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疾病医疗社会史在目前还是一个大多数史家较少关注的学术领域，而且目前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综合性研究，大多数论著在资料的利用上也往往以一两类资料为主[135]，特别是这类资料还非常零散，因此，我想在此有必要对该类资料的载体、资料的特点和利用状况做一说明。
根据笔者的搜罗，这方面的资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官书
主要包括正史、实录、政书等。总体上，由于国家在对付疫病方面举措甚少，所以这类资料中相关的内容也较少，但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探讨国家态度时。
（二）方志
包括各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特别是县志与乡镇志，是这类研究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其中疫病和疾疫救疗的资料主要见于“祥异”、“善举”、“人物·孝义和方技”以及“杂志”等门类中，而有关时人对疫病的认识及民间的信仰和习俗则主要包含于“风俗”、“祠寺”、“庙坛”、“艺文”和“杂志”等内容中。这是本书最主要的资料来源，笔者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36]所收录的清代和民国初年编纂的江南十府一州的各类方志基本上都一一做了翻检。此外，现代编成的一些地方的“卫生志”中，也有不少有关的资讯，特别是关于清末西医的情况和当时卫生状况的记载较有价值。
（三）诗文集、笔记和小说
丰富的清人诗文集是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虽然早就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馆藏分散、人们对其总体上的收藏和分布情况不了解，而且因诗文集本身内容庞杂，所以目前对其发掘利用还远远不够。疫病史资料在文集中并不多见，所以笔者在翻检时，常常有“大海捞针”之叹，不过其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关于疫病与救疗情况的重要资料也往往给人一种“行有所值”之感，而且在翻检中，似乎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集中翻阅，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时人对包括疾病、医疗在内的众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有益而且必要的。南开大学图书馆以收藏清人诗文集为特色之一，达2000余种，其中大约有一半为本书所称的江南地区的文人所作。另外，新近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也收集了较多的乾隆中期以前人所作的诗文集。这些无疑大大便利了笔者对诗文集的利用。在阅读中，笔者主要关注清代江南人的文集，对一些影响较大、曾在江南为官或居住之人的文集也适当予以注意，对诗集的翻检则较为随意。笔记小说特别是笔记中包含的相关资料似乎要多于诗文集，实际上，目前出版界对笔记小说出版的重视也远远超过诗文集。首先，有综合性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其次，有不少出版社都出版相关的丛书，比如“清代笔记史料”丛书（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山西古籍出版社）、“浙藏善本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苏地方文献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此外，点校出版的清人小说也不在少数。由于笔记本身形式和内容都非常随意，故相关资料的内容也十分庞杂，分布也颇为零散。小说虽多虚构，但其反映出的背景往往是真实的，对认识当时一般民众对医疗、疾病的态度帮助较大。
（四）医书
在目前的研究中，对医书的利用主要以医史研究者为主，多数史学研究者偶有利用，也大多从医史著作中转引。事实上，医书特别是其中的序文以及医话、医论中包含的大量社会史内容往往为医史研究者所忽视，而且阅读医书对全面了解时人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也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中医的重视，目前已点校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医籍，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利用。比较大型的如“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秘本医学丛书”（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三三医学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历代中医名著文库”（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珍本丛书”（华夏出版社，1997），“中国医学名著”丛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明清名医全书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明清中医名著丛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明清中医临症小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珍本医籍丛刊”（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实用中医古籍丛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吴中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徽州医籍丛刊”（黄山书社），“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等。另外单本出版者也数量颇巨。而有关各地收藏古籍的情况，则编辑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这些都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检索。
（五）海关医报（The Medical Reports of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
中国海关自19世纪中叶以后，每十年将搜集到的中国各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一汇总，称为“海关十年报告”，其中有关疾病医疗的情况被汇集成“海关医报”，约发行80多册，它对研究晚清的疫病十分重要。不过这类资料不易见到，目前有两本资料集对有关内容有所摘录。[137]
（六）资料汇编
各个时期编成的资料集种类甚多，不胜枚举，这里仅列数种特别重要者。在清代，余治所辑之《得一录》实为各类慈善事业的文件汇编，虽然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受到关注，1984年，冯佐哲曾于引介夫马进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研究的文章中对其做过简单介绍[138]，但在我国，似乎至今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施药施诊、对疾疫的救疗和预防并不是当时慈善活动的主要内容，但相对于其他文献，它仍然算是相关信息较为集中的史料。20世纪80年代后，陶御风、朱邦贤、洪丕谟编纂的《历代笔记医事别录》（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将作者搜罗到的三百余种自唐至民国初的笔记（包括少量文集）中的医疗、疾病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编排，资料价值不言而喻。王新华、潘秋翔编纂的《中医历代医话精华》（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从四百多种医籍（不限于医话类著作，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医籍）中，选录了医话两千五百多则，并做了分类编排。《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专门有“疾病类”，此外“风俗”和“迷信”等类中也有相关资料。《清诗铎》（中华书局，1960）按类编排的方式为我们利用清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岁时、善政、田家、灾荒、义行、风俗、丧葬、掩埋、疾病、医术和鬼神等类别中有着较为丰富的疾疫史及相关资料。另外，几本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集对了解同治初年的瘟疫多有帮助[139]，有关苏州的碑刻资料集和商会档案汇编则保留了一些有关环境卫生以及疾疫救疗的资料。[140]
族谱无疑是另一类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有关疫病社会史的内容也多有存在，不过由于其不够集中，更主要的是因为时间有限，这次未能多加利用。
[1] 应该指出，这种重视主要是因为它与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挂钩，从社会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探索战争影响的研究目前依然比较缺乏。
[2] 美联社电讯：《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六大传染病威胁全人类》，载《参考消息》，1999-06-19。
[3] 对近世一词，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早年由日本学者提出，主要是指宋、元、明、清这一历史时期。近年，在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道路时，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者也使用这一概念，一般指明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大体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谓的“Late Imperial China”。
[4] 该地区（涵盖地区见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96人，不仅远远高于全国86人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几乎是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平均人口密度（178人）的三倍。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5] 参见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205～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6] 《新华辞典》，9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7]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50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8] 在现在专业学术著作中，一般把据西方医学体系发展出来的医学称为现代医学，由中国原有医学发展起来的医学叫做中国传统医学或祖国医学。本书这里只是借用这种通行术语，并不表明笔者赞成这种术语背后所蕴藏的意味。
[9] 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0] 余：《急性传染病》，5页，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
[11] 参见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6页。
[12] 参见黄树则、林士笑主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224～2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3] 参见蒲辅周：《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3～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李家庚、余新华主编：《中医传染病学》，3页，北京，中国医药科学出版社，1997。
[14] 此类名称在古代文献中时能见到，这里仅随举一例，下同。比如朱震亨：《丹溪心法》，见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99《瘟疫门》，第7册，1681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
[15] 如刘奎：《松峰说疫·自序》，1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16] 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8《杂记·祥异》，1700页。（有关地方志的作者、版本，均请参见本书的参考文献）
[17] 如周扬骏：《温热暑疫全书》，48页，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
[18] 如余伯陶：《疫证集说》，见王新华、潘秋翔编：《中医历代医话精选》，63～64页，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9] 如陈耕道著有《疫痧草》一书，见《吴中医集》编写组编：《吴中医集·温病类》，417～441页，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20] 在正史（比如《清史稿》，卷40《灾异一》，北京，中华书局，1978）和地方志的《祥异志》或《灾祥志》等文献中，基本都以“疫”或“大疫”这样的名称来记录瘟疫。
[21] 温疫、温病、瘟疫三个概念在有些医家的著述中往往相互混淆，这里指其通常的含义。温和瘟在清代甚至现代的温病学著作中，基本不加区别，认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比如章楠认为：古无“瘟”字，“温”、“瘟”义同。（《医门棒喝初集·医论》，卷2，70页，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有关瘟疫与温病二者间区别的讨论参见下文。
[22] 伤寒在传统医学中，是某一类疾病的名称，与现代医学中的伤寒、副伤寒不同。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伤寒包括一切外感寒热病，而狭义的伤寒仅指伤于寒邪而即发的外感疾病。广义的伤寒包括温病，而狭义的伤寒与温病相并列。有关伤寒概念的解释，可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384～385页。
[23] 如林之翰说：“如感风、寒、暑、湿四序之常气为病，则不传染。即如伏气发为温热，与夫即感春时风气，发为温病，皆不能传染……今人以不传染之温热不便名温，以病家恶闻其名，但名之曰感症，即温热也。故不另立名色以滋惑耳。”（林之翰：《温疫萃言》，卷3，63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24] 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见《说文解字病疏》（中），148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
[25]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卷下《正名》，255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这一论述亦可见于刘奎、杨璇等人的著述中。
[26] 传染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流行性，不过流行病未必是传染病，比如现代的心血管疾病。
[27] 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3分，1995-09。
[28] 参见顾婉生主编：《预防医学概论》，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29] 参见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8～36、149～187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30] 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9页，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31] 比如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开宗明义：“温病是由外感温热病邪引起、以热象偏重为主要特征并具有季节性和不同程度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范行准更是明确地指出：“传染病学总论——温病学。”（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页）
[32] 关于中国医学史上伤寒与温病两种学说此消彼长的过程，可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241页；郭谦亨：《温病学发展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5（2）。
[33] 转引自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2册，667～6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
[34] 刘奎：《松峰说疫》，卷2，46～47页。
[35] 在现代的温病学教科书中，一般都列专目区分“温病与温疫”，比如孟澍江主编的《温病学》指出：“温病是温热性质的外感病，温疫则是指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和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孟澍江主编：《温病学》，8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36]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温疫论〉评注》，255页，并请参阅257页之评注。
[37] 杨璇：《伤寒瘟疫条辨》，卷1，39～40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38] 现代医史学界一般认为发源于印度的真性霍乱自嘉庆末以后才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所谓的霍乱实际上多为急性肠胃炎或爆发性食物中毒。尽管目前对这一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传统的霍乱主要不是指真性霍乱。对霍乱的详细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及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39] 参见陈梦雷等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299《瘟疫门》，第7册，1676～1709页；卷257～258《霍乱门》，第6册，814～853页；卷459～497《痘疹门》，第11册，1227～2120页。
[40] 参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6、7册，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
[41] 有关古代江南概念的含义及其变化，请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见《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2] 参见《清史稿》，卷58《地理五》，1983页。
[43]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0页。
[44]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1页。
[45] 比如朱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等。
[46] 参见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06。
[47] 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1），105页。
[48]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
[49] 本书在译成中文时，更名为《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50]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就管见所及主要有：Mary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美］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美］罗威廉：《驳“静止论”》，见张芝联、成崇德主编：《中英通史二百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文书评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1999（1）；［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特别是最近，贡德·弗兰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与批判，他提出：如果人们能够真正从封闭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世界，那么他们会发现，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即从欧洲内部发育出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张，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吸收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51]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最集中地体现在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中。
[52] 参见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4），43～53页。
[53] 参见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2）；《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54]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国农史》，1998（3），42～43页。
[55] 比如，李伯重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罗一星对佛山近世社会变迁的勾勒，《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陈春生对广东米价的分析，《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许檀对山东商品经济的探讨，《明清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刘志伟对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的研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王振忠对淮扬社会变迁的探索，《徽州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高王凌对中国18世纪经济发展的研究和明清经济增长的综论，《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明清时期的经济增长》，载《清史研究》，1999（4）；高翔对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见《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等等。
[56] 如许檀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完全是借助传统的市场网络发展起来的，尽管工业化源自西方的影响。参见《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2）。
[57] 沟口雄三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做出的探索是笔者所见到的非常有限的例外，他通过对中国“公”、“私”等概念的梳理，提出：“虽然我们不能从中国近代思维中分析出‘个我的自立’这种思想，但是，相反地，应该能够展望到他们把独特的共和革命与人民革命视为近代的将来。无疑，中国近代思想只能从共同体的，如万物一体之仁——大同思想中分析出。因此，天、理、自然、公是这种共同体思想的表象，在思想史上，我们应该通过这些概念去探索亚洲的一种近代的历史性或主体性的质。”［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38～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8] 参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6、372～3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59] 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
[60] 有关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含义和在西方的演变情况，可参见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5）；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1～15页；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2）；汪晖：《公共领域》，载《读书》，1995（6）。
[61] 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247～25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62] 参见［美］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思考》，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378～400页。
[63] 黄宗智虽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新名词（《中国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国家和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见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420～443页），但他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特点并无讨论，而且他所提出的第三领域含义颇为模糊和多变，一方面，与罗威廉等人所谓的“公共领域”究竟有怎样的区别还让人疑惑；另一方面，它能不能作为一个与国家和社会相对应的、单独的领域独立存在也大有问题。相关的评论请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1～29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
[64] 这只是就一种潮流而言，事实上，梁其姿等人零星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
[65] 有关台湾这一研究兴起的缘起与状况，请参见杜正胜的三篇论文：《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1期，1995-03；《“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缘起与立意》，见《古典与现实之间》，265～27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6；《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台北），第8卷，第4期，1997-12。亦可参见李建民：《一个新领域的摸索——记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缘起》，载《古今论衡》（台北），创刊号，1999。
[66] 网址为：http：//saturn ihp.sinica.edu.tw/～medicine/，承台湾蒋竹山先生见告，谨致谢忱。
[67] 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并介绍“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的成果》，载《新史学》（台北），第6卷，第1期，142页。
[68] 陈元朋：《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5期，46页。
[69] 有关中国台湾地区这方面研究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70] 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于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见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71] 有关现代中国医学史的状况，可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1（2）；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载《中华医史杂志》，1992（3）；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载《中华医史杂志》，1994（3）；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3）；靳士英：《疾病史研究六十年》，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3）。
[72]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德国的文树德（Paul U.Unschuld），日本的真柳诚，中国台湾的刘伯骥、陈胜昆等人。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陈元朋：《民国以来宋代医学史研究概况简介——以台湾与大陆地区的研究成果为例》，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5期。
[73] 指立足医学本身发展，以叙述医学“发现”与“成就”为重点的医史。基本相当于本书所谓的医史学界的研究。
[74]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26～29页。
[75] 比如甄志亚指出，这一时期是医史研究中以揭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规律为研究目的的“规律说”逐渐流行并日益受到重视的时期。参见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1（2）。
[76] 《中华医史杂志》，其前身为《医史杂志》，1947年3月在上海创刊。后因经费短缺于1949年停刊。1951年，《医史杂志》由华东医务生活社协助，得以复刊。1953年改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并由上海迁到北京编辑出版。1956年以后，中华医学会以稿源不足为由将《中华医史杂志》停刊。1957年，增加保健组织内容、改名为《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编辑出版，仍为季刊。1959年，《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并，改名为《人民保健》，每期仅登载医史文章一两篇。1961年《人民保健》停刊。1980年10月，《中华医史杂志》重新复刊。参见陆肇基：《从〈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
[77] 参见陆肇基：《从〈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1）。
[78] 参见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载《中华医史杂志》，1994（3）。
[79] 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痨病、梅毒、麻风、疟疾、黑热病、血吸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361～385页。
[80] 以上有关日本的信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胡宝华博士提供，谨致谢忱！
[81] 参见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载《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李祥麟：《鼠疫之历史》，载《中西医学报》，1910（8）；李健颐：《鼠疫之研究》，载《医药卫生月刊》，1932（5）。
[82] 参见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载《同仁医学》，第8卷，第4期，1935；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载《新医与社会汇刊》，1918（1）；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载《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第6期，1943；余云岫：《霍乱的流行史》，载《健康医报》，1946（4）；郑伟如：《霍乱史话》，载《申报》，1946-07-26。
[83] 参见陈垣：《肺痨病传染之古说》，载《医学卫生报》，1909-04-08；余云岫：《中华结核病变迁史》，载《中华医学杂志》，1924（2）；余云岫：《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载《华国》，1924（11）；卢永春：《痨病的历史》，载《医学周刊集》，1931-01；严祖庇：《克明医刊》，1934（3～3）；李涛：《中国结核病史》，载《中华医学杂志》，1939（12）；朱烨：《中国古籍中对肺结核之记载》，载《中华医学杂志》，1945（5～6）。
[84] 参见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载《新医药》，1934；《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载《中华医学杂志》，1941（5）；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载《新医药》，1934（2）；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载《国医导报》，1941（2）；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载《中医医学报》，1930（7）。
[85] ［日］井村孝全：《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载《新医药》，1937（4）；《中国疫疠考》，载《现代医学》，1943（12）。
[86] 有关民国以来历届政府对中医的歧视与压制，可参见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487～490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87]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28页。
[88] 他指出，天花传入中国不在东汉，而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如传说中的11世纪。
[89] 均刊载于《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2）。
[90] 干祖望：《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国的发展史》，载《新中医药》，1954（11）。
[91] 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载《中华医史杂志》，1953（4）。
[92] 庞京周：《中国疟疾概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1）。
[93] 刘牧之：《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1）；萧运春：《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载《中医杂志》，1956（4）。
[94] 姜春华：《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载《新中医药》，1955（1）；朱颜：《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载《中医杂志》，1955（8）。
[95] 参见蒲辅周：《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1～20页。
[96] 载《微生物学报》1978（1）。
[97] 参见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5卷，第6期，26、29页。对此，笔者深有同感，相当多的论文引文不注出处，仅于文后列一两种参考文献，对资料的处理也比较随便。不仅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较少，就是对医籍资料的搜集和理解也基本不出陈邦贤、伍连德、范行准等前辈学者的范围。此外，近年来的新版医籍点校方面的错讹也明显多于以往。
[98] 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几乎完全是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第106～116、30～40页的翻版或缩写。
[99] 参见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1）。
[1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医史学界也逐步开始表现出对隐藏在疾病医疗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实际上，这方面的旨趣，范行准早在其1953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所体现，只是很少被注意。近来的研究，在社会史方面，除张文外，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也对社会因素有相当的关注。而对文化史，可能由于中国医学本来就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受到的重视也远甚于社会史，这从近十几年来出版的较多医学文化史著作中不难看出。比如，李经纬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马伯英、高唏、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以及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此外，廖育群所著的《岐黄医道》（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也对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相当重视。这一倾向可能是医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发展的结果，他们认识到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乃服务现实和学术发展的需要。比如吴云波指出：要实现为当前现实服务的目的与任务，“就是要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一种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见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载《中华医史杂志》，1992（3），162页。这多少显示出了医史学界同史学界在研究旨趣上逐渐接近的趋向。
[101] 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7（1）；郭镜智：《福建民俗与台湾的卫生事业》，载《中华医史杂志》，1993（1）。
[102] 论文因数量相对较多，这里仅录与本书密切相关或窃以为值得注意的论文。
[103] 载《中华医史杂志》，1984（1）。
[104] 载《辽宁中医杂志》，1997（10）。
[105] 载《中华医史杂志》，1998（3）。
[106] 载《中华医史杂志》，1990（2）。
[107] 载《中华医史杂志》，1997（4）。
[108] 参见李永宸、赖文：《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1820—1911）》，载《中国中医基础研究》，2000（3）。
[109] 参见何斌：《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
[110] 参见朱文锋、吴承玉：《论“痹”的概念及痹病的分类》，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5）。
[111] 参见赖文、李禾、李永宸、杨页君：《广东湛江地区古代疫情资料的分析研究》，载《中国中医基础研究》，1998（5）。
[112] 参见周秀达、黄永源：《我国古代职业病史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88（1）。
[113] 陈建仁：《古往今来话传染病史》，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导读”，2页，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114] 比如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中用了差不多20页的篇幅探讨了疫病以及疫病的影响。
[115] Hel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1.3.3（1975），pp.1～59。
[116] 参见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载《历史研究》，1956（3）；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7] 所谓综合性研究是指不是针对某一种疫病，而是对明清整个或其中的某一段时期中的疫病所做的总体性研究。
[118] 参见谢**：《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载《历史教学问题》，1996（2）。该文是国内史学界在疫病史方面最早出现的成果之一，所以粗疏之处在在多有，特别是对疫病的认识颇多误会，比如，认为史书上记载的各种“痧症”就是真霍乱、疟疾为瘟疫家族传染性强的疾病等，对伤寒与斑疹伤寒完全是两种疾病亦缺乏认识。
[119] 参见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5）。该文在疫病概念的运用上，似乎也存有模糊混淆之处，比如，将疟痢从瘟疫中分离出来，根据当时人的认识，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其所谓的伤寒，因语焉不详，我们很难判定其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不管怎样，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若指西医之伤寒，则无疑应包括在瘟疫之中；若指中医广义之伤寒，那么，它应该包括瘟疫；若指中医狭义之伤寒，它也为一类疾病之名称，与疟、痢并列，首先逻辑上欠妥，更重要的是狭义伤寒中的疾病有些虽仍有一定的传染性，但作为传染病，其地位已不重要，所以自温病学兴起后，人们往往就以温病指代传染病。（参见上文概念界说中的讨论）另外，鼠疫之名出现于晚清，当时，可能包括在瓜瓤瘟、疙瘩瘟等名称中，实际上，该文已指出，吴有性《温疫论》中的疙瘩瘟为鼠疫，而在吴著中，疙瘩瘟明显属于瘟疫。
[120] Card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21] 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odern China，Vol.14.2 （1988），pp.107～155；“Policing the Sick：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4.2（1993），pp.60～77.
[122]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鼠疫》，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673～74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
[123]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载《历史研究》，1997（1）；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载《清史研究》，2001（2）。
[124] 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以下简称《国史释论》），239～253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
[125] In S Plotkin，B Fantinin eds：Vaccinia，vaccination and vaccinology：Jenner，Pasteur and their successors，pp.65～71.Paris，Elsevier，1996。 该文由梁先生本人赠阅，谨致谢忱。
[126] 参见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154～1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7] 此外，有关天花的论文还有张嘉风：《清初的避痘与查痘制度》，载《汉学研究》（台北），第14卷，第1期，135～156页，1996；《清康熙皇帝采用人痘法的时间与原因试探》，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1）；“Strategies of Dealing with Smallpox in the early Qing Imperial Family，”in Hashimoto Keizo，Catherine Jami，Lowell Skar ed.：East Asia Science：Tradition and Beyond，Osaka，Kansai University Press，1995；“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Diplomacy，and the Military：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57，No. 2，2002-04；熊秉真：《且趋且避——传统中国因应痘疹间的暧昧与神奇》，载《汉学研究》（台北），第16卷，第2期，285～315页，1998；谢景芳：《天花与清初史实评议》，载《民族研究》，1994（6）。
[128] 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747～795页；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见《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1（2）。
[129] 参见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70本，第2分，399～438页，1999-06。
[130] 参见蒋竹山：《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载《大陆杂志》（台北），第90卷，第4期，1995。
[131]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2）。
[132] 这方面梁发表了两篇内容相关的论文：“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Late Imperial China，Vol.8.1 （1987），pp. 134～166；《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3] Christopher Cullen：“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History of Science，xxxi （1993），pp.99～150；Wilt Idema：“Diseases and Doctors，Drugs and Cures：A Very Pre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 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RelatedPlays”，Chinese Science，1977 （2），pp.37～63.
[134] Marta Hanson：“Robust Northerners and Delicate Southerners：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Positions，Vol.6.3，1998。该信息由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博士提供，谨致谢忱。
[135] 在已有的研究中，在对资料全面而丰富的利用上，就管见所及，仍以范行准之《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为最。
[136]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7] 参见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138] 参见冯佐哲：《日本夫马进关于明清慈善组织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5）。
[13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0]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1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