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肇端伊始，便与欧洲的反省现代性思潮结下了不解之缘。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开篇大作，即陈独秀的名文《敬告青年》，其立论就明显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的学说。例如，强调“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强调“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则说：宇宙日在进化之中，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强调“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又写道：“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帜旗。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1]如果说，上述还仅是有所借重；那么，次年陈独秀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中，则是进一步明确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在欧洲实代表了一种最新的思潮：“盖前世纪为纯粹科学时代，盛行宇宙机械之说”，“二十世纪将为哲理的科学时代”；“柏格森氏与之同声相应，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2]
事实上，不仅是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其主持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尼采、柏格森等人都有所借重，以彰显反对固守传统、主张变革进取的新文化方向。李大钊1913年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并为章士钊的《甲寅》杂志撰稿。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正风行日本，章、李心仪久之，并对国内学界闭目塞聪、鲜有举其名者，咸感悲哀。[3]所以，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杰》一文中，高度评价尼采以意志与创造为中心要素的超人哲学与批判精神。他强调，尼采学说对于最重因袭、久锢于奴隶道德的国人来说，颇能起衰振弊：“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4]1914年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时值“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陈心恢意冷，情绪消沉，致有质疑爱国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厌世心与自觉心》以为劝，其重要的理论根据恰恰就是生命哲学：“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柏格森）氏之‘创造进化论’尚矣。”[5]是文发表于1915年8月，早于《青年杂志》创刊正好一个月，而陈独秀果能重新奋起发动新文化运动，也恰恰借重了生命哲学，这固然并不足以说明就是李文直接影响的结果，但是，生命哲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存在某种契合，却是应当重视的。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李大钊对于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更为关注。他发表的《“晨钟”之使命》、《青春》、《“今”》等著名文章，一直都在借用柏格森学说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直觉”、“生命”、“生命的冲动与创造”、“动力”、“意识流转”等等，故其文章无不渗透着生命哲学的意韵。例如，他在《“今”》中写道：“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宇宙即我，我即宇宙。”[6]至于胡适借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以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自然更是人所周知。
应当说，上述陈独秀诸人借重生命哲学，既非误读，也不是有意曲解，而是体现了对生命哲学中富有活力一面的积极吸纳。柏格森哲学强调，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端在生命的冲动与创造。人类因自由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日日创造，故成日日进化。故其哲学又称“动的哲学”。他强调意志、精神超越物质的意义，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是趋之若鹜。夏尔·戴高乐说，柏格森“更新了法国的精神面貌”。[7]彼得·沃森更进一步认为：“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8]其时皈依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章士钊、张君劢等人，说到底，也同样是看重生命哲学倡导行动与奋进的意义。章士钊指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不同于达尔文，后者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的是四周境遇的约束，人不能自主。而前者则不然，“谓吾人自有活动力（活的动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由柏氏之说以观，吾人于生涯的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柏格森、倭铿“皆以积极行动为其根本观念。吾人就此可得的教训，即在此四字”。[9]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所以皈依非理性主义，是因为“此派好讲人生，讲行动，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柏格森强调：“惟有行动，惟有冒险，乃能冲破旧范围而别有新境界之开辟，此生物界中生命大流所以新陈代谢也……此反理智哲学所以又名为‘生之哲学’，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10]在新文化运动中，其主持者与梁启超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出发点与归宿，多是相通的，于此也足见一斑。
不过，陈独秀诸人虽然在立论上对生命哲学多有借重，但在思想的根本取向上，却不愿认同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1917年初陈独秀在《答俞颂华》中论及宗教与精神生活问题时，这样说道：“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怀此感想者不独华、爱二氏。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其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11]他强调，尽管自己对托尔斯泰、倭铿等反省现代性者的信仰与人格心存敬意，但并不认同他们的主张，更反对在中国照搬此种理论，道理很简单：中西国情不同，“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即西人要求反省现代性，而中国恰恰需要追求现代性。在这一点上，李大钊与陈独秀是一致的。他指出，“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然而，相对于中国而言，终究居优越的地位。因之，“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是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则是另一个问题。[12]李大钊同样强调东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故对其思想取向，自然不应等量齐观。陈、李的这一认识十分重要，它从总体上集中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持理性的选择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陈、李虽然不认同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却无意加以贬抑，如陈且对柏格森诸人心存敬意；[13]但是，胡适与丁文江却不然。[14]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潮流，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才是主流，最近30年柏格森的新浪漫主义无非是支流。“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但要知道，所谓直觉等概念，杜威等许多哲学家早已说过了，所以，“柏格森的反理智主义近于‘无的放矢’了”。[15]其贬抑柏格森哲学，显而易见。丁文江更进而贬损柏格森的人格。他借罗素的名义，说：“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6]实际上，罗素对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很高的评价，他在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昂利·柏格森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7]其时杜威在华演讲的一个题目是《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他将柏格森与詹姆士、罗素并称为代表现代思想的三大哲学家，评价同样很高，而担任翻译的恰恰就是胡适。彼得·沃森在其名著《20世纪思想史》中则写道：“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8]足见，胡适、丁文江之贬抑，有失褊狭。
正是由于上述的缘故，尽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梁启超游欧归来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风行一时，时人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宣传也形成了热潮，但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却与之愈形疏远，一些人乃至怀有敌意。1918年初，《新青年》上还刊有刘叔雅译《柏格森之哲学》一文，译者在“识”中对柏格森学说仍然推崇备至，说：“近世哲人，先有斯宾那莎，后有柏格森。”“十稔以还，声誉日隆，宇内治哲学者仰之如斗星。讲学英美诸大学，士之归之，如水就下。”其著作甚富，“每一篇出，诸国竞相传译，而吾国学子鲜有知其名者，良可哀也”。[19]1919年底，《新潮》也还刊有罗家伦的《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以为欧战“也未始不是极端物质文明的结果”，要求打破机械主义的西洋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出现，标志着“从新发生了一种人生的觉悟”。[20]但其后，两杂志的此类文字便全然消失了。1920年底，胡适且致书陈独秀：“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21]1921年，张崧年也致书陈独秀，强调柏格森、倭铿都是“西洋近代思想界的反动派”，“中国再不可找这两个人去讲演”。[22]其格格不入与心怀敌意，溢于言表。1923年发生著名的“科玄之争”，是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激起的一场争论，胡适、丁文江诸人径直指责张君劢等人是追随柏格森的“玄学鬼”，说明他们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之不满，已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
[1]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5、8页。
[2] 同上书，56页。
[3] 参见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李大钊：《日本之托尔斯泰热》，见《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李大钊：《介绍哲人尼杰》，见《李大钊文集》（上），189页。
[5] 同上书，148页。
[6] 同上书，534页。
[7] 转引自［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37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8]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4页。
[9] 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10] 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1944-09-15。
[11] 陈独秀：《答俞颂华》，见《独秀文存》，674页。
[12]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见《李大钊文集》（上），562、566页。
[13] 直到1920年，陈独秀还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杜威演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谈到美国詹姆士、法国柏格森、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14] 胡适在1920年3月12、16日的日记中都记有“讲演：Bergson（柏格森）”，说明他关注生命哲学。（《胡适全集》，第29卷，112、1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5] 胡适：《胡适全集》，第2卷，381、384页。
[16]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17页（文内页）。
[17]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46页。
[18] ［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72页。
[19] ［法］柏格森：《柏格森之哲学》，刘叔雅译，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02-15。
[20] 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12-01。
[21] 胡适：《胡适致陈独秀》，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30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22] 陈独秀：《张崧年书》（1921年6月12日），见《独秀文存》，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