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为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

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廓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知慕叔子之风，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求其详者，皆不复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