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许许多多的电影、报纸杂志或与他们的直接接触中，他们留给我们格式各样的印象：有的勤奋，有的务实，有的却软弱，委曲求全。但是带给我们关于中国人认识的最早的老师，却正是我们的仆人。他们教给我们的课我们总是令我们难以忘怀。这一点，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柔顺固执的本能
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面更广泛一些之后，不断发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仆人这个狭窄范围交往时不知不觉得出的结论，被后来的广泛的了解惊人地证实了，周围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整个民族的缩影，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充分体现着这个民族特色的某一部分，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中华民族的写照。我们在这里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一个特定气质，用“柔顺固执”这个措词是最为恰当的，“柔顺”与“固执”在中国人的身上找到了最完美的结合点，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特性。
厨师在外国人家中所雇的所有仆人中，扮演着左右全家安宁的重要角色。当他的男主人告诉他，要如何如何地干某事，什么事又不能做时，他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言听计从。对家里的规矩他都会诚恳地表示赞同，没有异议，即使不能说已经赢得信任，却至少也给人留下了不少好感。比如说某次主任特别警告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习惯——面还没发好就做成面包放进烘箱去烤，主人对这件小事深感不满，而前任厨师正是因为这件小事上与主人闹翻的。知识我们的后任厨师对此的反应令人愉快，宾表示说不管自己可能有多少其他的缺点，犟头倔脑、做是马虎却不是他的脾气。你若是告诉他说，狗，闲杂人等吸烟都不准在厨房，他对此作出的回答是，他讨厌狗，自己也不会抽烟；他自己怎么说也可算个生人，在这个陌生城市中没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的人，大可请主人放心。经过这番细细叮嘱之后，他便开始上任了。
没过多久，主人就发现他在发不好面这一点上，与前一个厨师简直是如出一辙，每天还有数不清的人进出厨房，其中的许多人还带着狗，家里永远弥漫着浓重的烟味，令人窒息。厨师因此坦率地承认烤面包的活确实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但原因肯定不是没有揉好，他是很会揉面的。厨房里看到的陌生人，必然是那个厨师的“哥儿们”，可是他们都没有狗，而且他们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没有仆人会抽烟，烟味是从隔墙那家吹过来的，正好那家的仆人个个都是大烟鬼。我们这个厨师简直就是讲道理的化身，他认真的表情，坦诚的话语让我们觉得没什么需要改变的，而他也更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个仆人的身上。叫他去割草，主任明明给了他一把外国镰刀，锋利而锃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接过这把镰刀，称赞它的质量。但就在当天，还是看到他用一把在几英寸长的旧铁片上装着短柄的中国式割草刀费力地割草。他似乎在说：“还是旧的好”。
同样，给洗衣工一台外国洗衣机，不伤衣物且省时省力省肥皂。又给他一台获得专利的烘干机，省力而不伤纤维。结果是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成了“毫无用途的废物”，洗衣工还是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洗衣服、搓衣服、拧衣服，直至衣服破烂。要对我们勤劳的洗衣工实行这种改革，就必须以时时叮咛、步步嘱托为代价，而这代价的付出仅仅是因为他不习惯接受更好的替代物。
你若是叫园丁用砖坯修一道残破的墙壁，砖坯都是现成的，但他还是认为用些小树枝埋进墙头一英尺深做顶盖为好，于是就如此一番地实施了。如果质问他，他会向你解释他的办法的优越性。有时我们雇一个邮差送一封重要邮件去一个路程的较远的地方，可能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晚上给他邮件，让他第二天一早出发。可是第二天下午，有人却看到他出现在附近一条胡同里，问其缘故，却是因为他需要休息一天时间洗洗他的脏袜子！按天数雇来的马车夫也会给你同样的感受，告诉他按某条特定的路线走，他会同其他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一样，完全按照不同的路在走，因为他从过路的陌生人那儿听说那条路不好走。
厨师、割草工、园丁、邮差、马车夫——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只相信他们自己。他们用自己的思维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在他们眼中，自己坚持的都是对的，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哪怕已经迂腐不堪，也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思想的正确性。于是，“改变”成了他们眼中忌讳的字眼，维持原样才是最好的。
凡是有外国诊所或医院的地方，都会看到许多层出不穷的事例，来说明我们的主题。许多病人在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开好处方之后拿到了规定剂量的药品，医生再三地嘱咐告诫他服药的方法和时间，千万不能出错。为了以防万一，他又回来一二次问问清楚，可回家之后还是要一次服下两天的药，因为他认为服药剂量决定了痊愈程度，吃的越多应该回好的更快。还有一再警告他们不能轻易揭开外敷药膏，他们还是禁不住要马上揭开来看看，因为病人总是猜测伤疤可能已经长好，没必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件事情令人很不愉快，但观察一下可以丰富我们的例证：在一家诊所里，坐着一个白发飘飘，正襟危坐的老医生，而他的对面则坐着一个满面红光，血气方刚的年轻医生，病人会毫不忧郁地选择老者为他们看病，而绝不会走向那个年轻的。尽管他们被好心人告知，那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可能一个字也不识，仅仅是一个乡下的赤脚医生，而那位年轻的医生却是来自某著名高校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纪轻轻就已有不少建树，简历上点缀着闪耀的医学头衔。然而，病人仍然是义无返顾地请老医生为其看病。他这样选择的原因也许只是在于他对老医生的第一印象上面。而为了这个第一印象，他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他们就是这样不知变通，尽管他们可能知道变通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他们内心还是对改变固有的习惯极不情愿的。古人也曾经教导过，可是总是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临事之智》中云：“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得患济事者是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智者便是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之人。
说到现在，我们也讲了不少与外国人的固执有关的例子，这些事实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我们的实际利益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越是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越是调查足以表明中国人真实素质的人际关系，我们越是可以看到，那句中国成语“表里不一”是多么富有表现力，它所描绘的情景，在我们所谈及的例子中真是毫无例外。中国仆人对中国主人是顺从听话的，一如他们对外国主人，但与此同时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做事的方式和原则，不论它们是否起作用。
中国的主人也就从来都不能指望他的命令会如同他所要求的得到照办。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唯命是从，假若他们没有照做，他就会对这些雇员常常抱有敌意。我的一位朋友就有许多仆人——既极端忠诚又极端顽固——于是他们既不可缺少又令人生厌。我的这位朋友在谈到一位特别的“男仆”时这样形容说，他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究竟是杀了这个男仆，还是给他涨工钱！这个看似充满矛盾的话却此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主人所处的两难境地。中国主人与外国主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被这样或那样地忽视，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会事先想好办法，以防不良结果的产生，就好比有人为了还债而存点钱，有人为了逃避风险去买保险，也好比是为了减少机械磨擦而预留一些空隙。
这种仆人无视主人命令，下级不服从上级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的领导阶层。很多种原因都会促使人违反命令比如朋友情面，个人懈怠等等，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它在很大程度上能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
阳奉阴违表里不一的手段
古时候有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他命令自己的仆人用水车去几公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去了一个有甜水的村庄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还花费了更少的时间，可谓剩时又省力，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得知他的命令没有被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也就不回再说什么了，毕竟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好处，有何乐而不为呢？
在中国，“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成功才是最要紧的，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人害怕得罪别人，以及胆小怕事的天性，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几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但最终秘密还是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命令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另一个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最终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的做法，表面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此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然后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其他人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伎俩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遍，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并不是一致的，而是互相抵触的。古代有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赎罪，只有在夜里睡觉时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适当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变成是如此地执行了：只有在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这个罪犯才需要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摆脱这个沉重而讨厌的负担，舒舒服服地渡上两个月。官员难道不怕受贿赂的事情泄露，不会有什么人突然杀个回马枪，暗中抓到他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本身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再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已经在背地里做好了手脚，把刑期翻倍了。
在外国人眼中看来，上面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项措施，下级官员则必恭必敬地回答说已经按要求采取了这项措施，请放心。而在实际上，经常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而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上级官员也不再过问追究。但是，如果某一个部门施加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然后再层层转移，伴随这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可惜，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所谓“改良”，规模常常很大，声势也很不小，比如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种植与销售，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而“改良”运动的呼声也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执行”后损失殆尽。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在这里却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这个词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事实上中国人绝不是最固执的民族，甚至还远远不如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他们为“柔顺”，不是因为他们不“固执”，而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蕴涵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具有 “柔顺” 的天赋。这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失传已久的艺术，或者确切一点地说，这种艺术从未被真正发掘过。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甚至还高兴地一面赞同一面补充说：“是我的错，是我不好。”也许他还会万分地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犯有错误的人，并十分坦诚地许诺，你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他一定会立刻、永远、彻底地改掉。这些好听的允诺，回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以谦虚著称的不可多得的民族，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它们的分量仅仅在于使你从怒火中平静下来，本质上却是空虚的，一文不值的。你若是只看到这些许诺表面上的花花文章，而没有注意到它们能否被实现的话，他们的允诺也就达到的最终的目的。
在我看来，中国人就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喻了。竹子姿态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中间是空的。西风一吹，它倒向东；东风一吹，它就偏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一般的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竹子却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这又是竹子的不同之处了。
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弯曲，但是一松手，它又缩了回去。仅凭本身的重量，它就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很多人头上长都有一种头发，它与一般的头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固定的长法，而且总是朝着某一个固定的方向生长，一般很难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倔强地茂盛地生长着，因此不管其他头发还有多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把居住的这个地球看作是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不屈不挠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依然还是老样子，一如以前的方向任风吹不倒的。
拐弯抹角的才能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一直引以为荣的思维习惯之一，就是能直接思考事物的实质，而且一旦想到本质是什么，就心口如一地说出来。可是在一些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场合，我们这个习惯就与这些场合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就需要对我们这个习惯做一些相应的改动。但是，直来直去的本性支配着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在这一点我们出奇的一致，尽管在各种特殊情况下有不少修正。然而，在与亚洲民族不长的接触时间中，我好奇地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个极端。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中，丝毫不看重那些冗余的尊称，而亚洲有不少语言里的尊称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比汉语更为详尽细致。我们从不强调去使用迂回曲折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完全简单明了的意思，我们选择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但中国人不这样，他们含蓄而委婉。比如，汉语中有不少说法都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的死亡，但其中找不到一个词语是粗鲁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奴隶，都要使用这些委婉语，只是在究竟用哪个委婉语上，有很大的讲究。光是形容皇帝的死就有好几种说法。在这里，我们只是就一般而论，不谈语言的准确性与特殊性。如果人人同意“直截了当”地表达，人人也都明白别人在这样做，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准确性，而是方法了。
一个外国人无需太多的亲身经历，就能体会到：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很难深入的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不管他的汉语口语讲得多么流利——甚至他也许能听懂并理解所有的短语，甚至还有能力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不漏地写下来，他同样还是不能准确地体会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很简单，自然是说话人没有很明确地说出心中的意思，只是委婉地说了一些多少有点类似的事情，他希望对方能从中推测他的意思，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话全部说出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些外国人经常抱怨中国话难学的原因吧。
在对汉语有了完善的全面的了解之后，非凡的推理能力就成了能与中国人成功地打交道的一个必备条件，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能力有多强，他也会时常误入歧途，因为要想具备这种非凡的推理能力并非一件易事，尤其是对民族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普遍现象，我们回到我们最早接触的人——我们的仆人——看似不重要，却象征着全民族团体的人。
某一天上午，男仆带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老面孔向我们请假，因为他的“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看望。从他面无表情的请求中，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个男仆的阿姨没有生病，或者说他根本没有什么阿姨，还可以认为他根本不打算去看她。而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男仆与厨师有了一些摩擦，两人互不相让，而厨师的威信又恰恰比他高一些，于是，这个男仆只好选择远走高飞，拐弯抹角地暗示了自己甘拜下风。
再比如说，一个人帮了你的忙，而当时你又不可能立刻付钱报答他，事后你再送礼深表谢意去，他会有礼貌地坚持不收。他会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收你的礼物，非君子所为，有损“五常”（ 仁、义、礼、智、信）。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那就是错看了他，硬要他接受那你就贬低了他，他会对此表示十分的不满，结果对于你来说便是适得其反了。那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么一点钱远远不及他所期望获得的，“想要更多”。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只是一种暗示，希望让你现在或将来尽你的能力，给他提供帮助，而不是眼前的利益，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他宁愿把这件事情暂且搁置一下，留待以后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时再说。
说到交谈时，中国人是堪称谨慎了，在谈及自己利益时显得尤为突出，在谈及别人私事，尤其是可能会带来麻烦，会得罪人的话，就更加小心了。中国人虽然喜欢闲聊，但他们很会把握分寸，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哪些场合不宜说话过多。在关键的场合，尤其是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真是该说的时候口若悬河，不该说的时候一言不发。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周围都会有不露声色的人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们待人接物就会有很大的改观。但是，除非他们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有益的，而且不需要冒什么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们会适时地选择保持高深莫测的沉默。
中国人很在乎别人的想法，这一点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煞费苦心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每每遇见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平直无误地表达的话，却离题甚远。更加经常表达是间接的暗示，转弯抹角神秘兮兮地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言说，更不可告诉第3人。传信人一般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和某某重要人物一样，他尽量声音压低到神秘耳语状态，还要用巴掌挡住以防隔墙有耳。他见收信者神色慌张，表情严肃会很有成就感的认为自己把紧张的气氛渲染的不错，于是他含混地开了个头，议论几句，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就在说到要紧之处时，却突然停下，始终不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然后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DO YOU UNDERSTAND？（你明白了吗？）”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被搞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一点也不奇怪，脑中早已被吓他得是一片空白，这时，你的这位“报信人”（这个叫法不对，他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信心十足地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而不让当事人知道。但是，中国人采用的看似“好心的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都只是无用功罢了，徒劳而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一次拜访中看到她的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关于她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却反复向她强调，他们只不过在聊天，没什么事，尽管这个噩耗在半个小时之后还是被老太太知道了。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经过一个村庄，村上正在上演当地一出很有名的戏，有朋友就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而事实上他的猜测是对的。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是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大致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希望他回家处理后事。可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他的家，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这个可怜的人最后一无所有。不过，我们发现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相衬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表现在对数字的弃之不用上。在中国的古代，一本书的五卷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不变顺序作为书本的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按照我们所料想以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则是用《千字文》中上千个字来作标记的，但这些字中没有重复的。中国人舍弃简单的数字不用，而以复杂的方块字来代替数数，也是本文主题很好的体现。
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在中国，已婚妇女实际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习惯称呼“某某他妈”。于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大柱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谁家里有“大柱”，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生孩子的话，事情就会尴尬麻烦得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拐弯抹角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个管家外之事的人，同时她们的丈夫则回称呼她们为“屋里人”意思也就是掌管内部的家务事；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不能使用一些相关的词语，在称呼自己丈夫时都会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丈夫为“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代替自己的丈夫——“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向沼泽地里的一些青蛙鞠躬，他的举动在于是他的部下明白：这些爬虫的勇气可嘉，是令人敬仰的。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对部队所要求的则是：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对于那些经常与中国人大交道的外国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推理能力与此相比，相对要大得多。
某一年临近春节（每年一度的还债季节）的时候，我的一位熟人遇见我之后，做了一些看来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然后却一言不发。我看着他楞了半天，最后只好惭愧地说不懂他的意思，但这种不理解当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别人应当不难从他的手势中看出他想向我借点钱，还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四个动作无非是在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多么绝妙的想法！在这个社会里，“吃喝嫖赌”这个词语是指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得加上吸鸦片，人们说话时有时会伸出一个手掌——“五毒俱全”，意思是指他沾染了所有的那些恶习。
在中国有诸多繁杂的礼仪规定，稍不留神就很容易冒犯了他人，这是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不过，这些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极为荒谬的。比如信纸的折法，稍有不慎，没有按照正确的折法折，就会被当做故意冒犯。有的汉字要比其他汉字高一格，应该写在顶上，但是如果忽略提格这一点，所造成的不敬会大大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人的姓名。在重要社交场合上，如果没有讲应该讲的话（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例外），如同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不同的客人送出相当距离一样，都是失礼的。中国的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节是极其复杂的，在许多简单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细节，都可能隐含着一丝侮辱，中国人会立刻察觉出来，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可能每次地成为这种侮辱的牺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什么特殊的礼遇！中国人愤怒时，也会恶语相向，污言秽语层出不穷。但那些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会用文雅的暗语来快意地表达恶毒的咒骂，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一定时间仔细琢磨才能明白，犹如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吞下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正如汉语中短语“东西”原意为一件物品，可是用在骂人中却有相当贬低人的意味。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一样东西”。
我们暂且不谈文化人，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让人难辩真伪，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目瞪口呆的。也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即兴创作只是作为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同时就算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会不强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能够简单明了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没有什么值得去改变。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算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就连最无知的中国人也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自如的运用，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不明白”，他“不知道”，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帮助他掩盖了许多罪孽。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比每天发行的《京报》展示更多的充分的例证了。有一种习惯，仿佛是一种本能，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指鹿为马”，而且更厉害，更广泛。它的产生和发展都在中国，“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没有比透过《京报》这个精彩的镜头看得更真切的了。尽管它只是个半透明的镜头，清晰度不够，但透过它射入的关于中国政府实质的光线，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对任何事情中国人总是有所隐瞒，不讲真情而讲其他，不讲实质而讲表面，不讲本而讲标。如果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话，那么，从中国人的言语去揣摩他的真实意思，便是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中国官方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最完美的例证，其中矫揉造作和拘泥形式这两点，都是无出其右的。《京报》的“头条新闻”栏目中充斥着年迈官员满身病痛的描写，表达他们渴望从官位上退下来的意图，而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迫切请求遭到拒绝，反而要求他回到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印着——无罪，而是犯了其他不那么严重的错，这难道意味着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这又有谁能解释得清楚？
我们要想了解什么事情就必须真实的接触它，走进它，触摸它，感受它的呼吸，它的脉搏。正如有些人坚决奉劝我们一样，在阅读每一份报告时，都应当去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用了解到的事实说话，这要胜过去阅读所有关于这个国家的已经写下的著作。但是，假若将来任何一个“蛮夷”对中国人的理解达到了我刚才提示的程度，我们就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的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自己会不会不知所措？
“知足”弥合“不能”
在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业已看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而且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这种能力被恰当地称为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很难理解这种能力的。无论是面对悲观绝望的境地，还是白费心机的徒劳，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失望，也不会表现出失望，或者说，他们其实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经常还是反对抱有希望的奋斗，他们把自己埋入荒芜的沼泽地中，却还在奋力呼喊。我们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现躁动不安的情绪，因为这只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不会体现在中国人这个庞大的民族上。这个民主也从不抱有任何计划，即使有些计划看来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但是他们毫不在乎也不去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等着他们。他们依然在自己的社会里过着平静而坚忍的生活。
但是，“忍耐”和“坚忍”这两个词并不能完全涵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美德。
一种在遭遇极大的不幸的同时还能保持的心境平和，宁静如水，这种似永恒般的好心情我们称之为“常乐”。这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美德，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也许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释清楚这些特点。
在中国，“知足”这一个词是常常与“常乐”并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所谓的知足，在他们所奉守的保守主义中已经是体现的非常明显，而当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兀了。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他们以几千年亘古不变的方式去生活、生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质疑周围的世界，不去打听其他民族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虽然也有几个别例外的，但在这里我们所谈及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称之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许多不发达的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自古传承，在外界和自身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压制着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可能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自愚地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作什么努力来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就承受了太重的压力，压得他们台不起头来。当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堪称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他们的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以命令的口吻暗示着他们：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是要杀头的。这种经历缓慢地培育了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不愿轻易改变的顽固思想。
于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也造就了今天中国，老百姓们安守于自己的贫穷与无知，正如孔子所说：“既来之，则安之”。他们以这种千年不变的心态繁衍生息。在历史的潮流中斡旋。
“神能”与“人能”
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宿命论的民族，虽然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事实，但实际这已经体现的十分明显，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书籍中，很多都记载了这个观念在这个民族中的根深蒂固。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在“四书五经”之中，就有不少地方谈到了“天命”说。人们也经常谈论“天意”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上天事先安排好了的，非人力所能改变。这种说法同我们的上帝论非常相似。但是，在基本思想上却有本质的差别：对我们来说，“上帝”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存在，他的关爱和安排同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有明确的关系，世间的生灵都在他的考虑和安排之中，他的关爱广博而深远；而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关于“天”的概念，是一种非人的集合，并且完全模糊，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念，无论如何表达，它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命运，就是宿命。“命好”与“命不好”，这些词语对中国人来说，与我们的儿童故事书中“好精灵’与“坏精灵”意思差不多，他们深深地信奉这些观点，并把一切事件的结果都归结到这两个词上面。凭借那些所谓的神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什么困难可以化解。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时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却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在他们看来，客观条件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测他们的命运，其中的占卜、算命和巫术，有着极为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是各种力量进行一种奇妙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数不清的中国人依靠这种普遍实用而虚化的理论来谋生，尽管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但它在中国老百姓的内心世界里却是现实的，起作用的，它的“神力”俘虏了所有的心灵。经常听到一个不幸的中国男人或女人说“这就是我的命啊”，这是一句在中国司空见惯的话。这种信条的必然结果就是失望。对于失去希望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就应当劝他们耐心等待时来运转，等待被赐予希望、得到拯救之时。也许有些中国人不像土耳其人那样至死不渝地相信宿命论，也许中国人所谓的“命”与土耳其人的“命运”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事实可以肯定，像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命运存在并左右一切的民族，肯定不会愿意去与命运作激烈抗争，因为他们认为命运在本质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不可抗争的。
希腊历史上有句古话：“历史用实例教人道理”。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就是他们的老师，因此他们从中学到的课程全都带有保守的特点。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只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这如同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以前亲身经历的事，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因为历史只代表过去，而现在、将来都还是未知数。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有致命的缺憾。我们所说的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如文艺复兴、16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美洲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这些中国人一无所知。在这个地球的另一个地方，由于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超过以往，人权的概念，解放的思想也慢慢地形成，但中国人作为一个有着那么多人口的民族却完全不为所动。
对于活在历史观念的人们来说，改善目前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课题。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大原理，教导我们如何帮助一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但对这些人来说这些原理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还不如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就算是有了了解，他们也不会关心。民族进步的第一动力，来自于亲眼目睹别人的优越条件。有了对比，才会激发内心的超越感。而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没有见到或听说过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还有别的地方存在着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对别的国家一无所知。另外，本来那些对其他国家略知一二的人，可以更多地去了解探究，然而保守主义的镣铐又禁锢了他们，他们迈不出那一步。在中国，除非大规模地行事，否则很难会有什么事情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而那些有能力大干一场的人，却又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干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努力也只会是徒劳而已，又无法让民众感到满意，而任何不满稍有流露，便被其他势力有效地控制了。因此，从整个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进步的对立面，知足这个思想的存在只会阻碍着进步。
在前面的事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的经历使他们反对改善人们的现有条件。对于外国人而言，要减轻中国人的不幸遭际，迁移是一个简单明了而十分必要的法子，它可以使逃离伤心地，帮助你忘却历史。我们推想，中国人最易接受这个方法，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最有效的。但是事实却不尽然，对于这个缓兵之计，中国人不会接受，理由就是那样做的话他们就要背井离乡、远离祖坟，而按儒教的说法，他们应该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生死都不能分离。一般说来，中国人都不愿意远离故土去远方淘金，除非是生计被迫他才那样做。中国人的生活理念是：从出生起他就钉在一块地上，就像一棵树，在那块属于他的地上吸水、生根、开花、结果，落叶，枯萎了仍归于脚下的黄土。一般来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离开故土之后会不渴望回去，他总是希望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葬入祖坟，魂归故土。这种“渴望烂在子孙脚下”的思想仍然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强烈情感，它的存在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用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去减轻他们的痛苦。这使我们相信，要让中国人移居他乡以真正改善生活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天命”要求他们如此这般。无意之中对境况的感知，会阻止他们把种种不满表达出来。
美国人却是绝对没有中国人这种依恋故土的情绪的。以前的北美，只有一些到处漂泊的不定居部落，他们从未想过利用土壤的天然地力。严格说来，北美还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大陆，一平等待人去居住的荒野。于是，一批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涌入这块肥沃的土地，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欧洲人，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往往一文不名。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受雇于人，很少有人能够离开大洋沿岸的大工业地带到内地去开发。没有资本和贷款，岂能开垦荒地；而欲到森林里去冒险，又必须事先锻炼身体，使其适应新环境中的凛冽气候。因此，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的荒凉地区创业的，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
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茅屋，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而现在，是在同一岸边出生的美国人，深入到美国中部的荒野。这种两次性移民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即最初由欧洲的基地开始，陆续来到大洋彼岸；随后再由大洋沿岸开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千千万万的人，同时开向地平线上的同一点。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都不一样；但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有人对他们说，到西部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他们便听信这句话，匆匆忙忙奔向西部。
大概，除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发生的那次大迁徙以外，没有一次大迁徙可与人类的这次不断迁徙相比。当时也象今天一样，人们成群结队地向同一地点进发，并乱哄哄地在同一地方相遇，但上帝为人们所做的安排，却今昔大有不同了。当时，每个新来的人到达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毁灭和死亡；而现今，每个新来的人却随身带来了繁荣和生命的种子。
在法国，人们把趣味单纯、习惯朴素、家庭情感、安土重迁视为国家安宁幸福的最大保证。但在美国，好象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美德更有害于社会了。加拿大的法国人仍信守自己古老的传统习俗，但已经感到在他们居住的地区难于生活下去。这个在加拿大刚刚形成的小小人民集团，不久即将为他们的古老民族沉痼做出牺牲。在加拿大，最有知识、最有爱国心和最有人道精神的人，正在作非凡的努力，以唤醒人民不要满足于他们还觉得不错的小康现状。他们盛赞致富的好处，如果他们到了法国，都会为一些平庸之辈成为暴发户而喝彩。他们用于刺激人们大脑发热之精力，大于他们为使人们头脑冷静下来所作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最值得赞扬的是：不在故土安贫乐贱，而到外去致富享乐；不老守田园，而砸碎锅碗瓢盆到他乡去大干一场；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而到外地去追求幸福。
在美国人的眼里，根本就不存在“知足”这个概念，世界每天都是崭新的，每天都有新的工作，对自己的满足就是退步，只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民族才会有进步，这个道理对任何民族都是适用的，这种不屈不饶，无休止的奋斗精神是每个民族发展的灵魂。
而知足仿佛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如同鸟因要飞翔而有双翼，鱼因要游水而有双鳍，似乎成了即定的事实。中国人生来就有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安无事的能力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他们甚至生来就有无可比拟的耐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忍痛能力，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对病痛束手无策。中国人向来就是达观乐天，没有敏感的神经系统，却有像鸵鸟一样的消化能力。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其他许多我们没有完全讲述的原因，他们绝对不会白费力气用脑袋去撞石墙，因为石墙是不会让步的。对于大多数他们认为无能为力的事情，他们只是简单地去顺从，毫无怨言，毫不反抗。中国人有句老话说：治不了的病，只有硬挺。总之，中国人知道如何维持自己的生计，知道如何致富，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知道如何知足。
“常乐”对于中国人而言，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民族性格，与他们的知足密切相关。获得幸福的本身就令人喜出望外了，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总是回愿意尽可能地自得其乐，享受乐趣。过分挑剔并不是中国人的缺点，他们总是模范的客人，在哪儿吃饭都行，吃什么都香，从来不会刻意追求饭菜的好坏。即便是那些许许多多缺衣少食的人，也都心境平和，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人好交际的行为更是足以说明他们“常乐”的性格，这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郁郁独处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一个大众的享乐方法，那就是找人聊天，侃天说地，找老朋友还是找完全陌生的人，都无关紧要，他们都能从中寻找到自身的乐趣。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欣赏，无疑是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的种种不幸遭际，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乐趣。
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国人爱好种植花草树木，来美化他们十分简陋的环境。这些美丽的花花草草也给他们的“常乐”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有一句有点难懂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有的东西不多，但件件物尽其用。
也许前面我们说了许多对中国仆人不满的话，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经常对生活中诸多的不便满不在乎，不仅不抱怨，而且显然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可抱怨的。甚至还经常地为众人做份外的事。
当仆人的中国人，把自己的生活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就是前面所说的“命不好”，他们在苦命的生活中不仅要承担大量的劳作，还会经常受到同伴的嘲笑，有时还会成为他人笑柄和话柄。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有着不知疲倦的勤劳，但更值得我们惊叹的是，那些午夜之后还听得见他们在辛勤劳作的人，为省下微不足道的灯油钱，摸黑工作，却从来不叫苦。但他们却把起早摸黑，如此辛劳却视为家常便饭。他们中有些人的活是很累人的，比如纤夫、苦力、搬运工、人力车夫，不仅从没听见他们抱怨世间苦乐不均，人世不公，而且只要有机会休息，他们就欢天喜地地歇一会儿，带着满身的汗气倒在路边安静的睡一会，还特别爱吃他们的粗茶淡饭。那些具有洞察力的旅行者，会经常注意到中国劳工的这个很大众化的特点。“纤夫们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子灵巧的小伙子都愿意跳上江岸去拉纤，吃饭不超过一刻钟，从来都不发脾气。”、“我们的五个纤夫，手脚全贴在凹凸不平的石头上，一寸一寸地拖着船。我不能不赞赏这些可怜的苦力的刚强和忍耐，拖两个月的船只赚两元钱，每天吃三顿糙米饭，再加上一点炒白菜，就靠这点营养，每天从黎明卖命到天黑。”
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经常推着沉重的车子，每走一趟就是几个月。这些艰难的旅途，需要每天早早地出发，一直走到很晚，翻山越岭，运送重物。一年季节不论天气好坏，他都是赤脚涉水，每到一个驿站，还得给主人准备食宿。其辛劳程度，实在是非我们所能想象，而所有这些艰辛劳作，只是为了极少的报酬，可他从无怨言，就这样默默干了几年，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连他的主人都倍感惊讶。凡是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不都可以讲出同样真实的故事吗？
就算是在生病的时候，中国人的乐观天性表也能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们通常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最为乐观的，或者无论如何也要表现出对自己对他人的乐观态度，用乐观一**，化解心中的苦闷与不快。即使是在身体极其虚弱而又痛苦之时，快乐的天性也没有背弃他们，他们总是能找到乐子使自己或是周围的人快乐起来。我们知道不少中国病人，他们身患各种疾病，还经常营养不良、贫困不堪、远离家乡，有时甚至还被亲戚冷待甚至抛弃，未来对于他们来说看不到一丝希望，但他们还能保持乐观镇定。他们的泰然自若，并不是对那些神经兮兮、缺乏耐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指责，假如这两个民族处于同一种状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具有如此快乐性情的中国人，我们相信并不罕见。任何在中国有些经历的人都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大都可以向你讲述他所遇见的许许多多这一类的中国人。我们再次重复：如果关于“适者”如何如何的历史教导的确可信，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忍耐”对抗“贫穷”之能
“忍耐”一词常常被中国人挂在口中，在受气受屈受辱之后，在尚无能力无精力反抗之时，然而大多数人把忍耐的含义理解的很狭隘。实际上“忍耐”一词，具有三种含义，这些含义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它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品质，长期等待不抱怨不生气长期等待，换种角度来说，就是一切随事态自身的发展不去理会；其次，它又是一种能力或行为，默默而镇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难；再次，它还可以说是一种坚忍。显而易见，此处提及的这些素质，对于具备这些素质的人们的生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们对中国人的各项特点进行分别考察时，这个特点明显地成为了制约中国发展的锁链和桎梏。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和对时间意识的淡漠与这种忍耐的特点密切相关，尤其是“辛勤劳作”这个被公众看重的优点更能有效地体现中国人的这个极为强烈和普遍的特点，也可以称的上是一种民族性格。先前我们的偶然涉及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这一点，但这还不足以展现这种特性，我们已经铺好了一个大致的提纲，现在我们来完善它充实它，将它更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展示出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来突显，同在东方的创造出了东方奇迹的日本以及高度发达的美国已经国际重要的经济政治实体西欧等国家，他们的人民在这个方面是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有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很低的，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实际上都是在为生存而斗争，而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物质。在生产总量有限制的时候，就得拼命去获得物质，使出一切手法去维持生存的基础。客观上的贫穷和艰苦本身并不会让人变的勤劳。一个懒汉，即使再穷，他也不会去想办法，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因为他的本性是懒惰的，有句话说的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具有勤劳的天性，贫穷就像是导火线，可以引爆这种天性，如果这种天性在一开始是潜藏着的话；或者是催化剂，加速这种天性显示的力度，如果这种天性一开始是显露着的话。“把贫穷化为科学”这句话极为精辟的说明了这一点。贫穷也可以促使人民节俭，我们所见的节俭的中国人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样这种条件也能够磨练出忍耐。猎人和渔夫，不得不暗中行事和小心翼翼来谋生的条件，使得他们用同样的偷偷摸摸和谨慎小心又不厌其烦的耐心来等待他们所期待的时机，而不管他们所属的类型是“文明人”、“半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和这个例子道理一样多年来一直在不利的条件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人学会了把矛盾的积极与消极融为一体，即积极的勤劳和消极的忍耐。
为了一点很小的报酬，中国人愿意去干很长时间的活，尽管很累，甚至身心疲惫，原因是报酬再少总比没有好。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已使他们明白，勤劳并不一定能使他们自然地得到更多的机会和物质，尽管在大多数以西方人为代表的别国人民认为是这样。之所以是“自然”，是说在合适的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结果就会如期而至。如同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东风一到，万事便顺理成章地成功了，如同水到渠成一般自然。但是显而易见，中国每平方公里几百人的不利条件，使得“勤劳和节俭是能够带来财富的双手”这样拥有丰富资源的人民普遍相信的格言无法实现。于是，中国人满足于苦干蛮干，满足于一些别人所不屑的报酬。而这种满足正体现了中国人忍耐的美德。
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人在他环球旅行即将结束之际问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一个中国小贩凭着自己的精明赶走了一个犹太人。这番话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犹太人的素质与能力是谁都知道的，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素质使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与之相比中国人却占了这个星球总人口的25%，一个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赶走的犹太人，应该在本质上与其他犹太人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就算是换个人，竞争结果恐怕还是这样，因为可以肯定，中国人所特有的民族本性是表现在每个生在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所以可以说那个胜利的中国人与其他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的，即使这个尤太人碰到千万个中国人的其他的一个，还是一样会被无情地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