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年前的8 月29 日上午。

浙江省文成县西坑区小墙外的岔路口。

我与他同坐一辆小型拖拉机上路。

51 岁的他,怀揣任石垟林场学校副校长(主持工作)的调令,携着4 位家眷,拎上大包小包。

41 岁的我,怀揣任石垟林场学校教师的调令,携着2 位家眷,拎上小包大包。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终于到达30里外的海拔800 米的石垟林场学校。

这是一所十分简陋的学校,严格地说,这是一所残破的学校,不仅校貌残破,校风也残破。前一任领导之间矛盾激化,教师、学生之间鸿沟很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没有仪器室,更没有实验室。仅在原办公室墙上,孤零零地挂着一副大黄色的大三角板,一副大黄色的两脚圆规。图书室呢,本来就没有,仅在办公室一个旧柜里,找到几本老旧的教科书。

他与我,就在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学校里“从头越”。

他,就是富旭老师。他,远在1953 年就是西坑区小副校长,后遭三起三落,在“文革” 时期,又误写一个“无” 字,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回农村炼狱8 年,直至1978 年8 月才重返教坛,1980 年8 月才真正恢复元气。

我于1959 年师范学校毕业,次年就任西坑区小教导主任。自1966 年至1979 年,几度浮沉。我也是“文革”的一个受害者。1980年8 月,我竟然被调往石垟林场学校任教初三语文兼班主任,原来缘于富旭校长的极力举荐。

我与他,仅是年龄相距10 岁,但都是文成县教育战线上的“老运动员”,都是同时立过胜利纪念碑与失败耻辱柱的人。现在,居然在同一条命运之船起航,勠力同心,驶向改革开放的新岸!

他着手整顿校风。

我着手整顿班风。

我决心搞好初三这个老大哥班为表率,这就是我的教育目标,这就是我对新任校长的最大支持。

当时,初中三个班,小学五个班,同住一个学校。公办教师仅是民办、代课的二分之一,因高、中等师范毕业生派不进穷山区的穷学校。学校存在歪风邪气:教室排座位,个子高的学生硬要坐前排听;个别学生在校外,暗地与有意见的“单挑”;个别学生有小偷小摸现象;寝室熄灯后,仍然讲粗话脏话……根据班级实际,制定班规,定期进行自我检查,形成你追我赶的新局面。同时,我利用语文教学这块阵地转变学风:成立“绿叶”文学社、出班刊、评讲作文、讲故事比赛。此措施得到富旭校长的赞许,并在精神上与物质上予以支持。多名学生的文学兴趣保持至今。

他们常常提起当年学习语文的深刻印象。初三班学生富晓春,将演讲的故事《诚实的诈骗犯》写成了作品,发表在当年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上海《故事会》上,后聘为县文化馆创作干事,县文学刊物《山花》编辑,后又升任为《文成报》副总编辑,出版了30 余万字的新闻专著《留守大山亦风流》。现任西坑中学副校长的胡加斋,曾在《温州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作品,并出版短篇小说集《山里山外》。现任电大校长、社区学院主任、县文联党支部书记的周玉潭,其散文《夏游铜铃山》获常人难以企及的《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征文一等奖,论文《关于教育,刘基告诉我们什么》,获温州市社科联、刘基文化研究会合办的征文一等奖。他们分别都加入了省市作家协会。

石林中学在1981 届文学爱好者的领跑下,后来几届,在刘际高、周玉潭(大学毕业后又派回母校任教)、刘际玉等语文老师的接力下,学生急起直追,王永贞、周怀春、叶仕平、周莹莹、周光禹,还有职工朱赞全,纷纷秉笔写诗、写散文、写散文诗、写小说、写杂文,形成一个石垟林中的“文学星座”,活跃在我县、我市的文坛上。

有人笑称:“石垟林中出才子。”

这,就是富旭老师长治校期间肇始直至后来逐步形成的石垟林中的“文学现象”。

富旭老师任校长期间,改善了办学条件:建起能坐500 人的大礼堂;

筑起总长300 米的两条石岭;

创办有价值20 余万元仪器的省重点配备的农村实验中心;新设有100 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校貌美了,校风正了,教学质量提高了。

他,在岗时,来不及写文章。退休后,现已值86 岁高龄,仍戴上老花眼镜,在斗室追寒逐暑地笔耕,既打捞千年古村梧溪的历史,又写时评教育令人奋发创造未来。近年,越写越多,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在报刊发表,且越写越好:内容有深度,思想有高度,语言有力度。一年前,我在他家谈论写作时,建议写一写三村五地流传的“富梦春”。他写了,写得精彩,题为《三千租的叫化子富梦春》。梧溪富氏第29 代的梦春,家有三千石租(每年可收租谷18 万斤),可他嗜赌,一夜输掉“12 个肉榨”,即240 斤银元,后来讨饭,躺在灰铺角死去。文章告诉我们,吃、喝、嫖、赌是家道中落的根本原因,从而启发后人要做“文明人”。

我读了富老师的《梧溪散记》,他确实遵守散文写作的情真这条根本原则。常言道: “家丑不可外扬。”揭人家的丑难,揭自家的丑更难。他却敢于叫板祖父,《聪明的“败家子”》这样令人眼睛一亮的文章,我是多年没有见到了。殊不知,写出如此贬刺自己上代的文章,需要多大的勇气!

祖父,名铺琅(1885—1949),字冠真。“祖父热心助人,从不贪别人便宜,深得乡人尊重。但成年后学会赌博、抽鸦片,曾祖父留下的180 多石田租以及祖母在养源头的6 石随嫁田,全部被他卖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灰铺、菜园都不能幸存。”他继续写了多个细节,文末甩出振聋发聩的结语: “祖父的一生,是吃、喝、烟、赌的一生,全家人都苦不堪言,唯有他不识‘苦’字。”

瞧,对祖父的“劣迹”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富老师富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既喜写光明的一面,又敢于揭露阴暗的一面,体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正直品格。正反两面,但殊途同归,正如散文作家赵玫所说的:“散文让尘世充———满———温———暖。”

他与我是老同事。

我与他是老朋友。

数十年来,学习上互相切磋。

数十年来,工作上互相支持。

值此他八十诞辰,我赠联纪念。自撰联词,特邀书法家温州师院副院长毛政敏书:

富老勇踏刀山剑树

旭师欣迎燕舞莺歌

郑重先生在《作家文摘》中说:“我觉得老年人都是宝贝!俞平伯的道德修养,哪里找去啊……夏承焘的词学研究,冯友兰那种学问,朱光潜那种与世无争,那种大度,都找不到了。”

我觉得,自己不是大家,并不像“宝贝”那样重要。但是,生命是可贵的,因为生命是一场善待自己的旅行。富老师,我俩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往日,配合默契,今后,正如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七谏·谬谏》中写的“同音者相和兮”,必须继续携手,共同坚守自己“用口与笔给后辈留下知识”的信念。尤其像我俩是浴火重生的老者,在不长的余生中,以适度的劳作,逐渐弥补已逝的荒废,以内心的强大去战胜外表的衰老,未来的人生,要好好活着,要好好活着啊,像燕一样,好好舞蹈;像莺一样,好好歌唱。

2015 年8 月29 日

写于文成水明楼

注:富旭著的散文集《梧溪散记》,由现代出版社2016 年11 月出版。本文为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