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并无明确的界定，但于其上限多认同始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立，而于其下限则多见智见仁。[1]本文认为，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余波犹存的重要表征，可视为下限之候。故考察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也当以是年为限，尽管这不是绝对的。
梁启超1919年游欧，自然将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成了前后两期。前期梁启超两度入阁，热衷政治，于新文化运动不遑多顾。但尽管如此，其与后者取向一致，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1915年7月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评议》一文，支持“新学”“新政”，指斥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守旧者“开口孔子，闭口孔教，实则相率而为败坏风气之源泉”，而“一年以来，则其极端反动力之表现时代也”。[2]是文锋芒所向与《青年杂志》的缘起，若合符节。其二，梁启超不仅反对帝制，享有“再造共和”的美誉，更可贵的是从中引出了教训。1916年初，他为从军，经越南潜往广西，于播越颠沛之中，扶病草成《国民浅训》，疾呼国民力戒虚骄，去“不健全之爱国论”；要坚信西方的自由平等“在德性中确能各名一义，在政治上尤足以为民干城”，当“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3]同年，梁启超总结“五年来之教训”三条，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第一之教训，能使吾侪知世界潮流之不可拂逆，凡一切顽迷复古之思想，根本上容存在于今日。”[4]很显然，他强调的仍然是学习西方。
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梁启超于新文化运动虽不遑多顾，但对后者还是十分关注，并表示了响应与支持。1918年底，徐振飞有致梁书引荐胡适，其中说：“胡适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5]“久为所知”一句，有力地说明了梁启超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人物及其运动本身，是十分关注的。而他在百忙中很快答应见面，则又反映了自己对后者的认可与赞许。至于在胡适发表文字改革的议论后，梁启超也发表谈话，指出言语分离是科学进步的障碍，主张统一语言，以一种地方言语为国语。[6]这无疑更是一种积极的响应了。此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多在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的刊物，诸如《时事新报》、《晨报》、《解放与改造》等发表文章。当前者受反动势力压迫时，后者且为之声援。《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京报副刊》，被并称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副刊。“从1918年的春天起，进步党很多的报纸已经开始支持这新思想运动了。”[7]这些与梁启超的思想取向不可能没有关系。
人所周知，1919年的欧游，成了梁启超思想的转变点。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其思想关注点的转移。《梁启超年谱长编》说：“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8]尽管梁启超事实上难以全然忘情于政治，但其根本转变是存在的，人们对此无疑义。二是指其对中西文化见解的变动。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种转变内涵的理解未必准确，一些论者实将之视为倒退的同义语。李文森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表现为情感最终压倒理智的倒退：“不再恋慕西方，而在价值上回归中国传统。”[9]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梁启超游欧收获颇丰，其中最重要的是增添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从而开阔了视野，愈趋深刻。要明白这一点，须了解欧战前后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变动。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日益显露：经济周期性危机、贫富悬殊、阶级尖锐对立；同时，物质生产虽获不断发展，传统道德却日益溶化在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人欲横流，愈益加剧了社会倾轧与动**，20世纪初年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凯歌挺进的理性主义，开始日趋于式微。欧战的惨剧，创深痛巨，更令欧洲人失去了信心，进一步加剧了“理性危机”。“欧洲知识分子情绪低落，幻想破灭。他们年轻时代那个有秩序的、和平的、理性的世界已经被毁灭”。“大战的深重罪孽动摇了人们对于理性解决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能力的信任”。“对未来的信心让位于怀疑。人类可以完善、科学将赐福于人类和人类的不断向前发展等旧的信念现在似乎成了天真的乐观主义的表达。”[10]“人是什么？”这个自古希腊哲人以来似乎已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被提了出来。现代性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异化，使人虽得冲破了神权的网罗，却复入了理性普遍原则的樊笼。真善美“价值域的分裂与理性化，对具有解放性质的政治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同时造成了在日常生活的氛围里意义的丧失”[11]。人倍感孤独，复出现了“人的危机”。缘是欧洲人对西方文化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明有了另外一种看法……无疑，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经表明它走向衰败。”[12]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风行一时，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面对社会严重的危机，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它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理性主义衰堕和西方社会弊端丛生，归根结底，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所以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社会引向更高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另一种是反省现代性。它从唯心史观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于人性的禁锢，故主张反省18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借理性征服自然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现代性，更多关注包括情感、意志、直觉等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家园。人们相信，“理性之归属于人性并未使人性更丰富，反而使它更贫乏。因为它忽视了人性中这个强有力的、有价值的感情的源泉。这种自发的非理性的人性的激发，有使人类的分裂停止的价值”。[13]如果说，俄国十革命的爆发是前者的善果；那么，尼采疾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则是非理性主义崛起最具影响力的宣言，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风行，更反映了反省现代性在欧战前后浸成了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胡秋原先生说：“柏格森主义代表对科学主义之反动，代表西洋文化之一种反省或自嘲。”[14]这在艾恺则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他认为，源于启蒙运动的现代化，是全社会“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反现代化”同样源自启蒙运动本身，则“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15]欧战促进了理性主义瓦解，也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兴起。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16]欧战甫起，他即表示“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17]并预见它对战后的世界与中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他提醒国人重视研究欧战，不容有隔岸观火之想，自己则于战起旬日后，即撰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足见关注之切。1918年底，梁与友人张君劢等共七人启程对欧洲作长达一年的考察，张东荪特别致书张君劢说：“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上，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18]显然他们是有备而去，目的明确，集注于考察战后欧洲的变化。其间，梁等不仅活跃于和会内外，且游历了英、法、德等七国，并与各国政要、学者广泛接触，尤其专程拜访了心仪已久的柏格森等人。梁启超身历其境，既目睹了战后欧洲的残破、动**，也深深感受到了欧洲正发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深刻变动，感触良多。他致梁仲策书说：“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19]所谓酝酿中的“绝大之革命”，实指对中西文化及其将来自己取向的新思考。后来他陆续发表的《欧游心影录》，系统而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遗憾的是，由于预设了梁启超倒退的前提，人们对于《欧游心影录》多有误读，往往以偏概全，仅举其中的两点以坐实其倒退与反科学：其一，“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其二，“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20]实则，梁启超富有浪漫的气质，前者固然反映了他的某种慰藉情绪，但从全文看，这并不代表他对中西文化的见解。例如，他同时即指出：“现在欧洲人日日大声疾呼，说世界末日，说文明破产，不管他说的是否过当，就这一点忧危之心，便是他苏生的左券。”“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至于分国观察，或者有一两国从此雄飞……”至于后者，他分明有“自注”强调：“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1]梁启超并无半点反对科学之意，这在下文还将谈到。但更重要还在于，他提出“不承认科学万能”论，正传达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重要信息。所以，他还批评说：近代欧洲一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既然人类的精神与物质一样，皆受必然法则支配，还有什么人类的自由意志、情感与道德可言？“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精神家园的缺失，令人们陷入怀疑、沉闷和畏惧之中，“不知前途怎生是好”。同时，弱肉强食、劳资对立，直至欧战发生等等，也“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不难看出，梁启超所批评的正是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弊端，所谓“科学万能之梦”，实为“理性万能之梦”，而艾恺则谓当称之为“现代化万能之梦”。必须重视的是，梁启超明确断言：欧人“科学万能”梦破，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而强调直觉和“精神生活”的柏格森哲学等的兴起，复预示着欧洲“新文明再造之前途”。[22]这说明，梁启超深切地感悟到了欧洲战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反省现代性（艾恺称“反现代化”）。
应当说，梁启超游欧前对于上述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已有所了解，这不仅是因为其好友张东荪、张君劢通晓西学，张且是研究柏格森专家，而且更重要是《学灯》已有文倡导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例如，1918年9月30日《学灯》的《本栏之提倡》说：“于原有文化，主张尊重，而以科学解剖之，……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之调和而一并输入，排斥现在流行之浅薄科学论。”所谓“浅薄科学论”，显然是指西方流行的“科学主义”或叫“科学万能”论。1919年3月15日该刊复有《读新青年杂志第六卷一号杂评》一文指出：只讲“德、赛”两先生是不够的，还当讲“费先生”（哲学）。欧战后西人想到了须请“费先生”出来，“讲个根本和平的办法。因为费先生是很可以帮助赛先生达他的目的，并且人类应该有一种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费先生创造的。总之，前数十年是赛先生专权的时代，现在是赛先生和费先生共和的时代。这是欧美一般赛先生和费先生的门生所公认的。何以贵志只拥护赛先生，而不提及费先生呢？”强调自然科学须与人文携手以实现高尚的生活，这正是西方反省现代性的基本观点。梁启超对此一定有所了解，惟其如此，才不难理解何以他游欧期间格外重视与柏格森的会面，且很快理解并接受了反省现代性。同时，尽管如上所述，在梁游欧前《学灯》等刊物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已有所反应，但将其具体生动地介绍到国内并引起广泛注意，仍要归功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尤其是他的“科学万能”论破灭的提法，集中鲜明，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它对虔诚崇拜西方文明的时人来说，确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端常带感情’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23]若将此言作正面理解，便不难想象梁启超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引入国内，曾产生了多么大的反响。
艾恺认为，“梁的《欧游心影录》不过是他不断将西方思想对中国引介的事业的一个延长”[24]。这一论断是深刻的。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梁启超思想转变的真正内涵，在于皈依反省现代性。这是他向西方追求真理事业的延续，而非叛逆。反省的本身就是理智的，谈不上情感压倒理智。因之，无论其间有怎样的误区，他的思想实趋于深刻。缘此考察归国后的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我们便有了一个新的视角。
[1] 学界多将新文化运动与广义的“五四运动”视为等量的概念。据此，何干之的《中国启蒙运动史》和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都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是：1915年9月—1923年12月。彭明的《五四运动史》则定为：1915年9月—1921年7月。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33），71、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2），17、19页。
[4]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704页。
[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2页。
[6] 《时报》，1917-04-16，转引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31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
[7] ［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280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96页。
[9] 崔志海：《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载《近代史研究》，1999（3）。
[10]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368页。
[11] 哈贝马斯语，参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368、454页。
[13] 同上书，481页。
[14]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340页。
[15]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5、15页。
[16]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8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0），1页。
[1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93页。
[19] 同上书，881页。
[2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2、38页。
[21] 同上书，22、18、12页。
[22] 同上书，11、12、15页。
[23]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2，2、3、7页。
[24]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