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假恩人（2）

级别上来了并不等于猪的数量上来，搞了三年六个月，万头猪场还是名不副实，充其量是千头猪场，还经常青黄不接闹“猪荒”――不是没有种猪就是没有仔猪，不是没有饲料就是发猪瘟，全“猪”覆灭的日子也发生过。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受灾就打报告，报告就是钱。

要钱就是这么容易和简单。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套固定思维，没钱花就打报告，报告就是摇钱树。

不能只吃不吐，一毛不拔说不过去，想玩转皮球就得遵守球赛规则。面对上级的调拨通知书，猪场方面不敢马虎，即使存栏不足也要想方设法完成调拨任务。办法很简单，上农户家中收购；只要不穿帮，只要“生物链”还存在，花小钱赚大钱的事傻子才不干。

差一点砸锅，来了一张1500头调拨单，并且时间急，任务紧，三天内必须完成调拨任务。拿什么完成？一是没有这么多存栏数，二是没有这么多收购资金。眼看就要穿帮，没办法，场长拉上专员连夜赴省城打点，一纸“二号猪瘟病证明书”救了万头猪场。居然有人信，居然有惊无险。

文革结束后政策发生变化，打上去的报告没人理睬。

离开拨款就不能活命，猪在吼，人在叫，万头猪场频频告急，一份接一份报告送往省城，最后出现在省长办公桌上。省长责成省财政厅和农畜牧业厅拿出解困方案。省财政厅农财处一名小青年搬出历年资料和计算器，算了两笔账，一笔经济账，一笔投入产出账，概括起来四个字――“十比一”，国家拿出十头猪的钱买回该场一头猪的肉。震惊，气愤，把上级当猴耍？！停止拨款，也没有款可拨。清账。放进灶里的柴退不出来。省长在告急报告上批了十六个大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生产自救，自负盈亏。等于判了猪场死刑。昌州地区行署迅速作出反应，下放企业经营管理权，将万头猪场归还都灵县。县政府采取同样办法，让文山公社接管。科级管县级天大笑话，要知道场长还在做县长梦。现在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怎么管的问题？自身没有造血功能，拔了输血针头只有死路一条。场长异地做官，调到国营农场当了副场长，保留正县级。场部其他职工有路的调走，无路的随猪场自生自灭。就这样苟延残喘半年，直到看不见一根猪毛才人去楼空。

兵败如山倒，一般摧枯拉朽之势来临，附近农民开始顺手牵羊，接下来是明目张胆哄抢一气，上屋顶掀瓦片，掀了瓦片再抽行梁，抽了行梁再下门框，下了门框再背窗户，万头猪场一夜之间成了废墟。

谁之过？

没有人追究也无人追究，但是吴家有有负罪感，至少没有保护好这片建筑。

当初不该建，现在不该毁……

吴家有穿行在草丛中，想找到昔日劳动改造的“旧居”。

徒劳无益，那怕是“别梦依稀”的感觉都没有找到。

蒿草上飞舞着蝴蝶和蜻蜒，燕子和麻雀在空中盘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吴家有到猪场的第二天，恰逢全省农业学大赛会议在昌州地区召开，万头猪场是会议的参观点。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场党委作出两条决定，一是把吴家有这批异己分子转移到附近农村，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二是把附近农民所养的家猪赶到万头猪场“滥竽充数”。第一件事好办，第二件事难办，农民要“赶场费”和押金。只得妥协。即使这样，离万头数目仍然有距离，充其量不足四千头。困难压不倒革命干部，牛皮不是吹，火车不是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办法终于有了，采取车轮战术，俗称看了又看――东区参观完毕，转移到西区，再转移到北区，再转移到南区。一时“猪”声鼎沸，此起彼伏，没有人怀疑声音不对，相反还以为猪多得像星星一样数不清。有人看出名堂，由于所借之猪身上都有记号，同一记号出现几次让人产生怀疑，好在没有人深究，参观本身就是看热闹，看气派，看结果，谁在乎过程。大获全胜，皆大欢喜。吴家有归来时全场像过年一样热闹，为庆祝“猪场革命”胜利，场部决定杀猪加餐，保证每个员工能吃上四块肉。吴家有也是受益者，别人吃肉他喝汤，别人喝酒他闻香；异己分子享用猪下水。现在才知道猪下水比猪肉更有营养，也算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