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美国学者艾恺的说法，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1]18世纪以降的欧洲，科学获得巨大进步，工业化浪潮汹涌，理性主义凯歌猛进。也因是之故，人们一味追求现代性，迷信科学与理性万能，浸成了普遍的社会思潮。但大战的惨绝人寰，却又令欧洲出现了“理性危机”。人们将欧战惨剧的发生，最终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当无情的理性把人的本质和社会系统降低为机械系统并极力使人成为这个机械组合的一个物质成分时，怎样才能把人的个性从这个机械组合里拯救出来呢？”[2]许多现代学者大声疾呼，当关注人的内心世界，重建包括情感、意志与信仰在内人类的精神家园。19世纪末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思潮浸浸而起。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公认是其崛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更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标志。
欧洲的反省现代性思潮，说到底，就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尽管它最终不脱唯心论的窠臼，但自有其合理性。欧战前后，此一思潮也传到了中国。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来及其《欧游心影录》的发表和1921年梁漱溟成名作《东西文化其及哲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趋向高涨。而其时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世界名哲先后来华讲学，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省现代性思潮为其时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打上了深刻的印记。[3]
让人深感兴味的问题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之一和自由主义者，其时的胡适是如何看待反省现代性呢？
1919年底，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引用了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阐释自己提出的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这一重要的论断。他写道：“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4]这是胡适第一次涉及了主张反省现代性的思想，但仅是借重其个别观点，以助益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而非认同其思想。所以，他在另一处评介尼采时，最后这样说：“他的超人哲学虽然带着一点‘过屠门而大嚼’的酸味，但他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5]从总体上看，胡适对反省现代性思潮最集中，同时也是最鲜明的观点表述，主要有两处：
一是1921年发表的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其中第六节《晚近的两个支流》，集中评论了柏格森的哲学。
胡适认为，科学家基本信条是承认人的智慧的能力，但他们难免有时“于信仰理智太过了，容易偏向极端的理智主义，而忽略那同样重要的意志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颂赞正在高唱的时候，便有反理智主义的喊声起来了”。故“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种很高的反理智主义的抗议”。从表面上看，胡适似乎客观地肯定了理性主义有所短，非理性主义有所长；但实际上，他是强调，后者充其量只是起一时补偏救弊的作用，因之于前者无伤大雅，也不可能成为重要的时代潮流。所以，他明确地强调了三点：第一，柏格森的哲学无大价值。生命哲学的核心理论，即所谓的“生命冲动”，无非是在倡导一种“盲目的冲动”而已：“柏格森批评那机械的演化论，很有精到的地步。但是他自己的积极的贡献，却还是一种盲目的冲动”。第二，柏格森强调“直觉”，但这并无新意，因为包括杜威在内，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早已承认‘直觉’在思考上的重要位置了”。所以，“就可以明白柏格森的反理智主义近于‘无的放矢’了”。第三，欧洲现代思潮也谈不上发生了重要变动。胡适在本节开头便说：“这一章名为‘晚近的两个支流’。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但我个人观察十九世界中叶以来的世界思潮，自不能不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派思想为哲学界的一个新纪元。”[6]
很显然，胡适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发生变动的重要事实，熟视无睹。固然，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一直存在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间的紧张，但欧战前后其最新的表现，却体现了欧人在世界观与价值观意义上带根本性的转变，从而成为了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变动的转捩点。马文·佩里在其主编的《西方文明史》中说：“现代思想可以说是经历了两个广义的阶段：早期现代思想和后期现代思想。早期现代思想形成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代，推崇理性、科学、人性之善，相信人类具有改造社会，使其更加美好的能力。在后来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种新的世界观开始形成。”“这些发展使欧洲意识产生了巨变：自牛顿以来就主导着西方观念的机械宇宙模式被改变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理性和性善的观点遭到怀疑。”[7]俄国学者达维多夫也指出，“世界观危机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的临床病症和代表思想，一是尼采哲学和他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观’；二是，……‘反理性’思想之一的种族主义”。[8]他们都强调了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变动的重要表征，便是浪漫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广义上看，也同样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而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也正与发端于尼采的反省现代性思潮一脉相承。[9]其见解是否精当，可不置论，重要在于，人们都强调了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发生的此种变动及其重要意义。足见，胡适之无动于衷，乃缺乏应有的认知。
胡适强调柏格森生命哲学无非是“支流”，意在贬抑柏格森。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他说：“对于柏格森哲学的评论，读者可以看胡适之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他的态度是很公允，然而他也说他是‘盲目冲动’。”他还借罗素在京的牢骚话，进一步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0]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1]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在其名著《20世纪思想史》中，则更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起初真正吸引法国人，继而吸引世界上愈来愈多人的，是柏格森坚定不移的信念：人类选择的自由和被他称之为生命冲动或生命力的存在的非科学的影响。”柏格森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年轻的一代知识分子，并成为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被认为是“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12]不仅如此，即便是在今天，学界也公认，柏格森哲学还影响到了其时整个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领域，除了哲学与文学艺术，还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部门；许多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与思潮，都打上了他的印记；甚至对工人运动也产生过很大影响。[13]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老师杜威，“五四”前后正应邀在华讲学，他在题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长篇讲演中，对柏格森同样也有很高的评价，强调他与其他二位即詹姆士、罗素一样，“他们的意见也是代表我们时代的意见”。[14]胡适时任翻译，却充耳不闻。他有意贬抑柏格森哲学，有失褊狭；同时，也是要表明自己对于其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在中国的迅速升温，大不以为然。
二是1923年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针对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而发。
梁启超的是文具体而生动地介绍了欧洲理性主义受挫和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为代表，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勃兴。他指出，欧洲近代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造成了机械的人生观。它将一切内外生活都归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人类的意志不能自由，而相信科学万能，否定传统、宗教与哲学，精神失去家园，人心陷于惶恐；物欲横流，弱肉强食，强权主义盛行，终致于酿成了欧战。梁启超说：欧洲百年来物质进步巨大，但人类不仅没有得着幸福，反而带来了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了。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15]1920年初，梁启超游欧归来后发表的是文，曾在南北刊物上长时间连载，影响甚大。对此，胡适持异议，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时机发难，故暂时隐忍。1923年，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将是年“科玄之争”的论战文章结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出版并请他作序，这为胡适提供了一吐心中块垒的好时机。这场论战，说到底，正可以看成是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国内激起的强烈反响。胡适说：“我常想，假如当日我们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一篇作讨论的基础，我们定可以使这次论争的旗帜格外鲜明——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纷争。”所言不差。也惟其如此，胡适的序文开宗明义，便是集中批评梁启超。他在长段征引了上述梁的原话后指出：“梁先生在这段文章里很动情感地指出科学家的人生观的流毒：他很明显地控告那‘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欧洲全社会‘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养成‘弱肉强食’的现状——‘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梁先生说欧洲“科学破产”，这是“谣言”。“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他的文章向来富有魅力，“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他又说：“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大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16]
如果说，胡适上次的表述，因缘于介绍世界哲学，故尚多限于在学术层面上，有意贬抑柏格森生命哲学的价值；那么，他这次的表述既是缘著名的“科玄之争”而起，则是表现为在现实性上，更加直截了当和轻率地否定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存在与意义。其一，他明确地将柏格森、倭铿诸人的反省现代性，说成是西方几个“反动的哲学家”、“玄学鬼”，平常饱尝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一样罢了。这既动摇不了科学的大树，也无伤大雅。此种有意的贬损与矮化，再次说明了，胡适固执己见，对于西方现代思潮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动，无动于衷；其二，他实际上是借批评梁启超，指斥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其时中国的传播，无非是盲从柏格森诸人，反对科学，谣言惑众。梁启超明明在文中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17]胡适也引了这段话，却偏偏要坐实其鼓吹“科学破产”的罪名，固然有失厚道；但更主要的是，他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欧洲是否长期存在“科学万能”即“理性万能”论，且现在正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实则，其时留欧的学生多已报道了此一重要事实。例如，王光祈曾报道说：“战前德国学术界，一自然科学之世界也。”科学排斥哲学、文学以至艺术，不遗余力，即便是柏格森、倭铿也不能免。“科学家所承认者，只有‘真实’。所谓‘真实’者，可以用尺子量；可以用秤称；可以用显微镜窥；可以用数字算。此外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皆赐以荒诞不经之谥。”“自然科学既握学术界霸权，所有一切思想，皆须受‘科学霸王’之束缚，甚至于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皆以是否合于科学而推断其是非。人道至此，可谓苦矣！”但物极必反，战后玄学复兴，人们返归自然，已成新潮流。[18]颂华更进一步指出了欧人反省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及其价值：“欧洲人用了技术去征服世界的时候，引起他们内在的心灵方面，渐趋空虚匮乏。并且欧洲人用了机器去克制自然，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所以怎样唤起精神，回复到主人翁的地位，便是欧洲人今日眼前的一个大问题。而人生的继续生存，或即系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亦未可知。”[19]
由上可知，胡适不认为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动，对于东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皆嗤之以鼻。由此，便不难理解，何以胡适不赞成邀请柏格森、倭铿、罗素、泰戈尔诸人来华讲学。他曾致书陈独秀说：“难道你不知道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20]
[1]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60页。
[2]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482～483页。
[3] 参见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
[4]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692页。
[5]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见《胡适全集》，第1卷，354页。
[6]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381～382页、384页。
[7] ［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294页。
[8] ［俄］H.达维多夫：《二十世纪理论社会学的演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3）。
[9] 参见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9页。［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等译，225～2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0]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4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1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46页。
[12] ［英］彼得·沃森：《20世界思想史》，72、74页。
[13] 参见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542页。
[14]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264页。
[1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198～199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12页。
[18] 王光祈：《王光祈旅德存稿》，478页，上海，上海书店，1996。
[19] 颂华：《德国之中国文化研究机关——中国学社——之情况》，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8号，1928-04-25。
[20] 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