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选题缘起的叙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开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64]台湾的这一研究是在杜正胜等人倡导的“新社会史”思潮影响以及杜正胜本人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出现并日渐兴起的。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几位青年学者组成了“疾病、医疗和文化”研讨小组，定期聚会。5年后，史语所主持召开了“疾病、医疗和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65]。之后，又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定期研讨的网页。[66]他们学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历史与社会，“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使历史研究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问题”[67]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视角上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由此产生的感受，诚如陈元朋所言：
我们当然要承认这个发展的事实（指祖国大陆医学史研究中专业的医学训练背景和医学理论性质较高的论题选择——引者），因为它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绝对的帮助，但史学界也不必惧怕背负“越俎代庖”的讥评，而应善用自己的技艺，开创这一领域的新课题。个人认为，纯粹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课题，诚然是缺乏中医专业素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较难插足的研究范畴，但将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则是一条值得史家尝试的研究取径。[68]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无限度的，他们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数人外，其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远远超过疾病史，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与本书的直接相关度并不高。[69]除此之外，国内医史学界以及户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同样为本研究的展开做了重要的铺垫。
现代中国疾病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并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70]此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71]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而且研究人员也大多集中在祖国大陆。[72]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学术关怀和研究路径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围绕着本研究，立足于明清疾病史，结合医疗史，分别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一）医史学界的研究
对中国现代医学史的研究，郑金生以1949年为界，将其分成“奠基”与“发展”两个时期，在后一个时期中，又以医史杂志的停办兴衰为标志，并不明确地分成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停滞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内史[73]深化期”。[74]相对于其他诸种说法，这一论述显得较为允当，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并非完全无足轻重。[75]不过，无论是哪个时期，疾病史总体上作为医学史附庸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76]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病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呈渐趋下降之势。[7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78]
较早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学者，像陈邦贤、伍连德、余严、谢观和范行准等人，均有着深厚的中国或西洋医学修养，而且除伍连德外，都自小接受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功底也相当深厚，所以他们的研究虽处于开创阶段，实际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准。在陈的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疾病史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从第一篇到第三篇，他在论述完上古、中古和近世三个时期的医学发展状况后，均另立一章专门探讨各个时期的疾病名称，初步梳理了古今病名间的对应关系。而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的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梳理。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79]，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重要传染病。当然，在发轫之期，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多有误会。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所征用，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至今也仍具有参考价值。稍后，日本中国医学史开创者富士川游也十分重视医史研究中疾病史的探讨。他在1934年出版的《支那思想·科学（医学）》（岩波书店）和1940年出版的《日本医学史》（掌华房）中认为，医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第一，医学知识的历史；第二，医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三，疾病的历史，特别是国民中常见病的历史。[80]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病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结核病、猩红热以及脚气病等，尤其受到重视。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81]，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82]，陈垣和余云岫等人关于结核病的探究[83]，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84]，井村孝全对瘟疫资料的钩沉与考略[85]。
1949年以后，中医不仅结束民国以来长期受压制的处境[86]，而且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医疗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相当的进展。[87]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和余云岫（即余岩）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人民卫生出版社）。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底，使笔者深感，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突出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在书中，范氏对巫术和神道设教下的一些风俗习惯的预防疾病的意义进行了挖掘，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民国以前国人的环境卫生观念和举措进行了至今仍不显落后的梳理；同时详尽地考证了天花传入中国和人痘发明的时间[88]，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而余著通过对古代众多文献的爬梳，运用现代医学知识，对《说文解字》、《释名》等文献中的疾病名称进行了疏解，亦显示出相当不凡的功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篇关于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89]，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已，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百余年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望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做了探讨[90]，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做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91]，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92]，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做了探讨[93]，姜春华等人探讨了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9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仍有些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做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在预防方面也有不少贡献。[95]刘锡琎的《中国古代的免疫思想和人痘苗的发展》一文[96]，介绍了晋《肘后方》等医籍中对狂犬（即狾犬）病和丛林斑疹伤寒（即谢工蛊毒）的治疗，认为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通过“以毒攻毒”获得免疫的科学思想。继此之后，我国免疫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表现就是人痘苗的发展。不过该文有关人痘的论述几乎全采自范行准之《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殊少发明，唯一的差异在于他没有理会范氏对人痘发明时间的考证，仍然相信清人文献中记载的中国11世纪就出现种痘术的说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1980年10月，《中华医史杂志》复刊，专业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不过，“由于新人多为医生出身，因而文史功底不足，对社会史、文化史知之不多”，所以也出现了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97]当然，由于研究者增多，而且有些老前辈仍在坚持研究，值得参考的成果也不在少数。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部疾病史专著：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和陈胜昆的《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范著以疾病为纲，分解剖生理、内科病、神经精神病、内分泌病、营养障碍与新陈代谢病、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病、创伤病、皮肤病、妇儿病、胎生、五官病13编，分别阐述了我国古代对各种疾病的认识，包括病名、病因、症候和治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和发展变化。不过传染病在该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大，而且较多关注古代疾病病名的含义，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殊少清理。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的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集中在近代。全书21章，其中有9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两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是先简单地叙述某种疾病的起源，然后就突然跳跃到近代，给人以一种非常突兀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章又有辗转抄袭之嫌。[98]除了疾病史的专著外，有些医学史著作中也有些重要的疾病史内容。比如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中对鼠疫、霍乱、猩红热、白喉、梅毒等传染病以及工农业职业病做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中国宋元以来就已有鼠疫流行、明万历年间可能就出现过真性霍乱等值得重视的观点。郭霭春编著的《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有较多关于历史上疫病的记载。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不仅概述性地论述了古代疫病流行情况，而且还对历史上人口状况、自然生态与疾病的关系做了探索性的研究，其体现出来的视野与意识已超出一般医史研究者关注的范围。此外，众多中国医学史著作在论及温病学派时，也往往会对明清时期的疫情做简单的概述。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有关疾病史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中华医史杂志》上。除了传统疾病病名沿革、古代疾病的症候以及疾病的诊治和免疫等方面的探讨外，张志斌对古代疫病流行因素的探索颇为引人注目，她根据医书、正史和1949年以前一些医史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情况做了统计，并分析其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间的关系。[99]就医史学界来说，她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洞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天地[100]，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她的统计和分析或许尚不够细密。此外，还有两篇有关传染病的论文也体现了作者较为广阔的视野。[101]传统领域的研究似乎较多集中在喉科疾病、免疫及某些重要传染病等主题上[102]，比如，喉科方面有杨大俊的《古代史料中十种咽喉病候》[103]、王东方和陈国丰的《喉痹病名考证》[104]、余永燕的《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105]，其中余文考察了烂喉痧病名的演绎、烂喉痧病起源的争鸣，虽然认为该病究竟是“舶来品”还是自古就有之病目前还无法确认，但在行文中似乎倾向于“外来传入说”。免疫方面，有杨家茂之《牛痘初传我国史略及其意义》[106]、杨小明之《“胎毒外感说”与中国古代防治天花的成就》[107]等。其中杨文提出“胎毒外感”的病因学说是中国能够在11世纪就发明人痘的关键因素，认为它是近代天花病毒发明之前关于天花致病原因最科学的认识。此外李永宸、赖文探讨了1820—1911年间岭南的霍乱，认为1820年的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此后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流行常发生于旱灾的背景中。[108]何斌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主要是近代疟疾流行的情况，并简要论述了中医对疟疾的认识，认为中医对疟疾的治疗效果是好的，但慢些。[109]朱文锋、吴承玉回顾了中医学对“痹”的认识，认为“痹”为病理概念，可分成30种。[110]赖文等人分析、研究了古代湛江地区的疫情资料。[111]周秀达、黄永源探讨了古代的职业病。[112]
总体而言，医史学界的研究关注点较多地局限在技术与病理层面，除范行准等少数人外，资料利用上也基本限于历代医籍。所以，他们的研究虽然对认识中国传统病名的内涵、症候和演变，疾病的治疗手段和疗效等方面助益良多，但在疫病流行状况、流行的相关因素分析，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及民众心态和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可供借鉴的内容非常有限。
（二）历史学界的研究
若从世界范围看，历史学界总体上对疫病的关注，西方世界明显鞭先一招。1975年，美国的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教授发表了他那本在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该书“从史学和流行病学的观点，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与推理，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13]，能让人深深地感到，对人类的文明与历史，实有必要进行重新的审视。读来颇有种耳目一新之感。而西方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史著作一般都会让疾病史占有一席之地。[114]
中外史学界严格意义上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疾疫史的嚆矢，应属于邓海伦（Helen Dunstan）的《明末时疫初探》[115]，尽管此前曾有罗尔纲的读书札记《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以及陈高傭等人主要根据正史材料在统计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时对疫灾的揭示。[116]自邓海伦之后，西方史学界对疫病史的探讨渐趋增多，但离热门似乎还有距离。中国国内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台湾首先出现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群生命史”研究的趋热，疾疫史的探讨也相应增多。台湾以外的地区这方面的研究亦于20世纪90年代起步，研究者大多为历史地理出身的研究人员，虽然目前仍属冷门，但我有一种乐观的预感，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会成为社会史乃至历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热点。
应该与历史学者关注的并非疾病本身、而是疾病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关，目前史学界对疾病史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传染病上，除综合性的探讨[117]外，又以天花、鼠疫、霍乱三种甲类急性传染病和含有道德意义的麻风病为主。以下就按类别，分别对中外史学界有关明清疾疫史研究之现状做一梳理。
1.综合性研究
1998年张剑光出版的《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全书48万字）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对上起远古下至清末各个时期的疫情概况、救疗举措、疫病后果、某些重要的疫情以及医家与疫病关系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论述。可以想见，在既缺乏足够可供借鉴的细部研究又未能对各类历史文献中的疫病资料做深入发掘的情况下，欲在有限的篇幅和时间内，对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如此众多的问题都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该书的写作手法和形式上看，它乃是介于通俗读物与学术专著之间的作品。不过，作为拓荒性著作，它毕竟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疫情的大致脉络，对引发人们对疫病以及疫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关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其姿的《中国前近代时期的疾病》是《剑桥世界疾病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的一部分，该文从旧有疾病、旧有及新传入疾病、人口与疾病、中国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中国医学五个方面对中国宋、元、明、清的疾病史做了概略性的论述，认为自16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交往体系，猩红热、霍乱、白喉和梅毒等一些新的疾病也开始传入中国。18世纪以来出现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的解释应是当时人口死亡率的降低。究其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的提高；其次，在于种痘术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的存在；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明末时疫初探》中对此持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进而初步探讨了政府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温疫论》中的论述，对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做了探讨。在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为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或“大疫”应该不止一种疫病。该文还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尽管其本身并未能给予很好回答或做出积极的努力。比如瘟疫与农民起义间的关系；要认识当时对致病原因的认识，仅仅探讨医家的看法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医家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为普通人所接受、士人与一般不识字者在认识上又究竟存在多大的差别等因素。此外，谢**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做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118]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同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119]
2.鼠疫、天花和霍乱
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班凯乐（Carol Ben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新著。[120]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121]作者强调从历史、地理和传染病学等角度来观察晚清中国的鼠疫，以其较为广阔的视野和用力较勤的资料搜集（特别是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和医家的报告）使该书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该书除去导论和结论，共分6章，分别对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源起、鼠疫沿着商路在内陆地区的流布、东南沿海地区鼠疫的空间传播方式、19世纪中国各界对鼠疫的反应、1894年广东与香港的鼠疫、清末东北的鼠疫与国家医学的兴起等问题做了探讨。作者相当细致地勾画了云南鼠疫的流行路线和流行原因，对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做了估计，指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回乱”期间，大约有500万人丧生，鼠疫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乱平息以后，鼠疫仍在继续，显然更是造成人口损失的重要因素。而两广与福建，在鼠疫流行期间，有占总人口2％～7％的人死于瘟疫。作者还提出，19世纪末中国有关鼠疫的历史图像不单是生物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充分强调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必要性。此外还有四篇关于鼠疫的论文，费克光（Carney T.Fisher）对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关鼠疫的问题做了探讨[122]，认为自1800年代以来，腺鼠疫一再在中国流行，而此前根据一些典范的历史记载对腺鼠疫的认定只是猜测，现有资料并无证据支持欧洲的黑死病与中国宋元时期的大疫之间有因果关联。通过对1894年香港鼠疫和清末东北鼠疫的探讨，提出，中国政府对以西医作为现代化计划一部分的赞同，为现代卫生学和公共卫生奠定了基础。凭借这些措施，他们认为将可以有效地消灭鼠疫的威胁。曹树基、李玉尚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四篇有关鼠疫的文章。[123]曹树基在第一篇论文中认为明末流行的瘟疫为鼠疫，华北的两次鼠疫流行造成了1000万人口死于非命，并探讨了明末华北社会经历的大动**、大变革与鼠疫流行的关系，认为明王朝是在天灾、民变和鼠疫的共同作用下灭亡的。在后面的三篇论文中，其从鼠疫的近代疫源地的变动规律出发，在研究疫病对人口损失的影响的基础上，对近代人类群体活动的加强与疫源地变动频繁的关系做出了研究，从而揭示了疫源地、人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较为详细的资料全面研究了云南19世纪的鼠疫流行状况，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角度探讨了传染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着重探究了咸同年间的鼠疫对云南人口的影响，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关于天花，目前已有不少论文发表，比如，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124]以及在该文基础上撰成的《中国晚期帝国的人痘与牛痘，约1570—1911》[125]，杜家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126]梁文在范行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做了论述，他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发展，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元年（1821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127]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论文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李玉尚以及笔者的研究。[128]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的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1821年）由江苏流传到北京。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已有之的探讨，可能与作者审慎态度有关，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下自己的断言，但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直到1960年代厄尔托登场以前；印度的霍乱弧菌也许可能是较新而较毒的类型”。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1821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认为：“在野心勃勃的公共卫生措施配合下，免疫的预防注射被广泛地传播后，可能会影响霍乱的恶性效果及其顽强存在的各种人为与环境因素。”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年至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是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3.麻风病及其他
麻风病可能因为具有道德象征意义而较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梁其姿最近的研究，没有拘泥于古代文献中的大风、疠/癞病到麻风是否确指现代医学所定义的真麻风这类很难取得共识的争论，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匠心独具地梳理了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指出，从“大风”发展到“麻风”的这一连串疾病类别，虽然在不同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其密切的关系，其一贯性，是明显地有历史轨迹可循的。“大风—麻风”病的概念变化部分是来自经典医学思想的影响，也明显地受到各时代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道教思想、医者与患者的社会背景、地域因素、新疾病等的影响。疾病概念的形成，显然不单是医学知识的问题，更牵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129]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梢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130]
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131]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做了探讨。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2]，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133]，韩嵩（Marta Hanson）对南方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134]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历史学界对疾疫社会史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显著地反映在仅有较少的成果集中在几个有限的专题上。具体而言，这种薄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虽然通过深入挖掘各类历史资料梳理出各个时期的疫情的数量、延及范围等是历史学者的专长，且明清时期，历史文献相对丰富，因此，这一工作无疑大有可为，但目前的研究，仅有人对个别地区某一时段的个别疫病的流行情况有所揭示，还远不能使人产生哪怕是局部的整体印象。第二，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颇具深意的认识，比如生态问题，但对此深入细致的论证尚付阙如。第三，关注疾疫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社会的反应，乃是历史学者优于医史专家之处，不过，就这方面而言，目前的研究也基本局限在对国家和社会各界反应的形式、内容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对病人及病家的心态和活动少有揭示，而且也多未将国家和社会等的反应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对近世社会的发展做出探索。第四，对疫病爆发流行的原因，多满足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做笼统的论述，而未能结合传染病流行的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做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易感人群方面因素的探讨，目前还基本未引起注意。第五，研究人员的医学、疫病学修养还亟待提高。从事疾病社会史研究，固然不需要有很精深的医学、传染病专业知识，但缺乏基本的常识——比如疾病概念的模糊不清，疾病症状的张冠李戴等，显然会妨碍研究的深入。而且这种修养，不应仅仅包括现代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应对当时人的认识水平有较为全面的理解。第六，对白喉、疫喉痧等一些清代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疫病，历史学界至今还基本未做出自己的研究。第七，在资料利用上，对医书的利用还非常有限，对笔记文集的发掘利用总体上也仍显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