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在讨论中合乎逻辑提出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叫“新思潮的意义是什么？”
直到1920年8月，陈天启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一文中还在提出这一问题：“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1]实则，“五四”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已开始了。其中，包士杰的长文《新思潮是什么》，有一定的代表性。[2]当时，胡适对报刊已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见解都不以为然，他说：“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士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3]为此，他写了著名的长文《新思潮的意义》。晚年的胡适旧话重提，他说：“在这一（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之后，当然有人想把他的意义确定下来。”[4]他显然是在强调当时讨论确定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当时不仅胡适不满意包士杰诸人的见解，张东荪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包先生所说的，条理很繁，范围很广，看了不甚清楚。”[5]为此，他发表了《“新思想”与“新运动”》。也许是受胡适的影响，其后虽然问题的讨论乃在进行，但人们不再满足于罗列现象，纷纷转而力图集中概括各自对新文化运动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从而进一步彰显了时人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对环境变动“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
固然，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本质的理解与把握，见智见仁，莫衷一是。例如，蒋百里说，新思潮有两大特性：一曰“世界性”，即问题为世界人类所共同，故其目标在人类全部，而非一国一族之局部；二曰“实在性”，即问题为当下生活所必需，故其方向在实际生活，而非空谈。“吾以为是二性者，为今日思潮之本质而同时亦可为其径路进展之方针。”[6]寓公以为新思潮的本质，端在“适应”二字：“‘新’既是适应，那么新思潮，就是适应的思潮。换句话说，新思潮就是解决疑难，具有目的观念适应的自然的有意作用。”[7]而苏甲荣则强**育的意义，他说：“我以为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教育扩张”，“所以我以为以后的文化运动不如用教育扩张四个字来代替它”。[8]陶乐勤的见解与之相仿：“文化运动，就是将生活的智识传染于人，所以凡是将生活智识传染于人的运动，都可以算做文化运动。”[9]张东荪则将新思潮的本质归纳为六个方面：社会主义、牺牲主义、平等主义、劳动主义、世界主义、理想主义，[10]如此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其时对新文化运动真正具深度与影响力的概括，当数以下三种：
一是“科学与民主”。
这是陈独秀在“五四”前的概括，但胡适却强调它是对新思潮共同意义所作的最早的重要解释。他说：“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1]不过，胡适又认为，此说虽然简单，却太过于笼统了。人们若问：何以拥护德、赛两先生就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或是何以凡是不同于德、赛两先生的东西都要反对？便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了。胡适肯定陈独秀的概括是对新思潮意义作出的最早和重要的解释，这是对的；但是，他的批评并不妥当。上述他所引的陈独秀的话，不典型，缺乏必要的选择。当时陈独秀所以做这样的概括或解释，是要鲜明地表达这样的论断：近代西方社会所以优越，就在于以近代先进的文明为依托，它的精髓是科学与民主；故中国欲自救，舍科学与民主，其道无由。所以，他早在《敬告青年》中就已明确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12]在胡适所引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更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3]由是以观，陈独秀的概括与解释，不仅就是《新青年》的“罪案”与新思潮的意义，而且从逻辑上说，它并不笼统，相反，鲜明、集中、准确，也实已消解了胡适的质疑。
近代将西方文明的精髓概括为科学与民主，滥觞于严复。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说：西洋所以富强，“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4]这自然是难能可贵，但因时代与个人的局限，严复毕竟没有作出“科学与民主”的准确概括，更没有树为旗帜，以为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演进的准的。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高揭出“科学”与“民主”大纛的真正旗手。他的此种概括不仅表明先进的国人登堂入室，对西方近代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把握；而且也为肇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德、赛两先生”，不仅成了时人口头禅，而且成为了许多社会团体、政治势力标榜文明进步共同的合法性依据。例如，1922年《东方杂志》发表《本志的第二十年》说：“我们所占着的时间，既然是被科学精神和民治主义两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纪，则我们估定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当然以对于这两大潮流的面背为标准；断没有依违两可，在时间轨道上打旋的。”[15]它强调科学与民主是衡量20世纪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的两大标准，而自己问心无愧，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标准。无独有偶，1930年蔡元培在《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则是这样写道：直至辛亥革命，“而孙中山重科学，扩民权的大义，已渐布潜势力于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而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我们用这两种标准（指科学与民权——引者），来检点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明明合于标准的，知道没有错误；我们以后还是照这方向努力运动，也一定不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自信了。”[16]蔡元培同样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准”，肯定了“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及其坚持进一步发展方向之正确。至于“科学”与“民主”至今都是国人的奋斗目标，自然更说明此种概括具有怎样深远的影响了。
二是“评判的态度”。
这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来的。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他强调，新思潮运动的本质就是要求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和“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必需重新评价，分别出好与不好，以定从违，而决不轻信盲从。这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20年前康有为是著名的维新党，现在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成了老古董了。康有为不曾变，但估价的人变了，所以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7]胡适将问题提高到了哲学的层面，以为归根结底，新思潮的意义即在于提出了一种思想解放的原则：以一种新的价值观，重新观照一切，判断是非，决定取舍。这确实具有尖锐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士杰是位基督教徒，他对胡适的批评颇为信服，不久写信给陈独秀说：圣公会汉口的吴主教在一次会上说，今后基督徒可以重新研究《圣经》，“由自己的直觉，不必拘泥陈说，研究到什么，便去实力奉行什么。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基督教要在进步”。“但吾们仔细想，他是主教，他能说这样话，反一面过来，是不承认了固有的陈说，教人重新评定圣经教义的真价值，这多少利害呀。尼采要反对基督教，制造德国式的伦理主义，也是教人重新评定道德的真价值。他们的用意，一个是刷新基督教，一个是要打破基督教，虽然是绝然不同，但是要起一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真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要真基督的，一个是要德国的，这是大大不同。”[18]在这里，包世杰不仅谈到了新文化运动对基督徒的影响，而且明确肯定胡适所概括的“评判的态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是代表了“一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见解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潘公展对新文化运动所作的一段精彩的界定中看出来：“新文化运动，以著名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媒介则为出版物，为公开演讲，为组织会社；而其使用之惟一工具，则为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之目的乃是多方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均有亟待改革之宣传；而其中心思想，则在打破一切因袭的传说，一切旧有的权威，一切腐败的组织，对于文物制度学说思想均一一重行估定其价值”。“夫如是，而后新文化运动之取径，可略得而言矣。”[19]以学者为领袖，以全国学生为中心，以报刊等为中介，以白话文为工具，涵盖政治、社会、经济等等在内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追根溯源，较其实质，只在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重行估定其价值”。胡适对新思潮意义的概括，在这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过，胡适的概括也存在局限。所谓“评判的态度”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法，并未明确其实际标准，在理解与把握上，难免存在随意性。上述包世杰说教主与尼采都强调重新估定价值，但前者是要刷新基督教，而后者却是要打破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就反映了这一点。此其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的这句名言在欧洲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宣言书，而胡适引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目的却是要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他在文中列举了诸如孔教、旧文学、贞节、旧戏、女子问题等等，以为都是必须加以重新估定价值的许多事例，唯独不涉及西方文化。这就是说，对于西方文化，无须持“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价值”，因为它是标准。对此，梁启超持异议。1920年初，梁游欧归来，即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其中，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讲思想解放，就必须要“彻底”。他说：“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它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梁启超“彻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则”具有普适性，适用于古今中西，但其重点显然是要打破国人对西方的“盲从”心态。所以他强调：“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它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20]胡适曾写过长文《易卜生主义》，“新思想”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语，梁启超提出上述“彻底”的思想解放的“原则”，并专门点到了“易卜生”与“所谓新思想”，自然是有感而发。它实际上是针对胡适提出的“评判的态度”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见解的一种订正与补充。吴康在《新思潮之新人生观》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虽肯定胡适的概括，但却替他作了补充解释：“评判的态度”，“一方既可免掉服从古人的奴性，他方亦能避去盲从新法的危险”。[21]此其二。将整个新思潮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未免只突出了思想方法问题，而忽略了整个运动更为宏富的社会内涵。这个偏颇随着其后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愈加明显。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启天就已指出了这一点：胡适的见解虽较切实，但是，“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的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只有将人生的新倾向与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22]这个批评显然是合理的。此其三。
三是“社会改造运动”。
经五四运动洪波巨浪的冲击，尤其是“六三”之后工人阶级介入并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新文化运动明显地已超越了原有的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具有了社会广泛参与和要求改造社会的发展态势。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被直观并普遍地理解与概括为“社会改造运动”，乃合乎逻辑与势所必然的结果。傅斯年敏锐地感受到了五四运动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变点：“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23]君左也指出，“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24]也正因为如此，效春干脆径称“新文化运动就是社会改造运动”，[25]而戴季陶也断言：“新文化运动是甚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与社会的改造运动。”[26]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作为新闻记者，他的观察与上述众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略略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运动，这些参加运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新社会。（也许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一定的意志；也许他们知道，可是不能具体的说出来。）”[27]
在时人眼里，新文化运动既是社会改造运动，其内涵就应该体现三大原则：其一，是平民性。所谓平民性，就是着眼全体国民尤其是劳动阶级的平等权益。“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只是移植‘新学’运动么？只是‘贵族式’的文化运动么？不对！题目认错了！它不是‘利用的’‘政客的’‘学桶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社会’——‘平民’——‘全体’的文化运动。——不要瞎眼看不见现在的世界潮流——但是现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敢说”。[28]人们强调，“五四”后的文化运动所以不同于此前的“原形质的文化运动”，就在于大家知道了其重大的意义，即在于需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关键词“社会”，成为了：“社会的文化运动”。[29]与此相应，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的关系成了热门话题。愚公指出：文化运动体现了文化主义与劳动主义的结合。前者主张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特有的文化价值”和“个人人格的独立”，从而“促进文明之进步”；后者主张“以劳动为天职，人人在社会上都尽劳动的义务”并且取得生活的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化”和“互助化”。文化运动偏重前者，便会成了“学究化”；偏重后者，则又成了“机械化”，[30]唯有二者结合，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大目标。
其二，是精神文明改造与物质文明改造并行。严格说来，这是欧战前后欧洲学者反省现代性，首先提出的重要命题。新文化运动受战后欧洲思潮变动的影响，这固然是学界久有的共识；但问题在于，欧洲此种思潮的变动存在两个取向：一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革命；一是反省现代性者主张非理性主义；而人们长期以来多注意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所谓现代性，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一些西方现代学者从唯心论出发，将问题归结为理性对人性的禁锢，以为近代西方沉缅于‘科学万能’崇尚机械的人生观和物质的利益，导至精神家园荒芜，终至于酿成大战的惨剧；因而将目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更强调人的情感、意志与信仰。尼采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被认为是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宣言书。20世纪初，以柏格森、倭铿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强调直觉、‘生命创化’与‘精神生活’，风靡一时，是此一思潮趋向高涨的重要表征。”[31]反对物欲横流，主张在提升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发展物质文明，正是西方反省现代性者提出的重要命题。非理性主义虽不脱唯心论，但它反映了欧人对自身文明的反省，仍不失其合理性。它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正因为如此，君实在他的《新文化之内容》一文中这样说：“今日之新文化，乃十九世纪文明之反抗，所以补其偏而救其弊者也”。西方19世纪文明实为物质主义文明，欧战是其必然结果。新文化志在矫正旧文明之缺失，“便不能不注重于开发较高尚之精神文明，与以抑制唯物主义之跋扈。故由精神力之根本的开发，以完成物质文明，乃新文化内容之一也”。[32]蔡元培则告诫说：“致力于新文化诸君，不要忘了美育”，以便“引起活泼高尚的感情”。[33]甚至已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早期也仍不脱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所以他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要借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34]
其三，是反对资本主义。时人以为，前面两个原则都是资本主义逼出来的，故反对资本制度乃是新文化运动应有之义。蔡晓舟说，新文化运动的大前提是“幸福均沽”四个字，离开了这个大前提，“便是瞎捣乱，便算不了文化运动”。而这个理想社会的主要障碍，就是“资本制度”。[35]愚公则指出，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互为表里，后者“是由现代非人道不平等的资本制度的压迫反动而生的”。“反对资本主义，打破资本制度，谋造理想的社会的运动，便叫做神圣的劳动运动。”[36]
关于新文化运动意义的上述三种概括，是在文化发展不同的阶段上，针对不同的语境提出来的。陈独秀“科学与民主”的概括，既是针对《新青年》的罪案，也是针对新思潮的意义，同时，更是体现了对时代发展历史脉搏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它实际也构成了时人的种种概括，尤其是后两种概括的思想基础。胡适“评判的态度”的概括，是针对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尚停留于表象罗列的认知现状，从方法论的高度上，将科学与民主的理念，进一步通俗而鲜明地表述为一种国人应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社会改造运动”的概括，则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新态势与国人渴求中国社会变革共同的心理趋向。要言之，三种概括，分别着眼于理念层面、方法层面与实践层面，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它们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彰显了时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意义总体的理解与把握：以科学与民主为指导，追求思想解放与新社会的创造。无论其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如何异趋，国人的此一共识，决定了它必然对其后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1]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08-15。
[2]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尚未找到包士杰写的这篇文章。
[3]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691页。
[4] 李燕珍：《胡适自叙》，208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5] 张东荪：《“新思想”与“新运动”》，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09-02。
[6] 百里：《新思潮之来源与背景》，载《改造》，第3卷第1号，1920-09-15。
[7] 寓公：《新思潮我观》，载《改造》，第3卷第1号，1920-09-15。
[8] 苏甲荣：《今后的文化运动：教育扩张》，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11-15。
[9] 陶乐勤：《文化运动与劳工》，载《新人》，第1卷第6号，1920-09。
[10] 张东荪：《“新思想”与“新运动”》，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09-02。
[1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全集》，第1卷，691～692页。
[12] 陈独秀：《独秀文存》，9页。
[13] 同上书，243页。
[14]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 坚瓠：《本志的第二十年》，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1922-10-25。
[16]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506～508页。
[17]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692～693页。
[18] 包世杰：《基督教问题（致独秀）》，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04-01。
[19] 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
[2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26～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1936年版影印本。
[21] 吴康：《新思潮之新人生观》，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号，1920-01-04。
[22]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08-15。
[23]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64～65页。
[24] 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载《改造》，第3卷第1号，1920-09-15。
[25] 效春：《文化运动的初步》，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06-06。
[26]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载《建设》，第1卷第2号，1919-09-01。
[27] 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载《新社会》，第15号，1920-03-21。
[28] C.T：《随感录》，载《人道》，创刊号，1920-08-05。
[29] 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载《星期评论》，第48号（第2张），1920-05-01。
[30] 愚公：《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载《旅欧周刊》，第33号，1920-06-26。
[31] 参阅拙文：《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载《河北学刊》，2007（6）。
[32] 君实：《新文化之内容》，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10-10。
[33] 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62页。
[34]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235～236页。
[35] 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载《新人》，第1卷第4号，1920-08-18。
[36] 愚公：《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载《旅欧周刊》，第33号，192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