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奉西方近代文明为圭臬，猛烈批判固有文化，其根本取向正在于追求现代性。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必然趋向，是无可疑义的。然而，由于时代的落差，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对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出现，态度不尽一致。蔡元培于生命哲学颇为欣赏，战后曾亲临欧洲拜访柏格森与倭铿，并积极主张邀其来华讲学。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曾借重过尼采、柏格森的学说，以增强自己批判旧文化的锋芒。他们虽然强调因国情不同，中国的科学与物质文明过于落后，不能认同欧洲反省现代性的根本取向；但他们都对柏格森诸人的人格及其学说，表示敬意。不仅如此，二人后来实际上相继又不同程度地认同了反省现代性，并借之为重要的思想铺垫，先后转向了皈依马克思主义。[1]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甚至终老不变。这个耐人寻味的重要现象，长期以来显然被忽略了。
与此相应，长期以来，人们多将“五四”后胡适与皈依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诸人分道扬镳、渐渐落伍，归因于“自由主义之累”；这自然有道理，但似乎又不尽然。欧战前后，欧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所包含的两大取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都传到了中国。二者虽有本质的差异，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只许否定中国固有文化，不能容忍批评西方近代文化，其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所以，1968年殷海光最后对他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2]
[1] 参见拙文：《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载《近代史研究》，2009（4）。
[2] 贺照田编：《殷海光选集》，7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