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交，本义交叉，进入和接触的意思；际，泛指合缝的地方，又指边。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可以促成个体与个体之间发生关系，从而促成事情成功。谦让是中华民族中人际交往的特色，中国人习惯于谦让与礼貌。这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中国人的交际能力，因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一切以和为贵，而达到和的途径有两种，一时自己，一是对方谦让，在不能保证对方的时候，自己谦让一下则是最为简捷的一种方式了。
至于“默默坚持”这个更是举世无双的。如前所述，它象一个鬼魂或者说是一种极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理念驱使着中国的考生年复一年地前去报考，古时有范进中举，现在则有数不清的高中毕业生落榜补习补习落榜反反复复。或者考到九十岁获得名誉学衔，或者不得不死而后已，遗憾终生。除了可笑地向世人表明自己非凡的执著以外，其他的似乎没有什么回报，或者是百分百地根本不可能有回报。这是中国人天赋的一部分，好比猴子具有非凡的攀缘能力、鹿具有飞快的奔跑能力、狗具有敏感的嗅觉、鹰具有敏锐的视力一样。相似的素质，就连商店门口最卑微的乞丐也可以体现。他一次又一次出现，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赶走被人们唾骂，但他一次又一次地乞讨，耐心丝毫不减，直到他成功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枚铜板。于是他得出结论：忍耐，忍耐能给他带来成功，于是民族特性又一次的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1)在墓地等待
有一个笑话，阿拉伯人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于是失主毫不忧郁地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呆呆地坐在进门的地方。别人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奇怪，于是疑惑不解地去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用平静而典型东方式答案回答了他：“他最后肯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不但可以发生在中国人个人身上，甚至其政府行为也有这样的烙印。
（2）躲为上的艺术
从1662年到1723年中国的盛世奇观，使得当时的统治者康熙皇帝比这时候亚洲的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声显赫，可以说是声名远播。不过，在这个伟大的中国统治者的执政期间，一个海盗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带横行霸道，其势力强大使得政府的战舰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伟大的康熙大帝想出了这样一个好计谋来对付这种情况：为了使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沿边的居民不再受那个前朝遗留的维护者的骚扰和侵袭，他命令所有居民向内陆退回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即使再强大也鞭长莫及了。结果可想而知，听话的人们普遍服从了这个命令，于是他们从此远离侵犯，生活重归平静与安宁，这个命令效果显著。而“国姓爷”失算了，他乖乖地后撤，转而满足于驱赶侵犯台湾的荷兰人，被封为“海澄公”，继而被朝廷顺理成章地安抚和消灭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对此评论表示极大的赞成：如果一个政府连组织一支结束海盗对荒芜家园的袭击的力量都没有，他又怎么可能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子民们承受巨大的损失而背井离乡，去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垦种植？显然，政府忍让了，屈服了。从此给天下留下了一个笑柄。
日本的“不”与中国的“能”
在这方面，日本人则做的完全不同。他们敢于说“不”。并不是凡事都要忍让都要退缩，在为自己的正当权益辩护的时候，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大胆地说“不”。近年来，我们可以越来越频繁的听到日本这个礼仪之都那清脆响亮毫不犹豫地说“不”的声音。日本出了一本轰动世界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一出版则成为日本的最畅销书，一年内再版十次，发行量高达十万册。此书主要论述了日本人可以对美国人说“不”，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已经具备和美国抗衡的实力。不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只有日本能生产1兆位乃至数兆位的半导体，而这种半导体是美国洲际和中程导弹的控制系统——高精密度电子计算机的支柱力量。
经济方面，美国的家用电器和汽车市场大部分已经被日本货所占领，日本的一些大财团接二连三地收购了美国的的一些大企业，如汉诺威制造公司、洛克非勒中心和好莱坞哥伦比亚公司。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日本已经直逼美国。而日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完全将责任推给了日本，逼迫日本做出让步，因此日本无须再忍气吞声，亦步亦趋，而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胆的拒绝美国的无理要求。实际上，以稳健著称的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一次关于日美贸易的谈判中，就已经公开将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赤字归结为美国人的懒惰和不思进取，从而拒绝了美国的贸易条件，成功地反对了美国采取的针对日美贸易的种种手段。日本已经长大成人，翅膀硬了，自然要和自己的保护人分庭抗礼了。
而上面我们所举的例子中，作为天朝大国的中国，竟然惧怕于一个小小的海盗和一些反贼，实力悬殊之大清晰可见，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的忍耐性。
（3）军围垦荒田的传说
还有一个很多在华侨民仍然记忆犹新的例子，在此同样不得不提，此例也较好地表明中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和忍耐。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安营扎寨，朝廷委派他去平息伊斯兰教徒的大暴动。这场起先只是星星之火的暴动，后来出乎意料地像野火一样燃遍了中国西部的广大地区并蔓延到了中亚地区。看起来所面临的困难是大得几乎无法克服。而且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朝廷的昏庸，嘲笑他们幼稚的试图用贷款去支付沉重的军费的文章。但是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仅仅一年，就进军高耸的陡峭的天山两侧，驱赶暴动者。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旦到达一个供应不足的乡村，就开始通过军围垦荒田，种植粮食来以备后用。边垦田边进军，凭着这股子耐力，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成功地克服了军需不足的困难，完成了艰巨的使命，有评论这样说过“左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他们可以做到静静地等待却无不怨言、忍受苦难却泰然自若，甚至可以做到心安理得。有人说过，可以通过研究一个人在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之时的表现来测试一个人的素质，这是一种测试真实素质的最好办法。如果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温暖他，喂饱他，烤干他，这样就能造就出一个天使”。这样的看法常常出现在现代的文学当中：一个被剥夺了一顿饭的英国人和一头被抢走幼子的母熊两者同样危险。为什么隐含其中的道理不适用于英伦三岛上的居民，也不适用于所有的西方人是不难看出的。我们总是会受制于我们的肚子，尽管我们拥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文明。这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的重要性。毕竟物质是精神的基础。
（4）等待的礼貌
一次大约一百五十个为了出席一次宴会的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但结果却让他们又失望又受折磨。他们原本指望十点钟左右坐下吃他们这天的头一顿饭，但由于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况，他们只好站在一旁招待那些比他们人数还多的人。但是他们成功的做到了用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从容地看着受招待的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从容比起西方来要先进许多。长久而耐心地期盼的经过了一场折磨的饭在开吃之时，又出现了同前面一样的始料来及的情况，而这一次似乎要令人恼火得多。这一百五十个被怠慢的人会有如何的反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预知他们会怎么办，如果他们是英伦三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他们一定会一整天地怒容满面，在下午三点最后一轮宴席上坐下来之前，对他们的遭遇不停地抱怨，不住地怒骂。或许他们还会一致通过一个决议，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包含五个‘Now，Sirs’（现在，先生们）”这样的激愤之辞的信，尽管英伦三岛的人一向以礼仪严谨自称。但是在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没有做，他们不仅整天脾气很好，有礼貌地招待客人，平心静气地等待，并且用明显的诚恳和真正的礼貌不断告诉主人：等一等没关系，我们什么时候吃都可以。谁能在众多文明中举出哪一种足以承受这种突然而又沉重的压力并且足以和中国文明相比的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在此如何如何地宣扬赞赏这种文明，号召大家都向它学习。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忍耐，他们可能早就吃上了一顿丰盛的午筵，并且得到了主人诚恳的道歉与补偿。
中国人的神经是我们无法用常理所能想象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是以苦为乐的禁欲主义者就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中国人靠的不仅仅是毅力，更是耐心，以次来忍耐，而且后者常常比前者更难。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一个外国医生视力还能不能恢复，接着又轻描淡写似乎很轻松地说了一句：他再也不用为眼睛烦心了，如果真的不能恢复的话。这个人听了医生斩钉截铁的否定诊断之后说：“这样我就心安了。”他的表现只是要告诉我们他能够忍耐病痛的折磨，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推断和想象的放弃，以及带着冷漠的绝望。我们已经认识到，忧愁好比铁锈咬噬刀锋一样，导致了现代生活中的一切祸害，这种威胁比狠命使用大刀阔斧还要伤人。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知足者常乐”这句话被很多中国人奉为人生观的经典语句，见好就收也是很多人一向的作为，这对他们是很合适的，因为就这个种族整体而论，多数人都是为了非常实际的原因而深深忧虑，“杞人忧天”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一个笑柄。这个广阔富庶的国家，他的土地却时常遭受旱灾、水灾，人民常常要为由此频繁发生的饥荒而忧虑奔走辗转。而像打官司这样的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的社会灾难以及其他令人恐惧的灾难，因为观察者无从发现，百姓也不知何时会祸从天降，所以人们省去了为此而忧愁的必要。我们经常问中国人，如果他的所以财产都被夺走，比如说土地、房屋，甚至还有妻子，他会怎么办？“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们通常这样回答。我们又问：“你觉得事情什么时候可能变得严重呢？”他们经常这样回答说：“谁知道？或早或晚吧，听天由命好了，麻烦肯定大着呢。”这种状况造就出来的除了是无限的忍耐力，还会有其他的什么吗？忍耐力是这种艰苦条件的必然结果。我们从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忍耐的民族特性形成的部分原因。
外国人头脑里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当巨大灾难袭来之时，中国人认为他们需要忍受，于是他们会展现那特有的忍耐力。不幸的是，这种展现几乎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因为灾害在几乎所以的地域都可以发生。就拿外国人最为熟悉的那几个省来说，很少有幸免于旱涝及其带来的饥荒的。1877—1878年的那场波及几百万人口的饥荒，带来的横尸遍野，饿殍满地令目击者现在仍记忆犹新。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中原地区带来了千年不遇的巨大灾难。肥沃的土壤被埋在深深的沙砾之下，造成一片荒芜，颗粒无收。数以千计的村庄顷刻间毁于洪水，死者不计其数。而村庄里那些幸免于难的受上帝恩赐的人被迫背井离乡，没有家园，没有食物，没有温暖，没有希望。这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走投无路。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令人措手不及的灾难，是需要极强的实力以及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对付得了的。这些人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的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他们，这不是再自然简单不过的吗？但自然法则是自我保护，于是人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而受苦。
的确，有些大城市也对饱受贫困的人进行了救济。但可能因为实力，或者因为人为的因素，救济的数量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对于缓解如此严重的灾情，丝毫不起作用。朝廷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对难民今后的归宿问题不好解决。朝廷无能为力帮助百姓进行土地重垦、房屋重建，重建家园的任务沉重地落在了百姓自己的身上，新环境下继续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面对。但是如果朝廷能免去税赋，就等于为老百姓做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给了他们莫大的帮助。然而，朝廷从不免税赋，不知是智力方面没有想到（这方面我想聪明地能对付的了犹太人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的），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为什么这些贫穷、饥饿、寒冷而又绝望的无家可归的难民不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去声讨，去抗议，却宁肯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地方象孤魂野鬼一样四处游**，像动物一般觅食？同样的情况下，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说，早已熟悉了“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呐喊，因为这些东西如同家常便饭一样平常。可能地方官员也的确无力满足他们全部的要求，但至少他们可以被迫做些事情，可以为今后更多的事情开个好头。即使没有物质的帮助，也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精神的鼓励与支持，让他们在重建家园的路上多一些信心与安慰。而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会被撤职，由其他更负责的官员接任，怎么说也为今后开拓了一些道路。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不实施这个计划的原因，我们听到的一个经久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你可以反驳他的说法，对他说：起义死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倒不如去争一争，去试一试，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还是：“不敢，不敢。”中国人是真的懦弱吗？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不采用这种做法是有理由的。他们凭借一种本能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计划只是枉费心机，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中国民族又是个注重实际与实效的民族，因而他们几乎不可能去试图联合起来。然而，我们相信，中国人的无限的忍耐力是主要的原因。没有忍耐力再胆小再实际的人也会疯狂也会失去理智地去博一博。而无限的忍耐力给中国人以无穷的冷静。正是这种无限的忍耐力所带来的冷静，使中国出现了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近在咫尺伸手可得的粮食面前默默地饿死，而那些粮食多的都装不下。中国人对于这种死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自古以来有无数的中国人效尤。于是他们心肠都变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打仗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而一个外科医生看见血如同看见水一样平常。受这些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受着折磨，尽管他们并不是每次苦难都有这么巨大这么难挨。灾难一旦降临，唯一的方法是承受是忍着，因为不可避免而又毫无办法。
忍耐，他们会在忍耐中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庭去乞讨以维生，即便是让他们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都会这样做。如果受条件限制整个家庭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带上所能带的东西各奔生路，忍耐着家人分离的痛苦，如果能度过饥荒，他们就会再聚，而如果不能在忍中度过饥荒，他们就会从此失去家人，不能再聚。如果附近弄不到救济，所有的难民便会在仲冬时节忍受着寒冷到千里之外去乞讨，去别的省，因为他们希望那里的收成会好一些，那里没有遭受饥荒，也更需要人干活，活下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只要他们还能动还能干下去，还能走下去，他们就能忍受一切痛苦，克服所有困难。如果洪水退去，乞讨的农民会重回家园，开始他们几乎没什么希望的重恳，尽管我们说中国人不喜欢干没什么结果的事情，但在他们看来，这总比去抗议要好的多。他们仍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尽管土地还松软得无法承受畜耕，熟练地满意地播上一些麦种之后，他们会继续在更宽松的条件下忍耐，重新走上他原不应该走的乞讨之路，而这时他们的心里已经有了寄托，这时的忍耐已经是小菜一碟了。而一旦有一点小小的收成，他们就会选择回来。如果上苍有眼，可以看在他忍受了这么多的份上赐给他一个农民的职位，而不是以乞丐为终身职业。但他确切地很有洞察力地知道：倾家**产与饥荒可能又已经在不远处徘徊，他会庆幸他还能忍，忍完后他还可以当一时半会的农民。
而西方人则具有我们所惧怕的如同台风一样的性格，因此他们的交际靠的不是忍耐而是艺术。他们带着竹子那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他们的性格：“他们既不是单纯的感情横溢，也不是单纯的感情持久，而是丰富地流出了，变化中有静静的持久。”在礼仪的掩盖下，他们的不服从和放纵会从感情的闸门中倾泻而出，令人促不及防。在公司上班，可以很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喜怒无常的老板总是对员工的工作挑三拣四，如同鸡蛋里头挑骨头，而这时员工便会理直气壮地对老板说：“老板，我已经尽了全力，如果仍然不能让您满意的话，我也实在是无能为力。”其实这样的回答既能舒解自己的情绪，又不至于遭到老板的责备，因为老板并不是从心里认为员工工作失职。
一般人往往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凭自己的意志来促成或断绝。但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坚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意志”或“希望”所能左右的，而是由一种超越个人的意志或希望的力量来决定的。所以他们珍惜自己的人际关系，心中常怀感激之情，在任何不平或不满之前，先以谦虚的态度想到彼此的缘分，然后以喜悦的心情，热忱的态度对待对方。而不论对方是不是值得和需要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相信人与人相互依靠而生活，而从事工作。这世界上各类人都有，因此，惟有养成忍耐与宽容的品性，才能适应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必然可以产生坚强无比的力量，使社会由黑暗变为光明。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相信这样一个经久不灭的真理：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无用武之地。如果这个论点可以证明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上天赐予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物质被剥夺的苦难，而是另有他意，是不是有更崇高的使命需要他们去完成，现在只是让他们从小做起，从平常出实践？适者生存，这个历史的教导是否可以让我们肯定，他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辉煌的未来，因为别忘了，他们还有非凡的活力。
（5）和融的大家庭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度极大的国家，尤其是东部地区，常常都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挤在狭窄拥挤的住宅里，几世同堂，人各有个性有脾气，难免会有争吵。“你们家有几口人？”你问邻居。“一二十口。”他答道。上海就以住房拥挤而闻名。小小的一个鸽子楼竟然能塞进那么多人，我们不免对中国人空间的利用能力肃然起敬。
“你们什么东西都大家公用吗？”你问，“对。”最常见的回答。这十五到二十个人，可能不是四代就是三代人，这么多人就这样依赖一个买卖或者一块田地维生，收入全部共有，好象很能体现家庭的温暖，象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但所有家庭成员的需要，全都指望着这份共有财产，难免会生出些这样或是那样的矛盾。兄弟们为公共基金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妯娌这些非常重要的却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却很难和谐共处。年长一点的不免有点倚老卖老欺凌年轻一点的，而年轻一点的又妒忌年长一点的有特权，就这样互相看不顺眼互相争。她们人人都拼命让自己的丈夫感到，他在这个财产集团中是最不合算的，尽管这样更容易带来家庭的混乱，但她们以次为乐，且乐此不疲。
此外我们可以很明显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孩子是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根源。有哪个社会能够忍受这样的条件所带来的压力？拥挤不堪杂乱无章喧嚣繁杂,西方安排得极好的极有礼貌极有规矩的家庭中，这种麻烦尚且屡见不鲜，在中国复杂而局促的生活中就更多了！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产生不同的意见,这样的场面多得数不清。住的地方、用的钱、干的事、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各自的孩子、孩子间的争吵、一盆花、一只狗、一只鸡，有事没事大事小事都会引发纠缠不清的争吵罗罗嗦嗦没完没了，弄的鸡飞狗跳乌烟瘴气。
中国语言里有一个最为高深莫测的字，那就是“气”，用来表示生气，可以委婉地翻译成“愤怒物质”，它在中国各种哲学和实际生活中，非常重要，用的也相当频繁，中国人都很熟练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为达到各种不同的目的表达不同的程度使用这个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承认中国汉字的多功能性与多变性。一个人发怒就是生气，中国人相信，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中医理论认为已经产生的“愤怒物质”与人体个功能以及器官之间有着某种紧密的关系，因而失明、心力衰退等各种病症的重要原因很多都可以归结为怒气与怨气，象中医术语里头的“急火攻心”等。一位中国医生最先要问病人的问题之一（这是很人性又很隐私的一个问题），便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动气？”在中国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都相信，中国人自己声称的一切都可以由中国人的气来产生。这里有个例子可以鲜明地说明这一点：
（6）爱生气的山东人
有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人，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还很小。一天，他妻子死了。这使得这位丈夫十分恼怒，恼怒的原因并不像他回答别人时说的那样，说他特别依赖妻子，特别爱妻子，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怎样养孩子，孩子哭了怎么劝，孩子病了怎么照顾，孩子要吃些什么东西。他一怒之下，抓起一把剃刀，在自己肚子上深深地划了三刀。他的几位朋友后来过来替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这个人因为生气，把伤口撕开了。这两次生气之后，他自己都记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因为怒气笼罩之下的人是失去理智的，他无法控制自己。然而，两次生气后，他已经从这些可怕的伤害中康复过来了，所以，六个月之后，他能够走上几百里，去找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虽然他腹部的伤口已经部分愈合，但肠子的正常功能受到了破坏，健康如同中医所预言的那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当然，这一例证又一次鲜明准确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富有生命力。
“骂街”的才能
中国人有个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的习惯，这对他们来说积习难改，因为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用正常的语调去奉劝别人，用道理来说服对方，让对方心服口幅地听你的命令，并不时地停下来听对方的回答与建议，这在中国人心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喊叫，打断，甚至争吵，辱骂，这早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好比一只狗兴奋时就要喊叫一样。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水平，当然，这与汉语的丰富与多样可变有关，就象我们前文所述那样。一吵起来，污言秽语就如同一条肮脏的小溪那样源源不断。我们已经领略过中国女人骂街的厉害，有技巧有声音有力量，声色俱全。在这方面，英语实在无法望其项背。其恶毒和持久，尖酸与刻薄。稍有碰撞，就会骂个不停，就像碰在一起的两根电线冒出火花，短路的力量可以估计。而且这样的语句在中国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学历，统统都会说，并且一直如此，到处如此，简直可以堪称国粹。经常在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一个人碰到另一个人，或是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踩到另一个人的脚，或是在商店里一个人碰倒了货物，于是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充满了火药味。经常有人抱怨说，女人骂得比男人更脏，时间也更长，这足以证明中国女人因裹脚而失去的一切，似乎都已经由她们的伶牙利齿弥补了，中国的妇女解放的成功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中国一向重男轻女思想弥漫，如今似乎这个趋势可以倒转了。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就从父母那儿学会骂人的土话，学的正确学的精辟，还经常用它来骂父母，而这被认为非常有趣，甚至有些父母还以次为孩子长大的象征而引以为豪，因为在中国谁都骂。骂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本能，你不骂你就吃亏。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会阶层。文人和各级官员，哪怕最高级别的官员，一旦发火，也像那些粗俗之人一样使用这些污言秽语。不过这样也很有效，上级骂了后，下级一般就会乖乖服从，因为骂是行动的前兆。更有趣的是，一般人在街头碰面，也用它作为调侃的招呼，对方也同样回应。
西方人的咒骂，有时声音不高但刻毒，但中国人的咒骂以声音为杀手锏，如果声音不高就起不到作用了。英文里骂人的话，是一颗带有翅膀的子弹，温柔的杀手。而中文里骂人的话，则是一只肮脏的皮球，重磅炸弹。这种骂人的话，大多被当做一种咒语或者诅咒，尽管有时候没什么实际效用，但可以发泄，而且中国人相信不管被骂人在哪，能否听到，他的骂词都可以为被骂人带来霉运。所以，如果一个人种的小米的穗头被拔掉了几个，他就会站在自己住的小路的路口，开始双手插腰地骂起来，去骂那不知哪个使坏的人，尽管常常已经怀疑到是谁了。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但这个行为对中国人来说有双重意义：首先，向大家通报他的损失，宣布他发了火，这样心里好受一些，痛苦发泄出来总比闷在心里好受；其次，杀一儆百，尽管那个使坏的人并没有被实际性地得到惩罚，但这也足以阻止他别再来捣乱，也阻止他人来捣乱。而那个捣乱的人（理论上的）则是窝在一旁，敬畏地也许是带着诡笑地听着冲着以他为代表的人来的诅咒，当然，他无法肯定自己没有被发觉，尽管常常不会那样。但他知道即使那个受损失的人完全可以肯定是谁偷的，但当众骂一通也会心满意足，一旦他这样当众骂了，就说明他不会找上门来了，这样足以给那个被发现或者被怀疑的罪犯一个正式的通知，也借此机会给其他人一个通知。如果受损失的人被过于激怒，这样做就是不言而喻地宣布他将报复，但是没有人在报复前会大声宣布他要报复，所以被怀疑者大可放心了。这就是中国人当众骂人的理论与原因。他们也坦率地承认，因为人太多，小偷或者其他罪犯未必就知道自己挨了骂，这样做既不能阻止偷盗，又未必能够预防重犯，但这样能让他们好受些，仅此而已。
妇女好“骂街”。她们会爬上房屋的平顶，骂到噪子哑了为止，或者一骂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一个体面的人家一般是不会允许她那样干的，因为按传统，没有哪个大家小姐动辄爬上屋顶破口骂人。但在中国，很难管住一个被激怒的女人。这样的骂法，一般说来很少有人注意，因为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有时发现一个男人在街头大骂，或者一个女人在屋顶上大骂，自己骂得面红耳赤，眼前却没有一个人影。如果天气热，趁他们还能喘得过气来，他们就会骂个不停，然后扇几下扇子略事休息，准备好更足够的声音与力量气势，再鼓其余勇接着骂。
如果中国人的争吵愈演愈烈，那么直接的结果是人身攻击，这已经是多次实践后得出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在打斗时总是猛击肩膀，而拉了民族对此深感奇怪。而中国人却与意大利人一样，很少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不是科学的有道术的拳击，不象日本人的台拳道。从服装到姿势，处处都有着规矩和道术。中国人扭打到极点时，首要办法是揪住对方的头发，拼命拔拼命扯。女人则是互相咬。如果只有两方人员参加打斗，各自又都没带武器，“打斗”十有八九会演变成一场拔头发的比赛，而不象西方那样的公正的决斗。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糟践人的、怒气冲天的脏话的比赛。除了会因为不停地大骂而喊破嗓子之外，势单力薄的一方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伤，不会出现伤亡事故，这一点，倒是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看见旁观者怂恿动武，尽管每次都会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起哄，但他们的起哄只是像喝倒彩那样杂乱，而不会出什么实际的主意。我们看到并且总是希望看到，一个和事佬会马上自愿站出来打圆场。他们每人抓住怒气冲天的一方，好言相劝，让他息怒，像分开两头发怒的公牛。原本有占上风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被和事佬牢牢地看管着，就会加倍发火，因为他失去了一次自由发挥的机会。他会故意不立刻收敛，直到另外有人来拉这个和事佬的手。中国人也是服“理”的，即使是在争斗的紧要关头，他们也不会跟爱管闲事的劝驾人打起来，不论他们多么占上风。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尊重理智。所以，和平的愿望即便在他们发怒时，也会存在于他们的头脑当中。和事佬各作裁决，直到把好斗的一方拖走，但他总是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和平在一方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人骂人有个现象，就是骂人的旁观者从来听不懂他们为什么骂人。因为中国人骂人一般有个奇怪的特点：他们认为，骂人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骂对方最卑贱的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而劈头盖脸地骂一个人的真实过错，并不是“好的形式”，用这样的话骂人，严重的侮辱和伤害了别人，但最污辱人的地方，不是当着别人的面挨骂，谁都可能当着别人的面挨骂，甚至主要也不是因为骂了他，中国人被挨骂的时候太多了，而是这些话中的意思使他丢了“面子”，在大街上被众人看着，那么挂在那，实在是很没有尊严的事。而中国人一贯信奉中庸，连好的方面都不喜欢出头，更何况是坏的方面。如果骂人的人感到丢人，主要是因为感到自己选错了骂那个人的时机，而不是骂人的人觉得这样做有失身分，觉得不够体面，感到内疚，实际上他是不会真心真意地对那个人说抱歉的。
习惯骂人的中国人幸好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如果他们把骂人换一种形式，比如说，射箭，用刀，或者是干脆的用枪，那么真不知每天生气会造成多少荒唐事，这可能也是中国政府禁止人手一枪的原因吧。
而日本人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心平气和的调解来解决，我们看看日本中介机构的发达就可以知道。他们总是通过中介机构的私下调解而解决矛盾，不会象中国人这样到处谩骂，弄的众人皆知。比如说，日本也有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新产品法律，但是日本的公司当遇到因产品质量而造成伤害的案子时，常常会委派一个得力的调解人去和受害人协商，私下了结这件事情。调解人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携带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而受害人自然也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实惠的处理方式。同样，在东京，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解离婚、交通事故、邻居纠纷等一类矛盾。这样的做法既不惊动他人，又能让双方都省时省力，得到实惠，比之于中国人徒劳的骂街，确实先进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