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进程往往伴随着“质疑”和“反抗”的声音，而且认同的趋势愈强烈、愈是快接近最后胜利，质疑和反抗的声音有时也可能更为激越。“她”字的认同，便是如此。
就在“她”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已大量流行开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的时候，困惑的质疑之声和顽强的抵制之声也随之而至。1928年，一个署名为“恰”的人在《会报》发表《他、她、牠》一文，以对话的形式，表达了对时人声张的“他”字分化为“他、她、牠”之“精确化”理由的不理解。该文不长，不妨全文引录如下：
甲谓乙曰：尝阅报章及小说等类之文字中，他字计有三种，或者用他，或者用她，又或者用牠，其意何居？
乙曰：是易明也，因男女性物性之各自不同，错杂其间，每易淆惑，特用人女牛三字，以之表别耳。故指男性则用他，女性则用她，物性则依据《说文》，牛为大物，因之物字从牛，故亦从牛而为牠。盖他她牠三字，即男女性物性之别也。
甲曰：然则类此之字尚多，此外如伊你彼我等字，何又不以人女牛三者，各相配合以表别之乎？岂男女性物性之宜表白者，仅一他字，余字皆无表别之必要乎？！
乙曰：是又不然。文明进化逐渐增高，宛若潮流随时而长，今尤非其时耳。国人醉心欧化，仿效不遗余力，苟至其时，非惟此等字有男女性物性之分，即名字、动字以及形容字等类，亦将如欧洲大陆各国之文字，而必加以男女性物性之大别也。谓予不信，子姑志之，以当左券可耳。
甲曰：信如君言，则将来无论何字，必皆以人女牛三者相配合，以表别其男女物性乎？请取譬而罕喻之。设如学塾，原属物类，如欲表明其属物性，则其中必皆为牛乎？如为男塾，或为女塾，则除牛而外，必复有人，或复有女以同刊其间乎？且如为男女同学之塾，则其中又必为人女牛三者相羼杂，以完成其名实乎？凡百事业，其为男性所办，则谓之倡办，如为女性所办，必将谓之娼办乎？！
乙乃嗫曰：其然，岂其然乎！吾未之学也，请还质之从事斯学者。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寄自呼兰。［30］
作者将主张和赞成采用“他、她、牠”之分别者称为“未之学”者，即不懂语言学之人，其疑惑态度显而易见。不过其看法，较诸前面提到的有关讨论中的类似意见却未见有何新意，他似乎并不充分了解刘半农和龚登朝等人有针对性地提倡“他、她、牠”三者分化的具体见解。
引人注目的还在于，大约在1933年至1934年间，抵制“她”、“牠”二字的声浪还形成一个小**。前文我们曾提到1934年开始《妇女共鸣》杂志公开拒用“她”字一事，那主要是从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着眼，无疑属于此次**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从语言学特别是“比较语文学”角度拒用“她”字的学者参与其中，如陈寅恪、厉筱通、诛心等人，他们多是对汉文化以外的语言文化有着广泛了解的学者。实际上，这群人不约而同、出而表态，可以说成为民国史上公开抗拒“她”字的最后一次努力。
1933年，也就是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并通令全国遵行之后不久，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学衡》杂志刊文，公开反对“她”、“牠”二字的正式通用，认为西方语言的文法各不相同，也并不完美，不必盲目效法。他写道：
图35 反对“她”字的陈寅恪
图36 陈寅恪《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一文片段
1934年6月1日，《时代公论》发表厉筱通（鼎煌，1907-1959）《“她”和“牠”的俗书问题》一文，专引陈寅恪上述论说，认定这是从“比较语文学观点”或“就文字学理”角度来“断言此新创之她牠二字，以为人称代字之决不可用”，赞扬陈氏论说“足破好奇者之谬妄”。该文还明确针对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中有关“她”、“牠”二字的规范性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仍然存在的反对意见。
图37 厉筱通《“她”和“牠”的俗书问题》一文片段
厉筱通为语言学家，后来他在破解契丹文字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厉文将当时社会上反对“她”字的意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她’字）不见经传，不载《说文》，《玉篇·切韵》收之，不过骛奇好博，采录异体，存此俗书而已。诂义尚未论定，何可遽用？（章太炎驳击千余年前古人之说，未可遽信其说之必当不易）。
（二）《国音常用字汇》本身尚有问题，虽经教部公布，仍须从长计议，故此二字可采用否，尚待商榷。
（三）模仿英文，未观会通；汨没本国文字之特质，殊不足取。
这些反对意见，较之此前的各种观点并无太多新鲜内容。不过在此文中，作者却认定“她”、“牠”二字“终是俗书，非正体也”，并摆出一副力挽狂澜、不从流俗的精英姿态，明确表示，“狂澜之挽，正在吾辈，未可因世俗所趋，盲从附和，不敢置议”，“在此过渡时期，倡者有人，用者有人，而吾人且不能限禁，则亦惟有视为俗书，鄙而弃之可耳！”［32］
1934年4月，《北洋画报》上有人发表《“他”、“她”、“牠”、“它”》一文，也以陈寅恪的相似思路，加以申说，并抓住现实中这几个字使用的混乱情形，继续表达反对“她”、“牠” 的看法，且嬉笑怒骂，态度同样鲜明而坚决：
自从所谓“新文学”产生，一个他字，便平空多了三个同类——她、牠、它。但是这三个字用法，却没有确切的规定。所以在新文学里，用得十分杂乱无章，这也是不彻底的毛病。再加上手民时时排错，便更使人莫名其妙。最可笑的是那些译作里，竟然袭用原著所用那国文字的规例，人家用她代表一朵花，一个国度或是一把椅子，那译者居然也在中文上用上一个她字。殊不知在这一国文字里，这一件物事属阴性，到别一国的文字里常常适得其反。若在中文，除动物外，便不分类。你译者既写的是中文，你就是说中国话给中国人听，你便须按中国规例去，你不能如此地不通。比如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所有名词都分阴阳，比英文真切得多，而且更有“中性”（不阴不阳）一类。你若想夸耀你的译文是由地道的西文译过来的（他们的意思不外如是），也跟着原文阴、阳、中各类安上他、她、它等字，那不是个大大的笑话？！好在大多数的译者，也只能译英文，不然，恐怕笑话正多着呢！所以我主张：（一） 译作须按中国习惯写出；（二）根本取消这些罗嗦的怪字［33］。
从上述所引之论可知，《“他”、“她”、“牠”、“它”》一文的作者可能了解西方文字的程度仍然有限。他对陈寅恪的前述大作或未能过目，或至少没有细读。因为陈寅恪明明强调英文有阴阳中三性，而法文则只有阴阳两性。不过，此文与上述陈、厉二文却同一宗旨，都认为中国人应该坚守自己的语言文化特质，按“中国规例”、“中国习惯”来书写汉文，不能胡乱接收外来影响与任意改变自己。这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心理的强势背景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前后，一系列反对“她”字的文章出现之时，也正是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汪懋祖等人发起的“文言复兴”运动发生的时候，这当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如汪懋祖就强调，中小学课本中尽除文言而代之以白话，“以为必如是则教育普及、社会进步，不意民族意识，从此告亡”。汪懋祖倡导“复兴文言”的代表作《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小学文言运动》，与厉筱通反对“她”字、鄙为“俗书”的《“她”和“牠”的俗书问题》一文，都发表在《时代公论》的前后几期，其中《中小学文言运动》与厉文还发表在同一期，其关联值得研究。如果再联想到南京出版的《时代公论》背后的蒋介石系政治文化背景，这一点就更为明显。由此看来，一个似乎仅仅存在于语言领域的“她”字，其社会认同、存亡祸福，此时已经无法与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心理，特别是政府导向的文化民族主义摆脱干系了。
就原则而言，陈寅恪等强调不要轻易“舍己从人”，反对盲目采用西方语言规则的提醒，无疑是必要的、合理的。不过具体到“他”字有限分化出“她”和中性第三人称代词一点来说，却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从汉语的时代需要和文化交流互动的现代性等多方面去作具体分析。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对此问题予以集中总结，此不赘言。
虽然我们称1934年前后陈寅恪等人的抗议，为民国时期对于“她”字的最后一拨“反抗”，但实际上当时反对“她”字者的人数已经相当有限。而且他们自己对其反对言论的结果也信心不足，故往往只表示一种个人鄙弃不用的清高态度而已，对于社会上“她”字的广泛流行，他们已经是无可奈何。
20世纪40年代初，由于“她”字的更加普及化，一直反对“她”字，其反对缘由与寒冰基本相同的前鸳鸯蝴蝶派代表周瘦鹃等人，最终也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周氏在1943年编辑《紫罗兰》刊物时，毅然决定放弃“伊”而归顺“她”，并奉劝乃至“逼迫”自己的同道好友、仍顽固坚持“伊”字书写的程小青和顾明道等名作家，也要一道归降“她”字。这一改变的过程和原因，均具典型性。周瘦鹃本人对此还有过一段“夫子自道”，很是令人咀嚼回味。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由于周瘦鹃在近代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和他对“她”字的长期反感［34］，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一自述还具有代表文坛宣告“伊”字最终失败，“她”字彻底获胜的社会象征意义，故这里不惜版面，也要完整地引录如下：
亡友刘半农兄，是编者二十余年前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同事，同出同进，非常相契，彼此的书，也往往借来借去，交换着阅读；我对于他那好学不倦的精神，一向是拳拳服膺的。后来他离开了中华，因为常在《新青年》月刊投稿的关系，认识了陈独秀先生，独秀先生往北大担任文学院长时，就带他同去。……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创制了代表女性第三者的“她”字，一直沿用到如今，并且普及全国。不过我因为“她”字即古文“姐”字，别有意义，而音也不对，所以未敢苟同。二十年来凡是我的作品和我所编的刊物中，就始终没有见过“她”字，一律以“伊”字为代。记得去年谢啼红兄曾在所作《因风阁小简》中提到这一点，承他称许我不肯随俗的精神，而“伊”字尤别饶风趣；不过对我将别人作品中的“她”改而为“伊”，却不以为然，他以为应该各存其真，不必强人尽同于己。这一句话，我自然很愿听从，但是不知如何，我对于这个“她”字，总觉得不对胃口，所以别人的作品一到我手中，非改不可，实在抱歉得很！这一回着手编辑《紫罗兰》，承文友们珠玉纷投，而除了程小青兄的《龙虎斗》和顾明道兄的《昆仑奴》中仍用“伊”字外，其他作品，竟无一非“她”。我的老毛病正想发作，而一想起啼红兄的话，倒没有勇气了。想一个人应当从善如流，我难道还是做“老顽固”刚愎自用么？而我的儿女们也提出了抗议，说大家都在用“她”字，爸爸何必坚持到底，不见年近古稀的包天笑老先生，也早已用了“她”了。这年头儿任何事情，都该从众，准不会错。就是您老人家，自己的作品，也何妨从众用用“她”呢？我觉得“从众”二字，倒无从反驳，也不知是不是为了舐犊情深的缘故？我竟硬一硬头皮，不但不再改去人家的“她”，索性连我自己也破题儿第一遭用起“她”来了。刘半农兄一灵不沫，定要掀髯一笑（我和他同事时本来是没有髯的；但他是个落腮胡子，这些年来，也许于思于思了。呵呵！）道：‘老朋友，从今以后，您可不再和我闹蹩扭了吧！’一面我还得向那位替福尔摩斯打不平的程小青兄，和给昆仑奴捧场的顾明道兄唱个喏道：“对不起，老程老顾，您们瞧老朋友份上，也将就“她”一“她”吧。［35］
图38 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一文片段
如此生动的“她”字认同史，特别是该字最终“俘虏”那些几乎是最后一批“顽固反对”者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被动接受者们内心变化的心灵画面，实在不能不让关心细节的史家们满意之至。
参考文献
［1］茅盾此时除《小说月报》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也都开始使用“她”字。如1921年5月和8月，其译作《西门的爸爸》（载《新青年》9卷1号）和《一队骑马的人》（载《新青年》9卷4号）中都有使用。
［2］朱自清：《台州杂诗·灯光》，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
［3］叶圣陶：《祖母的心》，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叶圣陶出版于1922年的作品集《隔膜》，收录了1919-1921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多用“伊”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而初版于1923年的《火灾》一书，收录其1921-1923年发表的作品，以前使用“伊”字的地方又全部改成“她”字。
［4］此刊前两期都出版在每年的4月，加上1924年5月1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被宣布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而该刊却仍沿用旧名，故推测该刊第6期出版时间大约应在1924年4月或稍前。我知道鲁迅先生此文留有手稿，并就此问题专门咨询过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教授。他告诉我手稿由台静农先生的儿子带往美国了。无法弄清此文手稿里是否已使用“她”字，实不无遗憾。
［5］鲁迅：《祝福》，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
［6］潜源：《咬嚼之乏味》，载《京报副刊》1925年2月4日。
［7］鲁迅：《咬嚼未始“乏味”》，载《京报副刊》1925年2月10日。
［8］谈到鲁迅与“她”字的关系，田仲民在《鲁迅小说中的“伊”与“她”》［载《咬文嚼字》，1999（5）］的短文中曾记述说，1920年7月至1924年4月鲁迅不愿采用“她”而采用“伊”字，是因为受到李毅韬（1897-1939）其人的影响。李氏为河北盐山人，五四时期加入天津觉悟社，主张男女平等，并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副会长，与刘清扬、邓颖超等办《妇女日报》，任总编辑。李毅韬竭力反对“她”字而主张用“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她认为，“他，人也；她，女也，男性用‘他’，女性用‘她’，就意味着男性是人，女性不是人”。而改用“伊”字甚好，“这不仅因为‘伊’也是‘人’旁，而且‘尹’字与‘亦’字音近，含有女性也是人的意思”。于是她奔走于津京等地，极力宣传这一主张。鲁迅也一度接受了她的意见，多年采用“伊”字，直到后来“她”字逐渐流行，才予以改换。不过，田仲民先生文中却没有注明这一说法的出处。待考。
［9］可见梁宗岱的小说《游伴》，其中已用了“她”字，载《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3号。
［10］胡适1922年8月27日至28日在《晨报副刊》上载《中学的国文教学》一文，其中写到：“究竟‘关关雎鸠’一篇是泛指‘后妃之德’呢？还是美文王德后妃呢？还是刺她的曾孙媳妇康王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一首相思诗呢？”他在诗歌中对“她”字的使用可能还要略早。
［11］如石评梅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就有《叫她回来吧》（1924年4月22日）和《你告她》（1924年6月20日）等篇。
［12］如陈衡哲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17号上的小说《西风》，就使用“她”字。
［13］黎锦晖：《他、她、牠》，载《小朋友》杂志1923年第69期，第23～24页。
［14］马二先生译：《他为什么娶她》、《理想中之她》；凌晓肪《她的理想中之他》，分别载于《国闻周报》1924年第1卷第8期和第11期。
［15］见前引《国语普通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23年版，“甲”部第104页，第19页。
［16］蔡晓舟（1886-1933），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参加反清革命，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为近代中国著名报人、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曾募捐创办安徽大学。他还是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者，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一说病逝，待考。
［17］见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分组会议记录：第十八、国语教学组：（丙）议决案汇录”，载 《新教育》1920年第9卷第3期。
［18］朱自清：《旅行杂记》，载《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1924年7月14日第130期。
［19］该书中选收了叶绍钧的《寒晓的琴歌》一文，里面使用了“她们”指代女性，“牠们”指代树枝即中性；同时收录周作人的《卖火柴的女儿》和《燕子与蝴蝶》两文，前者以“伊”指代女性，后者不仅以“伊”指代女性，还以“他”指代中性。见顾颉刚、范祥善、叶绍钧编辑，胡适、王岫庐、朱经农校订：《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20］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色资源”《馆藏解放前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中的“初高级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部分。在查阅这些教科书的过程中，曾得到韩秋红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有关教科书及传播“她”、“伊”的具体情况，请另见书后的“主要参引文献”。
［21］见《国音常用字汇》，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72页，第244页。
［22］见《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84～85页，第375页。
［23］见张文治等编，中华书局1935年8月印行，1947年第11版，“丑集”29，“寅集”2。
［24］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标准国音常用字典》第66页。该字典编纂者、出版地和具体出版时间均不详，但应当是民国1930年至1940年的出版物。
［25］除已经提到的一般词典外，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还有一些专门化词典，也垂范性使用“她”字。如钱谦吾编的《新文艺描写辞典》及《新文艺描写辞典续编》，其所示范的大量女性描写段落中，就都使用“她”字。见上海，南强书局1931年版，第283～303页；《续编》第557～572页。
［26］这8位接受我采访的史家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戴逸先生、李文海先生、王思治先生、史松先生、王道成先生，历史系的王汝丰先生、李佩芬先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我的老师龚书铎先生。其中，龚先生告诉我，他在福建读书时和50年代初到台湾念书时，“她”字都发“伊”音（不过据我所知，福州方言里“他”字就念“伊”，未必即得是遵循字典发音）。史松先生则告诉我他在湖北省立第三小学读书时，“她”和“他”虽然都发“ta”音，但“牠”却是发“tuo”音的。可见当时语言学家规定的发音也并非毫无影响。
［27］可见中国辞典编纂处编：《国语辞典》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相关部分。
［28］杨伯峻：《中国语文文法通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47～48页。
［29］到20世纪40年代时，一些来华日本人也专门记述了中国语言第三人称单数词的这一明显变化。见挟間新太郎：《華語漫談（其の二）·“他と她と牠”》，《華北合作》1943年第9卷第5期。
［30］恰（却酬）：《他、她、牠》，载《会报》1928年第33期。
［31］见陈寅恪：《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载中华书局出版《学衡》杂志1933年第79期。
［32］厉筱通：《“她”和“牠”的俗书问题》，载《时代公论》1934年6月1日第114号。
［33］诛心：《“他”、“她”、“牠”、“它”》，载《北洋画报》1934年第1080期。此条材料的获得，得到夏明方教授的帮助。从作者署名“诛心”来看，其对发明和使用“她”字者的动机就感到不满，觉得其心可诛。
［34］可参见周瘦鹃：《一片胡言》一文，载《申报》1922年7月7日。其中讽刺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主动向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示好，文中讽刺道：“做朋友也好，切磋几时，溥仪先生就能弄些新符号顽顽【玩玩】，清宫中倘仍用得着做上谕时，更可加上些‘她’、‘底’、‘牠’一类新字眼了，呵呵！”1921年和1923年，他在《申报·自由谈》中的有些短文，也能表现出其不喜“她”字的态度。
［35］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载《紫罗兰》杂志1943年5月第2期。此条资料，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陈建华教授惠赠。特此致谢。在五四时期，鸳鸯蝴蝶派对“她”字的态度总的说来似显消极。除周瘦鹃外，另一代表人物李定夷起初也是如此。不过在其主编的《小说新报》中，他却能容忍别人使用“她”字。如1923年第8卷第4期的《小说新报》上所载的“觉悟小说”《你的幸福》中，就用了很多“她”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