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口膨胀拥挤而烦恼的上海人，近年来却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欢迎着一批批来自异国他乡的投资经商者光顾“落户”。
一个在事业上有成就的投资者，必然要尽力适应他的事业所插足“中标”的任何一块国土的特殊环境。远道而来的投资经商者们，当他们雄心勃勃地投身于上海的事业中时，却往往会遇上许多有阻于工作开展和感情交流的难题，包括语言隔阂、民俗习惯的隔阂等。他们随身来沪的家属，不习惯于东方古国朴实淡雅的生活色彩却又时时渴盼着能够揭开这层神秘陌生的环境面纱。
一个真正欢迎引进开放的民族，应该为叩门而来的异国“新市民”
适应这种新的环境而做出真诚的努力。
在上海，在为此而做出努力的各种机构中，有一个值得称道的部门—上海对外服务公司对外教育部。
孜 孜 求 学
对于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工作的宽子来说，今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收获日”，八个月来的上课没有白费，几百页的描摹没有白费。那绚烂艳丽的杜鹃花，在她的笔端栩栩如生、充满了盎然的诗情春意。她的老师，40 多岁的任老师真诚地称赞说：“这画，画出意思了！”来自老师的这句普通评语，委实叫她心花怒放了好一阵子。她随丈夫来中国之前，就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充满了仰慕之情，她想一睹东方艺术典雅清丽的风采。今天，她非但能够欣赏中国的国画，而且自己能在洁白的宣纸上纵情挥洒了。这种艺术效应的滋生是不是太突然了。
她对任老师说：“我要画两幅杜鹃花画，一幅赠给我亲爱的妈妈，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另一幅呢，赠给我和丈夫的证婚人，以表示我的感谢！”
任老师点头微笑，表示赞许。八个月前的一天，任老师接受了一对上门求学的“学生夫妇”—宽子和M先生。在工业技术领域里出类拔萃的M先生，在艺术领域里却相形见“拙”，时隔不久，学业便明显落伍。于是，这位有着强烈自尊的男子汉不愿意在这种与夫人的“竞争”
中明显败阵，便主动先期退学。现在，宽子不准备把自己的喜悦首先赠送给心爱的人，也是委婉地表示一种对丈夫的尊重，但又巧妙地通过赠给证婚人来表示对丈夫的深情。多有意思啊！
中国，古老而充满着朝气。上海，又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这片东方“新大陆”上，远道而来的一些外商及其家属渴望获得各种发现，获得新的知识。1986年7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在总结了原有的中文、书法两种课目的经验后，根据外商的要求先后增设了中国绘画、健康按摩、气功、太极拳、烹饪、围棋、游泳、网球、足球、日语、英语口语和交谊舞等十多种课目。来自日本、联邦德国、南斯拉夫、阿根廷、菲律宾和香港地区的近50家商社的100多名学生刻苦求学，既掌握了手艺，又从中得到了生活乐趣。
在第二期烹饪学习班上，11名日商夫人和小姐从基本的配菜、刀工学起。又重又厚的长方形中国菜刀，在习惯使用又窄又薄的日本菜刀的夫人、小姐手里，怎么也弄不顺手，甚至连执刀的手势也不对。于是，她们课堂上学，回家后练。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加来先生的夫人每次课后还要把课堂上的笔记重新整理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她们通过了切丝剥肉第一道手艺课。
烹饪操作手艺是一门学问。做京菜“糟鱼片”，上海师傅一手执勺，一手端起热气腾腾的铁锅，突然凌空一个抛线动作，把滚烫的鱼片甩到离锅三尺高的空间，齐齐翻了个身，稳稳地又落回到锅中央。这个高难度动作，把几位日本学员都惊呆了。轮到她们操作时，起先谁也不敢把鱼片甩离锅子，后来在师傅的鼓励指导下，才鼓劲壮胆，一个个先后练了十几遍，手臂出奇地酸痛，却终于抛出个“基本样”来了。至于中国冷盆菜中的精雕细镂、五彩缤纷，更是令夫人、小姐们眼界大开。
一片黄瓜经过刀划手刻，就变成一棵浅绿盈盈的水草；几块红肠，切成了菱形一拼，就成了一朵鲜艳的荷花；一根胡萝卜可以雕成各种形状的动植物，食品简直成了工艺品。日本夫人和小姐对学这些食品制作觉得特别有趣和轻松，仿佛置身于童年时代，和伙伴们一起玩“扮小人家家”那样欢快！
实用性很强的烹调手艺，给初学者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在亲朋好友面前显一番身手。日本太平洋投资公司芳贺先生的夫人，有一天烧了几个刚学会的中国菜招待先生的朋友，满心希望受到客人们的称赞，但在饭桌上没有一个人夸奖。事后先生笑着告诉她：“你可能是忘了放盐！”她一听，才恍然大悟，于是，要先生再次请客，以挽回这次“声誉”。
对她（他）们来说，这是生活的乐趣—一种新的收获和发现。
辛 勤 播 种
市对外服务公司现有的几十名教员，被录用或借用于上海的各条战线。在这个当今令人羡慕的对外领域中工作，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多方面的。他们为克服这些困难所做的努力也是令人敬佩的。
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晚7 点26 分，一辆71 路公交汽车停靠在延安东路外滩终点站。G老师一下车，立即甩开两腿，顶风冒雨地朝联谊大厦跑去。饥渴、疲惫，这时全顾不上了。当她一口气跑进大厦，乘电梯到外商房间后，时针恰好指向7 点30 分—规定的上课时间。她的学生，日本某商社的三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已在静坐等候了。被雨水淋湿的衣衫紧贴在身上，阴冷阴冷的。可最叫她难受的是室外餐厅飘来的阵阵香味，诱的她本已辘辘的饥肠一阵紧一阵地咕咕乱叫。
是的，三位正襟危坐的学生从老师神态自若的讲课语调中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从早上7点30分出门，8点到联谊大厦上课，11点30分下课后又挤了个把小时的公共汽车到锦江宾馆施教，三小时以后又奔赴静安宾馆，6点30分从静安宾馆出来，又急着赶赴到这儿……早、中、晚三餐全是啃干面包。她的胃病就是这样犯上的。三位外商学生也不会想到，为了教他们学中文，这位43岁的体弱妇女，因丈夫出差，不得不把10多岁的女儿孤零零地抛在家里。由于得不到母亲的督促和指教，女儿的作业簿上已多次出现“红灯警告”！
严格的时效观念，对于外商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中国教员来说，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适应。上海的外商分住在几十个地方，上海拥挤的交通又是最没有时效观念的。但毕竟，准点守时是学生对老师的基本要求。于是，老师们就来个“堤外损失堤（体）内补”，省出吃饭时间，省出休息时间，甚至省出教育子女的时间，从而保证无一例外地准时上课……
市对外服务公司的教员中，有不少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对他（她）们来说，“忍痛割爱”几乎已成了家常便饭。不少外商白天工作，学习的时间均安排在晚上。晚上，宁静街头的并肩徐行，花前月下的窃窃私语，等等，这一切年轻人生活中最可宝贵的精彩内容，须得自觉地服从自己的崇高职业。一些姑娘、小伙子为此几次“损失”掉了自己已全心倾爱的人，又一次次苦于抽不出身而婉言谢绝了热心人的牵线搭桥。当然，8点30分教完课以后，时尚早，夜更静，或许正是恋爱约会的大好时光，但谁又能保证一定可以准时下课呢？小z有一次与男友约好8点45分在电影院门口见面。谁知8点30分下课以后，她竟被一帮“娃娃学生”缠住了。学生流水般的好奇提问，使得她始终下不了“抽刀断水”的决心。9点15分，终于，当她心急火燎地赶到电影院门口，焦灼的目光已寻觅不到“他”的身影……于是，翌日打电话道歉，说明缘由；于是取得谅解、和解；于是，索性谈妥为防止误会，今后一律取消“课后约会”……
为准时上课必须付出代价，要上好每一堂课同样必须付出代价。
没有现成的教材课本，没有可以借鉴的教学经验。教员们自己动手编制教材，再因材施教，在实践中摸索。多次受到外宾称赞的小陈老师为了正确翻译烹饪班的专用名词，每次上课前总是先向厨师个别听取上课内容，做出书面准备，并翻译成外文发给每位外宾，从而大大加快了学员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进度。
同中国电大、业大中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相比，这些外来学生中的年龄、知识差异，更有天壤之别。他们中最小的是刚脱胎气的6 到7 岁“娃娃学生”，最大的是65 岁的“爷爷学生”。因材施教的同时，还得因人施教。这因人施教的学问可大着呢！教学的内容、方式，甚至讲课语调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对娃娃学生可以来几下诱导式的逗乐声，移用到那些“成年学生”或“爷爷学生”身上，却易有不尊重之嫌啦！不少教员一年中常常要教上几批年龄层次不同的学生，于是教学内容方式也必须灵活地“转换效应”。有的老师甚至同时身兼几课，身临几“境”。专教日本生活用语的黄老师曾教过一位57 岁的外商。这位曾有过多年外交官经历的K先生在外交场合神态自若，谈锋甚健，可是在一对一地学习中文时却常常因为不懂，学不会而紧张得发窘，自尊心受挫使他几乎有问难提，答非所问。比他小三分之一世纪年龄的黄老师觉出了奥妙，便尽量轻松地一个单句、一个句型地教他并时常主动提问，再主动作答。这样，过了一段时间，K先生终于适应了这种轻松型的教学方式，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学业上很快大有长进。
学生眼里的老师似乎是无所不晓、无所不懂的。为了适应学生对老师的这种特殊“需求”，中国教员得钻研一些专业以外的学问，以便随时能够恰如其分地应答学生们的各种提问，诸如什么叫“精神文明”“党政分开”“中国农村的井，是什么东西”等。学生们一次次突发奇想的提问，得到的是一次次从容自如的回答。他们在露出满意微笑之余，是否会想到为了“对付”随时而来的问题“袭击”，他们的教员是如何放弃业余时间，博览群书，在灯下认真地做笔记，甚或一边抱着将要入眠的婴儿，一边在辛勤地笔耕呢？
友 谊 之 果
现任对外教育部经理的高老师从1984年起就到市对外服务公司对外教育部担任中文教员，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他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的来信。他笑盈盈地看着信，更加深了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热爱。
高老师：
您好！……六月二十七号（我们）到新加坡来了。新加坡人人会英文和普通话（他们叫华语），我买东西或者坐汽车的时候，我说中文。他们对我说，说中文的日本人很少。他们听我说中文很高兴，我也高兴。我希望不忘中文。我尽量用中文。
我常常想起你。有时候我大声唱歌：“大海……”
我喜欢上海，我希望再到上海。
再见！
中村雅子 8.1
老师给予学生的是学业上的收获，同样自己也从中得到许多收获，包括理解、信任和友谊。
W先生想学会中文，是出于对商业谈判的需要，通过翻译转达意思，毕竟提升了一个层次，有时甚至因为译义不准而闹出小误会。于是他忙里偷闲，坚持每周两次向高老师学标准发音，学中文单词。学出味儿了，他还去买了本巴金的《家》，慢慢地咀嚼、品味；能听懂普通话了，他又要求学说苏北话、上海话。两年多时间的坚持不懈，使他的一口中国话很快地道了。现在，在商务谈判中，他居然能够抛开翻译，直接与对方对话……这时候，W先生说，他会想起高礼彬老师，会从心底滋生出感谢之意，甚至会安排出一个下午，来看望老师—给他学业帮助的人。
12岁的日本姑娘商田真由美小姐跟着中国老师学弹钢琴。半年以后，上海电台的“一衣带水”节目里，播出了她弹奏的钢琴曲，她乐坏了，蹦跳起来。高兴之余，她也没忘记老师的培养，特地找到老师表示谢意。
中国的文字，原是中国绘画的变种。通过对物象的外形描摹，产生了象形文字。随着文字的演绎和发展，又逐渐有了比形象原意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而绘画，却始终是线条和色彩的艺术。同民族传统习俗性很强的文字相比，绘画更富有视觉感，而较少有区域性的局限，因而绘画有时会成为向文字进阶的一块跳板。谁能想到，这一纯属理论研究的问题，竟会在联邦德国人莫尼卡身上得到印证。
莫尼卡想学中文，可是方块形的汉字在她眼里不像是文字，倒更像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图画”。她“画”不会，也讲不来，焦急之余，想打退堂鼓了。这时，老师劝她不妨先学学中国画。中国画讲究艺术意境，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栩栩如生的物景，表现出丰富的内容。
莫尼卡感到很了不起，学习上劲儿了，没多久就能“像模像样”地画上了。再进一步考虑“形神兼备”的构图方式，待达到一定的境地，在老师的诱导下，忽然品出一些中国汉字的构造方式，其两者间绘色构思不是很有些相似之处吗？于是，她再次鼓足勇气叩响神秘复杂的汉字之门，果然很快掌握了不少的中文技巧。去年12 月，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联合举办“新年文艺表演赛”，参赛中外人士有400 多人。莫尼卡以熟练的中文会话水平获得了比赛二等奖。她的儿子为母亲的进步感到高兴。而莫尼卡呢，却感谢中国老师“先画后文”的循循善诱。中国老师对教学方式的探索，在她身上发现了价值，而她却从中发现了中国老师的一片热情和真诚！
送走了一批批学生，又迎来了一批批新生，工作又出现新的起点。
送走的却并未走远，一颗颗心与心的理解，装在信笺里，由遥远的海外飞到中国老师的桌上。
“中国的文字，没有走进去，仿佛是一座迷宫。走进去了，才会发现是一座五彩缤纷、充满各种丰富含义的殿堂。”
“我为学会中文而感到骄傲，它使我更理解中国，更热爱中国。”
“中国的绘画艺术是人类的瑰宝，不会忘记在上海的日日夜夜，我会永远在心里记着你们，记着中国的上海……”
这是友谊，是理解。
这既是对老师个人的理解和友谊，也是对上海、对中国的理解和友谊。
谁能否认对外教育是扩大对外交流的一部分呢？也许这种不出国境的对外交流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现在！
为了改革开放，为了理解友谊，这，也许可以说明上海有关部门为改善投资环境，为来自异国的投资“新市民”适应环境而做出的努力，所具有的一片真诚和热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缩影……
（本文和尹明华 联合署名）
1988年7月刊于《角逐世界商战》
（以此文怀念老友尹明华。他曾是电台记者、台长；市委宣传部秘书长；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还担任过中国记者协会副主席；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2021年3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