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在完成了《啊，摇篮》的影片后，已经是1979年的年底和1980年的年初了。《啊，摇篮》的公映，给中国相对沉闷的电影界仿佛吹进了一股清风，注入了一缕生机。这时离粉碎“四人帮”已经三年多了，这三年来，整个国家和文艺界发生了一系列大事。1979年的3月，邓小平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半年之后的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又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三千多名代表聆听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的祝词和周扬所作的《继往开来，繁荣新时期的文艺》的长篇报告。尤其是按照中央提出的“三年大见成效”的奋斗目标，电影界理应像全国其他行业一样，应该是硕果累累、百花齐放了。但遗憾的是，可能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破坏在电影界更为深重的缘故，直到1979年国庆，全国的广大观众才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几部好影片。而这些“好”影片中，有些可能还要打上一些折扣，诚如夏衍同志在1980年1月出版的《电影故事》新春漫话中所指出的“……不要再把千篇一律的故事，千人一面的人物，定型刻板的表演以及社论式的、首长训话式的语言强加给观众，电影是精神食粮。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不同，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勉强是不行的，观众对电影也是这样，他们会选择的。一部影片有七分好，不要说成十分，更不能说成十二分。最近，我偶然看到上海某大学一份从国家大事、社会现象到文艺、电影的“民意测验”，在“最使你怀念的影片是哪一部？”项下，赫然在目的是1978年底曾宣传得最多的那一部影片。我认为这部影片可以打七十分，但当时许多报刊作了过分的宣传，说成可以打一百分。观众带着很高的期望去看，结果却大失所望，这是一个教训。”
可见艺术是有它自身固有的规律的，一部作品诞生，尤其是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它是由客观的、主观的诸多因素构成的。靠行政的指令，靠拔苗助长的方式，靠高昂激越的鼓动或口号，靠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的信仰或为了配合某个活动或运动而产生的一时的冲动，是不一定能写得出好作品的。虽然，大环境的宽松和祥和，充满着莺歌燕舞的欢快氛围对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确有影响，但有时也不一定必然会产生影响。因此，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都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甚至难以用语言表述的过程，如果打个比喻的话，这个过程就像是地震发生的前奏，它必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地壳运动过程，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地壳便产生了地应力，而地应力在经过了长时期的集中后又形成了强大的弹性应变能，这种弹性应变能在地下的岩石中积聚着、蕴蓄着，直到岩石再也不能忍受了，它便会激烈地抖动起来，这时就出现了地震。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也一样，他要完成一部好的作品，也要有一个长期的积蓄、酝酿和孕育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有的作家艺术家一辈子就积蓄、酝酿和孕育一部作品，一经问世，其“震级”无疑是相当高的。
不甘寂寞的谢晋这时也正在酝酿一部“震级”相当高的片子。这部片子的能量积蓄过程其实已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谢晋是这个能量积蓄过程中的始终目击者，或者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是整个沸腾奔突的历史岩浆中的一粒小石子。现在，他感觉到积蓄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该冲出地面了。
关于这部因第一次勇闯“右派”题材禁区、片名叫《天云山传奇》的电影，由于拍摄之初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舆论的压力和行政的压力，曾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猜测纷纷。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部片子怕是拍不下去了，但谢晋顶住了压力，对于这件事，他后来曾作过一些断断续续的谈话：“《天云山传奇》摄制组成立以后，一些同志在为这部影片未来的命运担忧，说：‘这个戏能拍啊？’”
但《天云山传奇》还是在风风雨雨中如期投入了拍摄。原以为干扰最集中激烈的是在投拍之前，真的开拍了，干扰总要小一些，没想到摄制组刚拉到九华山，一股强劲的干扰风就从上海吹到了千里之外的外景地。好在上影厂领导态度明确，坚决支持继续拍摄，这使谢晋在不断刮来的“阵风”中始终站稳脚跟，对拍完拍好这部片子充满了信心。
对于如何拍好这部片子，谢晋是着力地作了探索的，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几十年来，每拍一部片子，他总要探索出一些独特的与他以前的片子所不同的风格来。《天云山传奇》所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达二十一年，即从1956年到1978年，一部一个多小时、才九百多个镜头的片子中要叙述一个长达二十一年的故事，而且是一个委婉曲折、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谢晋则大胆地采取了将历史背景推到后面去，把现实的情景和人物拉到前台来的办法，来弥补时间跨度太大的难度。
对于这部片子的基本艺术处理，谢晋提出了以下的设想：一、本片的叙述方法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结构的，是按三个女性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来结构的。尤其是以宋薇的内心独白来贯串的。以人物的心理线索来结构电影，这是电影语言的新发展。《天云山传奇》有条件在这方面探索些东西。宋薇想到哪里，画面与画外音就可以表现到哪里，在画外音的处理上也要讲究，不只作为交待剧情用，而要表现人物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思索要引起观众的思索。
影片的这种叙述手法决定了影片的风格基调样式是抒情的、细腻的、深沉的、凝重的、令人思索的(静场、对比、暗示)、带悲剧性的。用静场、对比、暗示，让观众与主人公共同思考。
二、要表现出时代的变迁。主人公二十二年的生活道路、命运要有鲜明的形象感，这是美工部门在本片中主要的创作任务。
三、运用强烈的对比。罗群与吴遥、宋薇与冯晴岚，两组人物间性格、气质、外形上都有对比。两个家庭、两个婚礼的对比，还有时代的对比。
四、创造出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环境。这部片子是现代题材，又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的，我们要尽量搞得真实。首先，各部门要尽量做到生活化、化妆不要有粉饰的感觉，服装不要全新的、模特儿式的，光要讲究光源，下雨下雪要拍出真实气氛。特别是演员，表演要生活化，避免干说台词的演戏感，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戏，要有烤火、吃饭、换衣服、睡觉等等生活动作，打破过去电影里的人不吃饭、不睡觉的神仙世界。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动作表达人物特定的思想感情。
对于针对《天云山传奇》时空变化大、内容由几条线构成、交织在一起、处理起来难度较大的特点，谢晋提出了集中三个女性的眼光、声音中展开故事的构思——宋薇是悲剧性的回忆，她在回忆中充满着悔恨、惆怅、揪心的感情。她的回忆是由周渝贞的发现、叙述引起的。它展现的是反右运动前及反右运动中的生活图景。
冯晴岚是以给宋薇写信的形式而表达出的深情的心声。她着重描述了反右运动以后，她及罗群的苦难遭遇。
我们在影片中，始终让罗群、吴遥两人的形象在宋薇脑子里交替出现，以此表现出思想矛盾和心情的混乱。这种情景在我们生活中是常有的。如一个女同志过去曾有过爱人，后来又重新结了婚，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男人的形象总归要在她脑子里出现，这完全符合人物的思维逻辑。可是过去在电影上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运用。
在吴遥和宋薇谈话的时候，当吴讲到罗群如何如何反党时，渐渐的声音没有了，接着，罗群、吴遥两人的形象急速地交替在她脑子里浮现，吴讲罗怎么坏、怎么反党等等，宋脑子里闪现的是罗美好的形象、朝气蓬勃的形象，从而构成了声画对立。这一连串的快速镜头，有的是一尺，有的只有几格，我们以此体现了她此时此刻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当宋回到宿舍，躺在**哭时，脑子里出现的是吴遥、支部书记的形象，还有短到只有几格的帮助她、要她和罗群划清界线的群众形象的镜头。如果按照过去的手法像群众帮助她，可以搞成一场戏，现在仅有几个闪念的镜头就够了。这种手法，我们的观众是能够看得懂、也易于接受的。
吴遥、朱科长、陈书记一类人，是阻碍我们“四化”的绊脚石，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很坏的人，但腐蚀性很大。影片开拍时，我曾对扮演朱科长的演员说，在生活中，我最痛恨这种人，一定要演好。这类人是我们艺术作品中新的典型，刻画好了，作用是很大的。如何揭示他们救民于水火的内心世界，表现他们肮脏的灵魂？如简单地把他们搞成脸谱化，反而是会显得肤浅。
我们是把吴遥等当作凡人来刻画的。他不仅有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一面，也有极为虚弱的一面。比如吴遥打过妻子又下跪的镜头，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灵魂展示出来了。像他这样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靠整人起家、身居高位的人，最后连自己老婆也和他分道扬镳，从而变成了孤家寡人。
确立了拍摄的大政方针，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实施和操作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难度比前面提到的难度要大得多，前者说到底还是个认识问题，而后者，则是要脚踏实地地干了。而艺术又不比别的什么事，只要花力气，总能干好的，它是个十分复杂的“多媒体”。
因此，真正要拍好这部戏，谢晋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好在片中的几个主要演员他还是比较满意的，演右派分子罗群的是中央实验话剧团的石维坚，他在这之前曾主演过话剧《桃花扇》、《一仆三主》及影片《熊迹》、《并非一个人的故事》等，反响不错。饰小学教师冯晴岚的施建岚是浙江乐清人，是乐清越剧团的演员，拍片前演过一些古装戏和现代戏。1975年，温州籍的演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黄宗英去乐清山区体验生活时，看她戏演得不错，就把她介绍给电影界，她第一部参拍的片子叫《海岛怒潮》，饰一个叫刘三嫂的妇救会长。
1979年在谢晋导演的《啊，摇篮》中曾被选定扮演女主角李楠，后因学习骑马摔伤，未能如愿。饰女干部宋薇的演员叫王馥荔，她是天津人，出身于京剧世家，她自己也专攻京戏，在江苏戏校毕业后，分配到省京剧团，唱青衣花旦，她此前演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金光大道》，她饰吕瑞芬，演得不错。上影厂著名的老演员仲星火在这部片子中饰地委副书记吴遥，对于他来说，观众早从《李双双》、《今天我休息》和《405惨案》等片子中已熟悉了。还有一些演员，如八一厂的洪学敏等，也都在这部片子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应该说，电影《天云山传奇》的演员阵容是很强的。这一点，谢晋心里是感到比较满意的。但满意归满意，最后能否演好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对于谢晋来说，在他漫长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从来也没有过高兴乐观和沾沾自喜的时候。尤其是对于他这样的以倾心于人物塑造为宗旨的电影艺术家来说，他的心理负担和压力有多重，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如此，他对演员们在角色塑造和人物刻画中的要求是严格的，甚至是极其严厉的。按照剧情的要求，《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的性格应该是外柔内刚的，宋薇的性格应该是热情单纯的，罗群的性格应该是深沉刚毅的，周渝贞的性格应该是青春朝气的，而吴遥的性格应该是僵化顽固的。虽是那么短短几个字，但真的要把这些性格个性塑造好，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对此，谢晋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地教导他的这些“弟子”们。有一次，他这样对大家说：“作家、艺术家与艺术形象的关系问题，这是文艺创作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到电影创作来说，……没有切身感受、没有真情实感、没有对角色的深刻理解，任凭导演资格再老、蒙太奇手段再高超、镜头分得再顺，也不可能拍出充满**的影片。这不是技巧问题、手段问题，它是任何手段和技巧所代替代不了的。”(10)其实，对于谢晋来说，对演员们喋喋不休地说来说去，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演员在扮演着角色的时候，同时也在扮演着自己，就像作家在写着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在写着他自己。说白了，就是要有显明的人物个性，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因为写了或演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而名垂千古，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家要取得成功的秘诀，舍此别无他法。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个性的艺术形象能够在我国(别说全世界了)浩如烟海的人物画廊里能留下一席之地。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的艰难。许多艺术家，是深知这其中的道理的，但真正肯为之呕心沥血甚至为之献身的艺术家却为数寥寥。
但谢晋是不会放弃这种努力的，不但他不会，他也不允许手下的演职人员放弃这样的努力，即使在外景地，在摄影机正式开机前，他也要牢牢地把好这个“关”。1980年2月初，许多人都还沉浸在春节的气氛中，可谢晋却早早把摄制组的演职人员集中了起来，集中了干什么？就是要大家揣摩和雕琢自己扮演的角色。
对此，罗群的扮演者石维坚在2月27日的一篇创作札记中这样回忆说：“谢导演一再要求我们要创造典型形象，要突出人物的个性色彩，不论是人物关系的安排，还是潜台词的设计、表演、处理，都要有独特的东西，不能是‘大路货’，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寻找‘晴岚之死’的独特表现方式。
“今天谢导演和以往一样，没有寒暄，没有闲聊，进门就说：‘我想到了一个方案，你看看怎么样？’他设想晴岚临终前要再看罗群一眼，但眼睛已经散光，罗群明白她要找眼镜，给她戴上了，她嘴唇微微地动着，像在说：‘再见了，亲爱的。’随后安详地合上眼睛。……我感到这很好，很有表现力，戴眼镜是这对夫妻之间特有的动作，能给观众留下特殊的印象。接着他要求我考虑在前面的戏里如何安排运用这副眼镜，为拍这段戏做好准备。对于冯晴岚的戏，谢晋花的心血可以说是最多的，因为冯晴岚是整部片子的脊梁，冯晴岚拍好了，整部片子就能够站起来，冯晴岚如果拍砸了，那整部片子也就站立不起来了。对冯晴岚的扮演者，谢晋当时简直在手把手地开导她，在拍‘冯、罗相见’的一场戏时，谢晋简直不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导演，倒像是一个慈祥可亲的老长辈，他说：‘冯晴岚到小屋去看罗群时，晴岚不能太温，脉搏不是七十二跳，而是一百多跳。好久没有见面，有很多的话要对罗群讲，但不知从何讲起，不是一般的话，是要吐出自己的见解，心情是焦急的。同时要注意这是一个姑娘在说话，要内在、含蓄，又不要太成熟，特别要注意这一条。要注意少女心理，而不是故作小姑娘的样子。’”
“接着谢晋又特别关照施建岚和石维坚：“这个戏人物关系变化多，好多关系要从眼神上找，如何揭示罗群和冯晴岚是患难夫妻、恩爱夫妻？在‘罗群写检查’，冯晴岚去看他一场戏里，眼神的交流很重要。这时，罗和冯是上下级关系，在感情上主要是友情。这和冯晴岚到小茅屋去看罗群的情况不一样，眼神也不一样。冯的眼神中闪现的必须是同志间关切的神气，决不能流露出近乎爱情的东西。看宋薇给罗群的绝交信，晴岚说：‘她怎么能……这样？她……’这里，演员要用丰富的内心独白和潜台词填满这些……，眼神里要有揪心、焦急，要有明显的变化。在罗群被送去改造，晴岚来送别时，演员不能流露出爱情的东西，主要是同情。冯向罗走去不要太大方，斗笠是自己戴的，临时决定给罗，这要很自然，眼神一定要有分寸。”为了拍好演员的眼神，他甚至关照演员们：“导演少睡觉可以，演员不行。觉睡得少，眼睛发涩。演员不要在汽车上看书。当演员要懂得爱护自己的眼睛。”
到了3月16日，摄制组来到吉林通化城的山沟里拍“板车之歌”一场戏。3月的江南差不多已是春暖花开了，而“板车之歌”的戏中需要雪，而且需要很大的雪，但这样的雪在南方是不可能再有了。为此，谢晋只好决定把队伍拉到了吉林，但吉林那些天也没有雪，谢晋和摄制组心里虽然很着急，但老天不帮忙，只好干等着。那天中午大家也无心回到驻地去，都坐在朝太阳的山坡上啃干粮，谢晋稍稍喝了几口酒，再加上被山上的西北风一吹，脸上红红的。他仍担心的还是冯晴岚拉车的这场戏，就走到啃干粮的石维坚旁边，想和他再探讨这场戏。没想石维坚说他已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为了把眼镜这个道具前后贯串起来，他设想在冯晴岚用板车拉着病重的罗群在雪地上跋涉时，呼啸的寒风吹开了罗群身上的被子，冯晴岚发现后连忙把被角掖好，这时罗群看到她的眼镜被飞扬的雪花和哈出的热气弄模糊了，就伸出干枯的手来，把她的眼镜摘下来，深情地擦着，藏入怀中……两人正说着，突然发觉有几颗冰凉的东西飘到了脸上，谢晋用手一摸，发现是雪，大家立即高兴得大喊起来，于是连忙命令摄制组准备拍摄。这场戏拍得很成功，当然不光是老天的这场“及时雪”帮了忙，更重要的是演员们准备得充分，这才是最重要的。
《天云山传奇》从决定投拍到修改本子再到摄制完成，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中，这部片子所遭受的各种非议干扰和折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谢晋他们硬是挺过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接受这类触及到政治敏感点的电影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印证了邓小平同志说过的：中国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反“左”，但也不能忽视“右”，但主要是反“左”。要知道，蒙冤屈死他乡几乎死无葬身之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刚刚在这一年平反昭雪。这个平反在现在看来似乎太迟了一点，但在“左”风尚健的当时来说，却是多么的不容易，这其中经历的激烈斗争和较量谁又能知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云山传奇》能够如期摄制完成，还是幸运的。
经过了一些小修小改，老天爷帮忙，在1981年年初，《天云山传奇》顺利地在全国公映。这个顺利，有点出乎谢晋的意料，联想到在拍摄之前和拍摄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他预料在影片送审时，必定还有一场斗争，但这一次他失算了，影片送审后，很快就批准发行。这使谢晋激动了好一阵，他从心底里感到：毕竟，时代在前进，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总会随着时代的脚步而紧紧跟上。
1981年，中国的政治形势的确比上一年要更加明朗得多了，由于彻底否定和打破了“两个凡是”所框定的那种铁板一块的局面，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许多的政治禁区被打破了，以前曾被老百姓虔诚地供奉的政治领袖，也被人民从神坛上请了下来，从而恢复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而对反右、对“大跃进”、对“文革”，在文艺界，还有对于十七年的评估以及对某些人物的评价等等，也开始逐步地、有条不紊地作出了公正而正确的评价。人们如梦方醒，感慨万千。或许就是从那时候起，向来总能比别人早一步感觉出政治苗头的中国文艺界才开始用谨慎的笔触来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政治事件或某个人物了，虽然，他们还有点小心翼翼，甚至还有点胆战心惊，因为，他们以往曾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他们的心是那么的虔诚、那么的无私，但谁能理解他们呢？而中国的文艺家们呢，中国的那些可敬可爱可亲又可怜的文艺家们呢，当他们在某一天的早晨，终于认识到自己仅仅处在一个供品位置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痛苦吗？会伤心吗？会捶胸顿足地哭泣吗？会的，但他们不会消沉，不会泄气，更不会绝望。这就是中国的文艺家，他们是一群飞蛾，明知要死，他们还会流着泪，抽泣着，甚至唱着歌，慷慨赴死。
而谢晋，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是佼佼者。因而他推出了《天云山传奇》，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部石破天惊的片子，因为在他之前，有些艺术家，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用各种艺术形式触及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他们都是小心翼翼的，是点到为止式的，他们都没有像《天云山传奇》那样，深刻而尖锐地将那段历史摊开在观众面前。随着不断深入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观众们静静地坐在座无虚席的影院里，场内鸦雀无声，唯有不时传出的哭泣声和呜咽声打破了这场内的黑暗和宁静。随后，当人们红肿着眼睛走出影院的时候，他们终于从心底里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希望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在我们国家重演了。
《天云山传奇》在国内首映成功，人们对它好评如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百姓对那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但同时也说明，广大观众对这类电影的企望和渴盼，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连一向不太流露自己真实情感的谢晋也禁不住喜上眉梢，他说：“《天云山传奇》等影片受到欢迎，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了大好形势，我们党的英明政策纠正了多年来的冤假错案，很多人将自己的命运和我这部影片联系了起来。”
但谢晋又似乎高兴得太早了，就在《天云山传奇》在全国各地顺利放映并日益获得好评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也不知从哪位人物的口里又刮出一股冷风来，先是说《天云山传奇》问题很多，要批判。没几天，又传说要禁映。后来周扬同志站出来，在一次会议上为谢晋撑了腰，说：“对《天云山传奇》有意见，很好嘛，辩论嘛，写文章嘛。”自然，辩论没有发生，文章倒是写了，是两个名叫袁康、晓文的作者写的，题目很吓人，叫《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文中说，《天云山传奇》“完全歪曲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真相”“毁坏党的形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这三顶大帽子，企图从政治上把这部片子给全面否定。但此文一出，即遭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评论家童庆炳的激烈反驳，一时弄得火药味很浓，最终以袁、晓二人偃旗息鼓而告终。至于有人提出要禁映此片，更是无从谈起，《天云山传奇》照样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影院里，越映越火。对此，仍心有余悸并差不多出了一身冷汗的谢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现在批《北国江南》的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想批哪一部戏，老百姓会说，对不起，我要自己判断。多好啊，《天云山传奇》的问题，我认为是好事情，我思想不紧张，到底折腾过去了。”
是啊，时代前进了，那种一句话就可以判处一部电影死刑的时代，那种稍有抗辩就可把艺术家打入死牢的时代，那种只准写“高大全”不准写别的内容和人物的时代，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