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上班，陈婉凌起了个大早，想要做些准备工作，可是新的工作还没上手，不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准备，东摸摸西摸摸，折腾了好一阵子，结果只是梳了一个齐整的头，化了一个精致的妆。
女儿凭本事换了个新工作，做父母的当然感到骄傲，特别是陈建涛，总有些抑制不住地想要呵呵笑几声，又怕妻儿取笑他不够庄重，因而紧抿着嘴，生怕那笑声一不小心就要从齿缝间逃逸出来。
婉凌以前到乡下上班都是搭班车，受够了人群拥挤在一起时散发出的恶味，一到城区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辆本田摩托。第一天骑车上班，父母放心不下，陈建涛嫌柴草间的门太窄，怕婉凌推车不方便，叫她在一边等着，他先帮她把车子推出来。
陈建涛平日都是骑自行车的，对于摩托车的了解还不如女儿多，不过看他这么高兴，婉凌不忍拂了他的好意，就由着他去了。车子推到门口时，门框上一个钉子钩住了衣服，陈建涛毕竟有了些年纪，身手不够灵活，又不想在女儿面前示弱，暗暗用劲一挣，只听哧啦一声，袖子撕了个口子。
婉凌轻呼一声，扑上去帮忙。
陈建涛把车子交给女儿，拍了拍手说：“没事，回头让你妈补补。”
撕了道这么大的口子，怎么补得起来？婉凌不由地有些心酸，说：“还补什么？回头我给您买件新的。”
陈建涛大而化之地摆了摆手，说：“没事，家里还有好多衣服穿不完。”
又说：“去吧，别迟到。”
婉凌点了点头，发动摩托车冲出去，跑了四、五十米，还听见父亲在后面喊“第一天上班，凡事机灵着点”。
她匆促地转身挥了挥手，表示听到了。
父亲瘦高的身影像一根旗杆一样杵在那儿，撕破的袖子像一面旗帜，他的眼睛里闪耀着二十几年来积蓄起的所有的爱的光亮。婉凌被这光亮照得睁不开眼睛，鼻子酸酸的，说不出个什么滋味。
摩托车穿过住宅区，向着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方向驶去，街道两侧的法国梧桐散发出悠远的清香，细碎的树荫闪闪烁烁拍打在脸上，婉凌抬头做了个深呼吸，一切都是崭新的。
艾城是个县级市，市妇联只有两个办公室，人员结构也比较简单，一正一副两位主席，一名办公室主任，一个普通干部，加陈婉凌一起总共才五个人。
两位主席是早见过的，面试的时候婉凌就是由她二人相中的。办公室主任姓刘，三十出头，是个雷厉风行的角色。另一位姓付，二十七、八岁，长着一张生硬刻板的脸，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很局促，一笑起来就更加局促了，旁人看着这笑容，都要不由地感染上这种局促，变得手足不安。
婉凌一一与众人打了招呼，客气地称呼这姓付的同事为付老师，付老师略抬眼看了看她，目光落在她的衣服上。
与付老师的衣服一对比，婉凌的衣服就显得过于鲜艳刺眼了，其实她上班之前仔细考虑过着装问题的，她知道在机关上班不能穿得太新潮，特地挑了一身淡黄色的套装，原以为已经足够保守了的，没想到还是遭遇了这种不以为然的目光。婉凌下意识地扯了扯上衣的下摆，一天的好心情都被这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给毁了。
付老师的全名叫付小平，一个很容易被人忘记的名字，她本人也像这个名字一样，瘦瘦小小，相貌平平，如果不是同事，像这样的女人，就算见过十次，你也记不住她的外貌，可是对于婉凌来说，她却是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存在，因为在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与她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换句话说，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大部分都是分派在她们二人手上合作完成的，婉凌初来乍到，业务不熟，自然希望跟她处好关系。
“付老师，我初来乍到，很多东西都不懂，您要多教教我。”办公室只有她们两人的时候，婉凌没话找话地与之攀谈。
付小平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婉凌以为她要说什么，等了半天，她却什么都没说，仍旧低下头去看报纸。
婉凌被这种静默的气氛搅得有些不安，于是进一步搭讪说：“付老师在妇联工作好几年了吧？”
没想到付小平听了这话，“啪”地一下重重地放下报纸，头也不回地走出办公室上别处串门去了。
这一串就串了整整一上午，婉凌一个人被晾在那儿，又是气恼又是不安。早就听人说机关的人势利眼，但也不用做得这么明显吧？她第一天上班，又没得罪过谁，自问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为什么要承受这种冷遇？罢了罢了，婉凌心想，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就是了。我堂堂正正通过正规考试进来的，又不靠巴结取巧，她一个普通干部能把我怎么样？谁怕谁呀？
到了下午，婉凌又想了一个回头：自己毕竟是新人，处理好同事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要不然人家说我没素质。到办公室见到付小平，又温和地笑着打了招呼。付小平还是那样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不过没再出去串门了。
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刘主任和徐副主席回来了，婉凌只知道她们从上午就出去办事了，至于办什么事，她们没说，她也不便去问。后来在机关待得久了，婉凌总结出一条规律：老人都爱跟新人玩神秘，哪怕是出去上个厕所，都要玩悬念，藏而不露，故意让你摸不着头脑，以为他们在办多么重大的事情，以为他们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水平。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让你瞎琢磨，琢磨得晚上睡不着觉，琢磨得影响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在你前进的道路上增加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