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10年的文学刊物，堪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发表园地。而小说，又是新文学的主体形式之一，因此《小说月报》上面“她”字的书写实践，无疑带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和导向性。
1920年8月第11卷第8号上，《小说月报》所登载的翻译短篇小说《命与信》之中，已经开始使用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她”字了。该刊第10号、11号、12号上，也都有“她”字的使用。不只是译作如此，原创的小说和剧本中也有使用。但这时，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人仍有不区分第三人称男女性别的（如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代表的周瘦鹃），而作男女性别区分的作者中，使用“伊”字的人也不少。大体说来，该年内《小说月报》上“她”字与“伊”字的使用情况，可谓旗鼓相当。
1921年1月，在郑振铎的主持下，《小说月报》实现了改革，情形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她”和“伊”两字的使用都越来越普遍，其中“她”字出现的频率更是急剧加大。综观1921年全年，与“伊”字相比，“她”字占了绝对的优势，在两者的使用比率中居于90%以上。
从1921年1月、2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第2号开始，许多著名作家都采用了“她”字（其中绝大多数使用者以前又均曾采用过“伊”字），像冰心、许地山、瞿世英、沈泽民、郑振铎、沈雁冰（茅盾）［1］、王统照、耿济之、庐隐等，其中，尤其以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等人使用为多。除了沈泽民等个别人略有反复之外，其他人此后在该刊上都基本保持了这种使用立场，并形成习惯。1921年内，只有鲁迅、周作人、叶绍钧（圣陶）、朱自清、周瘦鹃、汪静之、梁宗岱等几个名家，仍然坚持使用“伊”字。
从《小说月报》来看，朱自清放弃“伊”而改用“她”字，是从1922年4月在该刊上发表《台州杂诗》之二《灯光》一诗开始的［2］。在该诗里，朱自清写道：
那泱泱的黑暗中熠熠着的
一颗黄黄的灯光呵，
我将由你的熠熠里，
凝视她明媚的双眼。
叶圣陶放弃“伊”字而改用“她”字，则始于1922年7月他发表短篇小说《祖母的心》［3］。此外，1922年4月加入采用“她”字队伍的小说家，还有李劼人、王任叔等人。1923年5月，徐志摩开始在该刊发表诗文时，便已使用“她”字了。该年年底和1924年，梁实秋、张闻天、傅东华等人也分别在该刊使用了“她”字。
图29 鲁迅1923年年底至1924年年初开始采用“她”字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最终采用“她”字，也发生在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其中，周作人似稍早。1923年11月，周作人在《小说月报》翻译发表武者小路实笃的《某夫妇》（载该刊第14卷11号）时，便已正式改“伊”为“她”。其“译后附记”所署的日期为1923年7月17日，其中也使用了“她”字。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该演说稿次年年初发表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6期上（此刊具体出版时间不详［4］），其中已经使用了“她”字。在这篇揭示现代“新式”女性命运的具有认知标志性和象征性的文章中，鲁迅决定改用“她”字，实在是意味深长。以往，学界一般认为鲁迅放弃“伊”而改用“她”字，是从1924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祝福》［5］开始（该小说自署的写作时间为1924年2月7日），在《祝福》中，鲁迅借助153个“她”字，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这个深受传统礼教和世俗社会文化迫害的妇女形象。这也是他成功塑造的第一个女性文学形象。1924年5月，鲁迅在《小说月报》第15卷第5号发表小说《在酒楼上》，也使用了20多个“她”字。该短篇小说自署的写作时间为1924年2月16日。应该说，鲁迅先生开始正式使用“她”字的时间，是1923年年底和1924年年初，这一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
图30 在鲁迅小说中，1924年年初《祝福》对“她”字的正式采用，塑造了不朽的女性文学形象“祥林嫂”。这里是原载于《东方杂志》的原文片段
关于鲁迅与“她”字的早期关系，还有一件有趣的笔墨官司值得在此穿插记述。1925年2月4日，有位笔名叫潜源的先生不满鲁迅在《京报副刊》上所发表的《咬文嚼字》一文中对翻译界一些“毛病”的讽刺，以为小题大做，不免过头。如认为在翻译西文的过程中，遇到外国女子的姓名，便专门“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来对译，实不必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乃是“受到传统思想束缚”的结果，只不过是“想知道他或她的性别”罢了。此文题为《咬嚼之乏味》。文中辩解道：“用‘轻靓艳丽’的字眼译外国女子名，既非主张男女不平等，则其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可知。糟就糟在我不该在‘想’字上面加个‘常’字，于是鲁迅先生说，‘常想就是束缚’。‘常想’真是束缚吗？是‘传统思想的束缚’吗？口吻太‘幽默’了，我不懂。……假如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数年前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特为‘创’出一个‘她’字来代表女人，比‘想’出‘轻靓艳丽’的字眼来译女人的姓氏，不更为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麻烦吗？然而鲁迅先生对于用‘她’字却没有讽过。”这位作者还不满意《京报副刊》的主持人孙伏园称其为“簇新青年”，以为是挖苦，并反讽说：“假如我真是‘簇新’，我要说用‘她’字来代表女性，是中国新文学界最堕落的现象，而加以‘讽刺’呢。因为非是不足以表现‘主张男女平等’，非是不足以表现‘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6］
一个星期之内，敏锐的鲁迅先生即写成《咬嚼未始“乏味”》一文，以幽默加犀利的笔触给以回击。他写道：
一、原文云：想知道性别并非主张男女不平等。答曰：是的。但特别加上小巧的人工，于无须区别的也多加区别者，又作别论。从前独将女人缠足穿耳，也可以说不过是区别；现在禁止女人剪发，也不过是区别，偏要逼她头上多加些‘丝苔’而已。
二、原文云：却于她字没有讽过。答曰：那是译she的，并非无风作浪。即不然，我也并无遍讽一切的责任，也不觉得有要讽草头丝旁，必须从讽她字开头的道理。
三、原文云：‘常想’真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么？答曰：是的，因为‘性意识’强。这是严分男女的国度里必有的现象，一时颇不容易脱体的，所以正是传统思想的束缚。
……［7］
从上述鲁迅与潜源的“笔仗”中，除了可以明见他本人对于“她”字的态度之外，也能集中窥见当时中国“她”字的创生、传统“性意识”和“男女平等”观念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8］
就《小说月报》来看，1924年之后，还坚持使用“伊”字来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著名作家已经很是少见。梁宗岱在1925年时，也终于改“伊”字为“她”字了［9］。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重要现代作家和文化人之外，当时基本不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胡适的态度也不能不提到。大约从1922年起，胡适就已经开始使用“她”字［10］，此后两三年间，虽有时仍然使用“伊”字，但“她”字的使用显然逐渐增多，1924年年底以后，“她”字在他那里已基本战胜“伊”字。这与鲁迅等人的改变大体同时。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那些名扬天下的女性作家的态度。冰心、庐隐无疑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女作家。她们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数量极多，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从1921年年初开始，她们就大量地使用着“她”和“她们”这些新生的女性代名词。不仅如此，该刊的其他女性作家（当时一般标明“某某女士”）也大多乐于使用这些女性新代词符号，全然没有前述《妇女共鸣》杂志那般从事妇女运动者所具有的，认为“她”字带有“女性非人”意味的一类褊狭敏感。比冰心、庐隐稍晚成名的石评梅、冯沅君等女作家，也均属“她”字的热心书写者。冯沅君从1923年秋开始刚从事写作时，即惯用“她”字；石评梅在1922年年初之时，已喜欢大量使用“她”字，随后两年，甚至在诗文的标题中对“她”字的使用也已屡见不鲜。［11］陈衡哲1924年前后也较多使用了“她”字。［12］通过这些新代词符号的熟练书写，这些女性作家借以自由抒发女性特有的思想情感、社会关怀，张扬着新时代勃发的女性主体意识。
如果说《小说月报》等新式文艺报刊中的有关使用情况和著名作家的态度，反映了趋新阵营的时代动向，那么一般社会性报刊中“她”字的使用、教育界的有关规定和中学国语教科书的使用情形，相关词典的收录等，则可更多地体现其社会化的接受与认同程度。
1923年夏，中国“通俗音乐之父”黎锦晖为“她”字的社会化传播，也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他在自己主编、曾在中国儿童教育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专门为儿童所创作、供传播和普及关于第三人称单数代词这一语言知识之用的通俗儿童歌曲《他、她、牠》一首，成为当时促进“她”字社会化认同的一个非常积极的手段。
该歌曲为G调。歌词如下：
（一）张村有位老人家，他名叫马大麻，马大麻，马大麻，马大麻、马大麻，他。
（二）李家有位十三姨，她名叫小茉莉，她，小茉莉，小茉莉，名叫小茉莉，她。
（三）我家有只老骆驼，牠叫做冰哥哥，牠，冰哥哥，冰哥哥，叫做冰哥哥，牠。
其中，歌词的韵脚，很注意与当时规定的“他”、“她”和“牠”分别发“ta “yi”和“tuo”的韵脚相一致，通过重复传唱，有助于加强记忆。不仅如此，黎锦晖还特别在歌词的右边，简洁而清晰地写明了三字的不同发音、指代内容，以及何以必须分化成三的理由：
他，应该念ㄊㄚ，指男人。
她，应该念｜，指女人。
牠，应该念ㄊㄛ，指一切事物。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分开呢？“一只老骆驼跑来跑去，李十三姨逗着他玩，马大麻子本来爱他，不觉在一旁哈哈大笑。后来，他便把他赠给他了。”
无论说话，看书，这段话总觉得有点混乱；请小朋友们将“他她牠”三字分出来，就可以十分明白了。［13］
图31 黎锦晖歌曲《他、她、牠》，载《小朋友》1923年第69期
对于“她”字的传播和社会认同来说，黎锦晖的这一努力可谓相当及时。他不愧为著名语言学家、国语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黎锦熙之弟，故对“他、她、牠”代词体系的意义不仅把握得极为透彻、对其内涵的解说也十分通俗而准确。该歌曲在当时，对传播“她”、“牠”二字、促其尽快社会化，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1924年前后，社会上对“她”字的认同和接受明显增强了。以当时民间最有影响力的《申报》为例，该报1923年以前对“她”字的使用还很少，1923年之后逐渐增多，1924年开始则大量使用。再以1924年8月3日创刊、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新兴社会性报纸之一《国闻周报》为例来看，其文艺栏目中，从当年9至10月起，不仅一般作品里已较多使用“她”字，还出现了一些以“她”字入题的小说，如马二先生译的小小说《他为什么娶她》、《理想中之她》，凌晓肪的《她的理想中之他》［14］等。
从词典传播方面来看，1923年年底，中华书局出版大众用的《国语普通词典》，其中的“女”部收录了“她”字，这是“她”字社会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件。该词条写道“她：他，指女人用的”；“她们：‘她’的复数”。同时，“伊”字在词条中竟然已使用“她”字来做解释——“伊：她”；“伊们：她们”。［15］这在“她”字的社会普遍化认同史上，大体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从教育界来看，此期也出现了一个与“她”字流行开来有关的重要事件，那就是1924年7月3日至9日，当时国内最大也最有影响的教育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其“国语教学组”讨论并最终通过了蔡晓舟［16］提议的“请采用‘她’、‘牠’、‘哪’等代名词及形容词并规定其读音以改进国语案”。认可这一提案得以通过的决议如此写道：
本案议决“她”字相当于英文的“she”，德文的“sie”，是指第三人称的女性代名词，国音读作“｜”阴平声，与第三身男性代名词——相当于英文“he”的“他”字不同。“他”国音读作“ㄊㄚ”阴平声。“牠”字相当于英文“it”，德文的“es”，是指第三位广义事务代名词，国音读作“ㄊㄛ”阴平声。……以上均可用赵元任博士的国语留声机片所发的音为标准。由本社送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去请求採入国音字典，以资提倡而期普及，并请本社朱经农、陶知行两先生函约商务印书馆平民千字课再版时，即采用此等字。［17］
这位蔡晓舟先生，今人已不甚熟悉，但他却是民国初期报界、教育界和国语学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五四运动2个月后出版的第一部关于该运动的资料集《五四》，就是他和杨亮功所编。他的妻子邓春兰更是五四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被誉为“冲破‘大学女禁’的第一人”。邓当时倡导男女教育权平等的有关文章，如《春兰上蔡校长书》和《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等，皆通过他传递到各报刊媒体。同时，蔡晓舟还积极提倡白话文并成为较早研究国语文法的先驱者，曾著有《国语组织法》和《白话文研究法》等书。因此，他极为热心于“她”与“牠”字在教育界的推广和普及，实在毫不足怪。
朱自清直接将蔡晓舟的前述提案称之为“采用他、她、牠案”。据他会后回忆记载，这一提案“足足议了两个半钟头，才算不解决地解决了”。对此，他本人曾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揶揄文字：
其实我第一先应该佩服提案的人！在现在大家已经采用“他，她，牠”的时候，他才从容不迫地提出了这件议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为天下先”，确遵老子遗训的了。在我们礼义之邦，无论何处，时间先生总是要先请一步的；所以这件议案不因为从容而被忽视，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尊崇，这就是所谓“让德”。且看当日之情形，谁不兴高而采烈？便可见该议案的号召之力了。本来呢，“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提案人虽只为辨“性”起见，但指定的三字，皆属于也字系统，俨然有正名之意。将来“也”字系统若竟成为正统，那开创之功一定要归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见解，怎不叫人佩服？［18］
由相关教育提案的采纳和上述这段朱自清的揶揄文字推知，当时新式的“国文”和“国语”教育界认同“她”字、放弃“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似乎已经在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阅读一些1930年以前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没有这么乐观，这大约是课本教材建设通常总要比前沿实践慢几拍的缘故。另外，“也字系统”后来尽管成功地主导了较长时间，但最终也并没有像时人所预测的那样彻底成功，而是功败垂成——“牠”字最后依然被淘汰。
实际上，无论是在采用“伊”字还是“她”字方面，民初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都相对略显滞后，同当时在国家的主持下、白话文迅速进入中学课本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与现代标点符号被积极采纳的情形也有所区别。大体说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引入现代“她”字或“伊”字书写作品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尚不多见，因为当时的整个新知识界还没有就此问题达成普遍共识，尤其是在“她”字和“伊”字的选择问题上，尽管已经出现了达成共识的明确趋向。
图32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二册封面
据笔者所知，较早采用“她”字并较有影响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当属1923年初版、1925年出第5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这是顾颉刚、范祥善、叶绍钧等编、胡适、王岫庐等校订，供初级中学用的国语教材。不过其中既用了“她”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也在相同意义上矛盾地使用了“伊”字，同时还分别使用了“牠”和“他”字作为中性代词［19］。此种混**杂地收录各种矛盾用法的情形，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乃至30年代初中期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目前，笔者还没有条件掌握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所有的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只好先利用这方面资料较为丰富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有关收藏，对此期“她”字和“伊”字在中学国语教科书中的传播情况，作一点粗略的态势勾勒。北师大图书馆《馆藏解放前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里，共收有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151种，除去1925年以前和1935年之后的部分，再剔除那些古文选注和专门讲述各种国语语法、不太有条件使用现代“她”、“伊”二字的部分，共剩下各种国文国语的读本、选本、教本有92种。其中只是以“伊”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使用者有9种；既采用“她”也采用“伊”、混杂不分者有11种；只采用“她”作为女性单数代词者达到26种。三者合起来的数量为46种，占到总数的一半，使用过“她”字者占到总数的40%。若再考虑到教材编辑和题材选择过程中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个比例已不算小。而就“伊”与“她”的关系而言，虽两者间仍存在着相当的竞争，但“她”字的优势已完全确立。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其中1925年至1930年间的教科书实际上只有4种，故它所反映的应基本上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情形。［20］
图33 1932年版《国音常用字汇》封面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一些流行词典。这些词典，也多半是民国时期现代“国语”运动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刘半农为重要骨干的国语运动，始终没有忘记对“她”的关怀和关照。在“她”字的社会传播和认同方面，功不可没。
1935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张文治等编纂的《标准国音学生字典》，流播极广。其中标明“她”字：“音伊，语体文中的女性第三身代词”；标明“牠”字，音tuo 、te，“中性第三身代名词”；标明“它”同牠［23］。该词典1947年2月时已发行到第11版，可见其社会影响之大。大约同时或稍后出版的《标准国音常用字典》，也标明“她”：“俗借作他字，指女性说的”［24］。
图34 《标准国音学生字典》封面
1935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标准语大辞典》，是当时另一部较为权威的词典，其中解说“她”：“yi，他，女性”；“牠”：“te，中性的第三人称”。可见当时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虽已较广泛地得到社会认可［25］，但同时一些权威的字典和词典所规定的发音，却多为“伊”音。
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个新兴的“她”字究竟如何发音呢？或者说上述这些一度借助国家的力量推行的字典中语言学家们所规定的“伊”字读音，到底有多少人遵循？笔者很关心这一问题，因此特就此对自己所熟悉的80岁左右高龄的8位史家进行了专门采访。这8位史家分别来自于江苏、上海、福建、四川、湖北、云南等地。我问他们早年在家乡读书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其小学和中学教材中是否已有代表女性第三人称代词的“她”字？它是如何发音的？8位史家都肯定地告诉我，当时教材中已有现代意义的“她”字，且7位史家记得该字都与“他”字一样发“ta”音，只有一位史家明确说明，当时“她”字是发“伊”音的。这与我所了解的当时有些论争者所指出的事实大体吻合［26］。或许正因为如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时，已有语言学家不得不正视这一社会语言现实。如中国辞典编纂处编、1939年增修竣事、1943年公开出版的《国语辞典》就标明：她，读ta，又读yi；牠，读ta，又读tuo 、te；它，同牠，读ta，又读 tuo。［27］尽管其仍不愿放弃钱玄同等人的语音设计，却也不得不首先承认社会上较为普遍的“ta”声发音。
可以说，关于“她”字的这一发音问题，实际上成为该字社会化认同过程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插曲。
与此同时，关于“他”字分化成“她”、“牠”等字的现象，专业的语法学著作也不得不加以正视、给予明确反映。如1936年杨伯峻出版的《中国语文文法通释》一书在讲到“代名词”的时候，便说明道：“在口语中，常用作‘他’称代名词的只有一个‘他’字。近年来，受了西洋字的影响，又把‘他’字分为‘他’、‘她’、‘牠’三字。‘牠’是指事物的代名词……‘她’相当英文的‘she’，指女性而言。除掉‘他’、‘牠’两字外，广东人好用‘佢’字，江苏人好用‘伊’字……”。［28］综上所述，可见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后期，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已经基本流行开来，并得到社会上较为广泛的认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