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囱中冒出了滚滚的浓烟，站台上响起来发车的铃声，拉响汽笛的火车慢慢启动，朝着国境线另外一侧缓缓驶去。
奥本海默在一边码放着两个人的行李，陈慕武坐在包厢中的铺位上，望着窗外正在不断倒退的车站。
在去国的时刻，他继续回忆着这次归国时的见闻。
从贿选上台的曹大总统，因为第二次直奉战争而倒台以后，北洋政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大总统，这一职位就一直空缺。
后期基本上都是在由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要么就是成立临时政府，由曾经召开了善后会议的段临时执政在位，惨淡经营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然而，因为今天春天的那一场“三·一八”惨案，段临时执政也下了台。
于是国家又开始进入到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当中，从四月到现在，光是内阁都已经换了三次，此时正由海军总长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
虽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很混乱，但这并不代表整个北洋政府群龙无首。
曹大总统当权的时候，北洋政府的真正话事人，是他所属的直系背后的吴玉帅。
等打完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基本就算退出了北洋的舞台，整个北方政府背后的话事人，就变成了张公子的父亲，张作霖。
明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一样更换的总理和临时执政，只不过是傀儡而已。
真正还是要靠这位手握军权的张作霖，在幕后一手遮天。
可能是为了避嫌的原因，他一直也不去首都北平，而是在关内的天侓还有关外的奉天两地之间奔波往返，遥控着北方的局势。
在国境线上作为欢迎贵客到访特使的张公子，跟着瑞典王储的专列，一直从满洲俚到了奉天——如今的张作霖刚好就在这里。
因为外交礼节，瑞典王储肯定要在奉天接受邀请。
不过陈慕武又不用，他估计公事繁忙的张作霖，也不怎么愿意见自己。
张作霖和瑞典王储见面，一是外交惯例，二是他也想看看能不能从这个西方列强手里面，采购到什么先进的武器，来对付南方的那帮人。
虽然瑞典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国家，但是在上海和廈门两地的公共租界里有股份，那就能算得上是一个列强。
在张作霖那边不受待见，但是在张公子这边，他还是执意邀请，希望陈慕武在奉天多留几日，顺便参观一下他引以为傲的东北大学，看看自己捐资修建的两栋汉卿楼。
归心似箭的陈慕武，拒绝了这个邀请。
在奉天当地吃了一顿地道的东北菜，休整了一晚上以后，陈慕武和瑞典王储暂时告辞，带着奥本海默脱离了大部队，从奉天站再次登车南下。
他原本计划的回乡之路，是先沿着京奉线到天侓，然后再从这里换成津浦线，一直南下回家。
至于说多走几步冤枉路，从天侓先到北平转一圈，没在陈慕武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一八”惨案不但让段临时执政下了台，也在北平学界造成了一场大的动**。
陈慕武的一位故人，因为写了一篇登上过中学课本的《纪念刘和珍君》，和同题材的《死地》来抨击段临时执政的临时政府，遭到了当局的通缉追捕。
他有家不能回，只能在日本人开办的山本医院里暂时躲避，又在夏天接到了林语堂的邀请。
所以现在鲁迅已经辗转离开了北平，去往南国海滨的廈门大学执教。
想起鲁迅先生，陈慕武又想起来另外一件事。
应该就是在明年，鲁迅会拒绝这次力邀瑞典王储访华的文物贩子斯文·赫定的好意，不答应自己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事。
他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复信里，给出来的拒绝理由是“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
但现在情况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完全可以不通过斯文·赫定，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陈慕武，自己就可以提名鲁迅参评诺贝尔奖。
而且有了陈慕武这么一个凭借自己的本事“货真价实”地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人在前面，说不定鲁迅也可能会改变心意，同意他的提名邀请。
陈慕武决定等回到上海，把一切都安顿好以后，再给远在廈门的鲁迅先生写信，表明自己的这个想法。
他在北平就只有鲁迅先生这么一位想要见上一面的故人，既然斯人早就离开，陈慕武觉得自己再去绕个道也就没什么意义。
即使到了北平，陈慕武又能见谁呢？
难不成要见他的“好朋友”胡适吗？
不过如果提名胡适去参评诺贝尔文学奖，想必他一定不会拒绝。
……
离开满洲俚站不久之后，火车已经跨过国境，驶入了苏联的赤塔州境内，车窗外的景象也渐渐变得荒凉。
奥本海默安顿并清点好两个人所携带的行李，又从中拿出刚刚在车站买的杏子，到车厢尽头的水池里清洗干净，这才重新返回包厢，在陈慕武对面的那张铺位上坐了下来。
“不酸，甜的。”
他尝了一口，才把手里的另一枚杏子，递给了对面正看着窗外发呆的陈慕武。
做完这些之后，奥本海默又从随身携带的包里面掏出了一个本子，然后又拿出并拧开钢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写满内容的本子上，正是他之前心血**记录此次中国之行的旅行日记。
这次过境苏联有大把的时间，自己对此次中国之行的记忆也还没模糊，刚好可以对日记中的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奥本海默打算整理好之后，回到英国就寄给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出版自己的这本旅行日记。
他的家里虽然有钱，但是一直当个富二代也很不爽。
他的老师兼偶像陈慕武的家里也很有钱，但是陈博士却靠着自己的本事，赚到了比自己家的家产多几倍的钱。
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生活中，奥本海默都想向陈慕武看齐，所以他决定就先从出版这本《鲍勃的旅行日记》开始。
鲍勃算是奥本海默给自己取的一个笔名，来源是他名字罗伯特的昵称。
但是这个笔名用和没用都没什么区别，因为日记中大量出现了陈慕武这个名字。
所以只要稍微查查资料，就能得知在1926年夏天，跟着陈慕武一起回国的这位鲍勃是谁。
奥本海默此前一直都是跟着瑞典王储一行乘坐火车，直到从奉天登上南下的火车，他才真正地接触到了中国社会。
于是奥本海默日记的第一篇，就是从离开奉天开始。
……
年月日。
今天是我们离开奉天的第一天，我在颠簸但还算舒适的头等车车厢中，写下了这本日记开篇的第一句话。
奉天，是中国东北的一座大城市，而且几乎全都是凭中国人一己之力建造，比中东铁路上的哈迩滨还要大上几分——这个枢纽站以及附近的城市建设都带着浓浓的俄式风格，如果不是大街上走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说不定还真会把此地误认为是鄚斯科，或者圣彼得堡。
奉天曾经是清王朝最早的首都，同时还是现如今统治着整个中国北方的大军阀Chang Tso－lin的大本营。
我得以在欢迎瑞典王储到访的晚宴上，远远见过张作霖一面。
张作霖个子不高，嘴上留着很西方的八字胡，不苟言笑，给人的感觉很严肃。
倒是他的儿子，也是他未来事业的继承人，Chang Hsüeh－liang将军更容易亲近一些。
他应该是张作霖的长子，但奇怪的是，他身边的长辈却总是叫他“六儿子”。
或许这是一种爱称，也或许中国人在家庭成员上，有一种特殊的排序方式。
张学良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他身上也沾染着中国人的一种陋习。
在他和陈博士的几次交谈当中，总是时不时地就抱歉告辞，离开一段时间。
等张学良再次回来之后，身上总是会带着一股浓浓的古龙水味道。
但是我也总能在香水味道背后，闻到一股恶臭。
询问过其他人以后，我才明白，张学良那几次很失礼的离席，是为了去抽福寿膏。
几十年前，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东方中国的国门，并开始在此处倾销阿片。
就连大军阀的公子都未能幸免，但陈博士却能做到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我同时也恍然大悟，为什么陈博士会在剑桥大学，表现出一种对烟草强烈的抵触情绪。
张学良应该是在我们进入中国时，才在满洲俚站台上和陈博士第一次见面。
但不知为什么，他却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热情。
我当时惊叹于陈博士不但在欧洲和美洲有着很高的名声，在他的祖国也有如此高的影响力，以至于能让一位将会在未来掌控中国一半领土的军阀继承人，到国境线上相迎接。
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在一本名叫《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书本上读到过，中国是一个十分尊师重教的国度。
没想到刚一进入中国，我就见证了，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后来我才知道一件事，陈博士除了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小说家。
他曾在中国国内的一份报纸上连载过一篇百万字的小说，在连载期间，这份报纸的销量，在全国范围内都达到了第一名——这可是柯南·道尔爵士写福尔摩斯系列时，都没能达成的成就。
张学良也是陈博士的读者之一，并且还是其中很狂热的那一种，所以才会对我们展现出如此的善意。
我的汉语水平，仅维持在能和说北方官话的中国人勉强交谈的这一水准，并不足以把陈博士的小说全文翻译成英文。
只能期待其他人能尽快完成这项工作，让陈博士的大作早日和英文世界的读者们见面。
奉天是张作霖的大本营，于是张学良也在这里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利。
作为张学良相见恨晚的朋友，此次南下的火车票，根本无需我们自行购买。
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派专人送来了车票。
除了瑞典王储的专列，我还是第一次在中国乘坐火车。
我们此行乘坐的是头等车厢，这些从国外进口的车厢内外配置，看上去和英、美各国的也差不多。
刚进入车厢后，给我的感觉是中国是一个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的国家。
从奉天到天侓，我们车票的价值大概在十二美元五十美分，折合成中国本地的货币，则是整整三十银圆。
据我了解，在中国，工人已经能算是中高收入人群，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五银圆左右，约合两美金。
也就是说，一张头等车票，就相当于中国工人整整半年的工资。
但即便如此，头等车厢内的乘客依然是人满为患。
整个头等车厢中，只有我一个外国人。
其余乘客都是穿西装戴礼帽，打扮得衣冠楚楚，除了发色、肤色和身高之外，和欧美人几乎别无二致。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有钱人，但是静下心来，却一句都听不懂，他们口中说的是什么。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而是在中国东北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是张作霖背后的靠山。
在明面上，他们脸上挂着的虚假而谄媚的笑容，但在别人看不见时，我却能从他们的眼里看到充满恶戾的目光。
这个国家和民族给我的感觉十分不讨喜，冥冥之中，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
可能我永远都不会和任何一个日本人成为朋友，但有很大的可能性，和他们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
另：
火车驶出奉天几个小时之后，曾在傍晚时分停靠在一个叫做沟帮子的车站。
陈博士打开窗户，向月台上售卖食物的小贩购买了一种名叫熏鸡的食物，堪称美味。
……
年月日。
在头等车厢附带的卧车铺位上度过了难熬的一夜，我们在中国的旅程，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
火车在到达天侓之前，还经过了一个叫做唐山的车站。
据陈博士所言，这里是中国首都北平附近最大的一个工业城市，是中国铁路的发源地，也是他母校交通部唐山大学所在的地方。
唐山还是我们美国那位备受人喜欢和尊敬的商务部长，胡佛先生的发家之地。
但听陈博士介绍，这位胡佛部长的发家手段可不太光彩。
唐山大学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学生的学术水平却很高超。
据陈博士介绍，他的学长，Mao I－sheng博士，因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成绩过于优秀，从而使该校的学生获得了毕业之后免试就读康奈尔大学的资格，这所学校也获得了“东方康奈尔”的令名。
但我觉得，自从该校出了陈博士之后，早就应该把这个绰号，从“东方康奈尔”升级成为“东方剑桥”才更为合适。
因为我们携带有不少行李，所以陈博士只能放弃在此地下车，到母校故地重游的念头。
但他还是在火车停靠的十几分钟时间里，下车到月台上的邮筒里，给母校的老师们投递了一封早就写好的信件。
离开唐山之后，又在火车上捱过几个小时，我们才终于到达了此行的一个较大的中转站，天侓。
本想在此地住一晚略作休整，买到第二阶段的火车票之后就继续南下。
但等我们带着行李走上天侓站的月台之后，事情的发展就又再一次地偏离了原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