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1]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在欧洲，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但民族意识却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一个人首先是个基督徒，其次是他家乡地区的人，再次（假如必要的话），才是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教会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从理论上讲，教会就是国家。”[2]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实现了对神的解放，从而也使人们的忠诚由神圣的天国，转移到了世俗的人间，即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同时，开始认识生存其中的民族共同体，民族情感愈益增长。但是，只有到了以“全民族”代表自居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令王冠落地，才真正标志着欧洲开始进入了近代民族建国的新时代。所以G.P.古奇说：“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3]与此相应，公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最终由封建王朝转向民族的国家，即浸成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橥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4]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仅是康有为的助手，但他对于西学的感悟能力，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维新派倡言变法图强，固然是将变革封建政治与民族救亡相统一；而“保国、保教、保种”的口号，则表明民族主义乃是他们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发出的最强音。维新派高扬民族主义，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无疑是“合群”说。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说：“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像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5]梁启超也曾指出：“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6]在这里，“合群”的理念已内含近代爱国的意蕴。人所共知，包括“合群”的理念在内，维新派民族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盖出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天演论》“于自强保种之，反复三致意焉”，且明确强调“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7]梁启超在给严复的信中说，康有为于《天演论》极为推崇：“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8]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的“合群”说并未全然照搬《天演论》，于其主张“择种留良”，尤其不以为然，着意突出了“合群”即加强群体固结本来的意义。这是康有为的特出之处。但是，康有为于“合群”说，毕竟并未作系统的阐释；相反，追随乃师的梁启超，1896年在完成了有名的《变法通议》之后，却“又思发明群义”，在整合严复译《天演论》、康有为主张与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基础上，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9]虽然最终仅完成了《说群·序》，却有力地将“合群”理念所包含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意蕴，进一步丰富和突显了。
梁启超借助西学关于“吸力”、“拒力”；“爱力”、“离心力”；“六十四原质相和相配”，以及“造物”、“化物”；“合群”、“离群”等等新的概念，演绎“群理”。他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夫群者万物之公性也”。国乃合群的结果。“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即人人皆知有已，不知有国。其结果是一盘散沙，有四万万之民，即有四万万之国，实则为“无国”。天下有列国，故有已群与他群的分别与竞争。善治国者，必须懂得君民同为一群中人，善于“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要言之，所谓“合群”，就是要使国人万众“一心”；所谓“亡国”，就是“土崩”与“瓦解”，即“离群之谓也”。[10]梁启超所谓的“说群”，就是要揭示国人当超越个体，以群体即国家的共同利益为重，加强全体国人的凝聚力的根本道理。很显然，在梁启超的文中，“爱国”一词虽未出现，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已是呼之欲出了。
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当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本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据笔者所知，这里的“爱国”一词，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该文则既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梁启超本人专论爱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开宗明义，即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揭出了“爱国”的主题，它写道：“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对于现代意义的爱国的理解而言，梁启超的《爱国论》诸文提出的以下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爱国心，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一统，称禹域，谓之天下，故无现代国家的概念。“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11]所以，只能说国人爱国性质隐而未明，不能说缺少爱国的性质。如果说，这已经是在强调爱国是现代的理念；那么，1902年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国”的历史趋势与欧洲各国爱国思潮的关系，无疑是将此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他说：欧洲中古前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国人爱国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欧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各国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爱国思潮也缘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12]同年，在《新民说》中，他对“民族建国”更作了进一步说明：“……民族建国问题。一国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许他国若他族握其主权，并不许干涉其毫末之内治，侵夺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国人对于外国所争得之自由也。”而“组织民族的国家”，还需创代议制度，使人民得以参预政权，“集人民之意以为公意，合人民之权以为国权”；复定团体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限，各不相侵，“民族全体得应于时变，以滋长发达”。所以，梁启超强调，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13]即“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的国家而已”。[14]显而易见，梁启超所谓的“民族建国”，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
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钜，“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15]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16]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17]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18]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19]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20]
由上不难看出，从《说群》到《爱国论》，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政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1]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载《光明日报》，1985-10-13。
[2] ［美］罗兰德·N.斯特罗姆伯格：《西洋思想史》，李小群、宋绍远译，452页，见丘为君主编：《西洋史学丛书》（九），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
[3] 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11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稿本，1993-05。
[4]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9页。
[5]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6] 梁启超：《说群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1321、1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42～43页。
[9] 梁启超：《说群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3页。
[10] 同上书，4～5页、7页。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66页。
[12]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5页。
[13]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4），41、11、44页。
[14]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0），35页。
[15] 梁启超：《爱国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67～68页。
[1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2），104页。
[17]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89），5页。
[18]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见《饮冰室合集·文集》（26），19～20页。
[19] 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大杰传》，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1），1页。
[20] 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见《饮冰室合集·文集》（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