不求“近功”的事业的人了。
几个大出版家，都在炒冷饭，把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东西，编编过，加上百分之六七的新材料，便算是新书了。但这还是上等的正当的规矩人。等而下之，领到了若干“配给纸”，干脆的不出书。白纸印上了黑字，又费工，又卖不起钱，所谓聪明的人，才不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呢！他们囤积着白纸，比之印书，着实有利益得多了。我很佩服上海的仅有的几家还在出书的出版家们。他们是有着那么一股傻劲，一心为文化而工作着的精神！但也已谈不到什么有系统的大规模的工作了。谁在无垠的沙漠地上涌现出一片绿洲来呢？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为何不求“普及”，为大众人民而服务呢？我的工作也许还不是“普及”的工作。但这只是一个开端。
我相信，由我这一开端，不久的将来，所谓印行珂罗版画册的风气，一定又会盛极一时的。但我希望印行的人，不要把“利益”放在前头，仍要本着“服务”的精神，为文化而工作。印刷得要精要美，装订得考究，选纸得十分小心，不要用坏纸恶墨印。更重要的是，选材要精。不要把赝品伪画胡乱的印出来。不仅糟蹋了纸张，而且也要贻误、迷惑读者们不浅！这也许半系于选择的能力不够，但有时，也许有意为此，以增进其收藏的价值。这便要谈到艺术的良心的问题了。其次，编次要得法，不能乱糟糟的抓住一块木头便当是救生船。要先有计划，先有打算，不能再像故宫周刊、月刊、书画集那么无规序的乱印。同时，一薄本、一薄本的十张、二十张的出一册，也不是办法。（像“有正”、“神州”、“商务”那样。）总要使读者们有一个容易欣赏的机会，而且给他们比较有系统的观念。我们也许老有那么坏的毛病，除了懒之外，老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难道我们便真的没有组织的能力么？也许那病根还是一字“懒”字，随便抓住什么就算数，不肯费一点工夫去计划。
但无论如何，只要不是存心欺人，只要是诚恳忠实的工作着，总要比一张白纸似的文化界好些。
我盼望着有人能够继起，替沙漠似的出版界多植些绿树红花出来。
我的工作还没有完结——也许永不会做得完——虽然遍体是创痕，但我总是不气馁的向前走去。
以上是一口气写下来的一篇跋；写的时候，愤慨极多，也许未免有些杂乱吧。这篇跋并没有放在唐宋以来名画集的后面，一来是因为来不及加入，再则，似乎也不必加入。从开始编印那部书后，到了摩挲着装成的第一部书时，已经有八九个月了，走的是多末艰苦的路！这里所写的还只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经过。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也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原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人世间》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