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因人而异，可以有许多具体的内涵和多样化的途径；但是，在国势陵夷，危若累卵的当今中国，爱国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国。“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认真思考救国良策并将之付诸实践：“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1]
“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2]但所以然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使国人只知天下，不知有国；更重要还在于专制君权对于国人的压制，造成了人心的冷漠与散乱。梁启超认为，未有子弟不爱家，不视家事为己事，但惟奴隶未见真爱其家，因为他认为那是主人的事。国事亦然。所以，欲观其国民有无爱国心，必当问其民是否自居子弟或奴隶的地位。专制君主视民为奴隶，民于国家既不敢爱，也不能爱，惟有漠然视之而已。这就是何以民主的西方各国“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所以，问题的逻辑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端在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故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梁启超写道：有人或者要问，奈何朝廷压制民权？答之曰：“不然，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人视自由权利为生命，不惜流血奋斗。“故未有民不求自伸其权，而能成就民权之政者”。中国人不知民权为何物，实为奴性的表现，如此与西人竞，自然无不败。但以民权号召天下，光绪皇上将何如？梁启超回答仍然是明快的：民权与民主有异，英国民权发达，皇位仍存。但欲存皇位，也仍需以兴民权为前提：“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3]如前所述，梁启超曾强调外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在这里，他复强调专制君权之“压抑之**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4]其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按脉论而投良药”，其救国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异的。换言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与时俱变。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戊戌政变后，他亡命日本，一时思想日趋激进。1899年，他撰《爱国论》，如上述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已反映了这一点。1902年复撰《新民说》。广智书局后发行《中国魂》单行本，即为《新民说》的一部分。而梁启超以为“中国魂”就是国人的“爱国心”。[6]所以，《新民说》虽有丰富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强调要培养与造就具有现代爱国精神的国民。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思想之激烈程度更达到了顶点。他强调，国家不同于朝廷，前者如公司或村市，后者则为公司事务所或村市会馆，二者性质、轻重不同，应以哪个为本，“不待辨而知”。故有国家思想者，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爱国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显然是认为现在由西太后控制的朝廷是非法的，无可爱的，所以他断然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如若必要，行“有血之破坏”，[7]也在所不惜。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立宪、革命两派都是出于爱国的热忱，对于立宪、革命两主义，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张二者应“互相协助”。他说：“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亦宜合全国民以对付政府。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8]足见其倾向革命，难怪乃师康有为大为震怒了。
但是，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又突然发生了大转折，先前所谓的“破坏主义”“排满革命”，全行放弃，退回渐进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对此学界已有太多的论述。从总体上看，人们多将之归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师友的劝说；美洲游历的影响。[9]但是，迄今尚未见有人从梁启超爱国思想自身逻辑的角度立论。在梁启超爱国主义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爱国是绝对，谋国的政策是相对，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见智见仁，不妨殊途同归。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即提出：“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罔不相合。”[10]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11]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提，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12]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1903年梁启超游美，曾与各埠华人有广泛的接触，由是生两大观感：一是华人富有爱国心。他说：“（哈佛）全市华人不过百余，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尤其是容闳先生已76高龄，“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二是华人素质之差。旧金山华人社区社会秩序混乱，中华会馆等团体内部宗派林立，一盘散沙，百事废弛。“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久受专制约束的国人来到号称最自由的美国，虽不乏爱国爱乡之心与勤勉，却非但没有变成现代的国民，反而劣根性愈加膨胀，实出梁启超的意料之外。立宪共和“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深感中国问题不容理想化，即行立宪共和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中国需要管、商、克伦威尔一类人物再生，“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3]由是，他转而主张“开明专制”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上述变化，不仅招致革命党的抨击，而且在立宪党中也遭到非议，以为出尔反尔，无非好名。事实上，在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年代，学界也多斥之为反动。然而，如果我们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的逻辑看问题，就不会简单抹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是无条件和绝对的，但具体的政策与主张，因时因人而异，却不应当是凝固的。这个原则对于持论不同的爱国者来说，就是当尊重意志自由，和追求殊途同归的互补性；对于真诚爱国的个人来说，“按脉论而投良药”，也应当承认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自觉今是而昨非，因而适时修正其药方，也是允许的。梁启超强调在专制君权下，国家成了一人私产，压抑了国人的爱国心，造成了民族涣散无力，是对的；但他相信民权既得，国人即可由传统的部民变成现代的国民，从而得以举全国人之力办一国之事，不出数十年，中国也将如西人然，“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14]则显然又失之理想化了。美国华人社区尖锐的现实，令他幡然思变计，也当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年谱长篇》说：“这便是先生考察日多，见闻益广，历练愈深的结果”，[15]是比较客观的。此外，1903年又是梁启超放弃卢梭民权论，转而接受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重要年头。后者主张国家有机论，强调统一与秩序对一个国家强盛的极端重要性。是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说：“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大不同，“故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6]这与梁启超“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所以，所谓“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与“师友的劝说”，都是第二位的原因；新的经验与新的学理皈依，二者互相发明，愈益坚定了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逻辑的推演，才是第一位的原因。
诚然，其后的历史发展业已证明，革命是它的最终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是一种后退。但是，近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超越了革命、改良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的共识：革命派、立宪派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其各自坚持激进与渐进的政治主张，应当看成是二者谋求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所设计的具体救国方案之不同。革命派与立宪派虽不应等量其观，但从根本上说，却又是互补的（如上所述，实际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已经提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又非简单的倒退，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成为他是依自己爱国的理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并且做出了同样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民元梁启超初归国演讲，会那样理直气壮，以为晚清革命与立宪两派，各有得失了。
近代爱国者众，但能致思救国道路且产生实际影响者，毕竟不多。梁启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毛泽东说，近代的志士仁人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曾走过了千辛万苦的道路。这不仅是指众人前仆后继之谓也，而且也是指一个爱国者虽不免于失误与曲折，却能执着探索救国道路，始终保持爱国的真诚。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梁启超在回应时人非议的《答和事人》一文中，曾写道：“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师友多谓为好名；今者反对破坏主义，而论者或以谓为好名。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非直不欲实不能也）。此则其一贯者也。”[17]所谓“吾心之所安”，实指爱国之志；所谓“其一贯者”，真诚之谓也。联系到民国后，梁启超坚持“不问国体，只问政体”的初衷，不惜冒生命危险和与乃师的对立，两度成为再造共和的功臣，我们不能不相信梁启超虽“善变”，但自有“其一贯者”，即爱国之真诚。郑振铎先生深得梁启超之心，他在梁去世后写下的下面一段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梁启超：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顽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郁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18]
[1]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5），12～13页。
[2] 同上书，14页。
[3]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0、73、75、77页。
[4] 梁启超：《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页。
[5] 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13页。
[6] 参见梁启超：《自由书·中国魂安在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8～39页。
[7]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17页、64～65页。
[8]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1页。
[9] 参见李喜所、元清：《梁启超传》，第9章，人民出版社，1993。
[10]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11），1页。
[11] 梁启超：《德育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6），42页。
[12] 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1），60页。
[13]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2），45页、123～124页。
[14]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75页。
[1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34页。
[1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13），69页。
[1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34页。
[18]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8、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