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捕猎猛兽是否有某些禁忌？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许多民族中是肯定的。如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猎取熊，要事先进行祷告讨好的仪式，要说一些委婉语和哭泣等，这方面的人类学研究颇为丰富，无须赘言。我们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从生态伦理角度出发，中国古代的民俗想象，是否也能对猎取野兽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这方面的民俗叙事可否从生态伦理角度予以阐发？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

清人讲述，康熙雍正年间渭源农夫任四因父死于虎，誓杀百虎以报父仇，久而成业。他自少至老，总计已杀了九十九虎，可是就在他裹粮入深山继续猎虎，试图凑数满百时，却不料意外发生了：

忽一虎咆哮而至，枪不及发，四几为所噬，俄而云雾晦冥，若有神人呵虎去，兼责四过杀者。乃归而焚香沥酒告其父灵，并戒儿孙子弟：“世世勿复与虎仇也。”遂溘然寝虎皮而逝。[1]

尽管如作者所称：“盖古今因虎激成为孝子者多矣。”但打虎能手任四最终毕竟还是认识到，自己的家族儿孙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以虎为仇了。故事被《清史稿·孝义传》收载，语句较为简洁，但也郑重地书写了任四结束复仇使命的过程：“……虎骤至，枪不及发，几为所噬。俄云起昼晦，虎自去，四归祭父，戒子孙毋更仇虎，遂以无疾卒。卒时，犹寝虎皮也。”[2]故事揭示出的生态学意义是深刻的、富有警示意义的：人与野兽的对立，往往事出有因，但也应该有终结的时候。

上述具有生态美学意义的思考，在有的传闻里，进入到故事中人物的梦境，折磨着以捕杀猛兽为业的猎手，使他们不禁深感动物有灵，而丧失了继续进行捕猎活动的信心。说是当地官员文公招募关姓父子为捕狼能手，父子俩一日又进山：

神倦思寐，以火器置左右，父子倚树相对垂首眠。忽同梦一老叟，衣冠甚都，随一秃发童若奴子，闯然至前，呼关而告之曰：“伧！文公之所以豢汝者，以吾辈在耳。若歼之尽，汝从何处得杖头费？且吾族大，亦颇多材也，公请休矣！毋自贻伊戚。”言已，叱童子来夺伊火器，父子怒，与之力斗，竟不能敌，叟乃抚掌，声浪浪若鸱鸮鸣。惊醒，则一小狼衔火器他窜，一老狼怒目回视，狺狺然，良久，方逾绝巘去。父子相顾骇愕，从此入山，但发空枪以归。后卒温饱终其身。[3]

猎人与猛兽，就仿佛是一对角斗对手，互为依存。一旦猛兽灭绝，“飞鸟尽，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没有野兽的大自然是多么寂静，而猎人又是多么寂寞，可以说他之所以成其为猎人，就是因为野兽的存在。野兽的存在构成了猎人的价值，官府悬购赏银，在提高猎人身价的同时也提高了猛兽的价值。甚至，一些关于水族的民间传闻与文学描述，也充满了古人对于某些动物的亲和感，像巨蚌母题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而有的，则属于同本文所论的这些陆地猛兽类似，与人类有冲突对立也有亲和相安，号称“水中老虎”的巨鼋即是。

深得传统文化与江湖习俗奥秘的民国初年小说家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第六十三回则写蓝辛石为地方除害杀虎，虽然事出有因，但毕竟杀虎也算杀生，也有一个“满限”的时候：

话说蓝辛石见这绅士说完这一大篇话，大家都起身向他作揖，他只得回礼答道：“……无奈这孽障出世略迟了些，正在我已满限的时候，我不敢冒昧，恐怕不能收服他，反伤了兄弟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近来匿迹家中，不肯出外，就是不愿意与那孽障狭路相逢。今日虽承老友及诸位先生降临，旁的事都可以效劳，唯有这事，兄弟万不能遵命。并不是有意推诿，实在是因兄弟杀虎的限已满，勉强为之，必有天殃。”众绅士听了，都面面相觑，各人都显出失望的神气。这众绅士问道：“杀虎有甚么限满？这限是谁限的？限到何时为满呢？”蓝辛石正色道：“这种事相沿已久，并非兄弟故甚其词。从来猎人杀虎，每人至多不能满一百。兄弟十多年来，所杀的虎，已有九十九只了。自后就遇了虎，也不能动手。宋乐林父子，是河南有名的猎师，他父子平生所杀的虎豹，也不在少数了。他们只知道我没有杀不了的虎，却不知道我已杀到了限，不能再杀了。至于这孽障通神与否，在兄弟并不措意。他尽管通神，若在兄弟未曾到限的时候，也只当他平常的虎一般杀，倒也不愁他能逃出我的掌握。”……这次我问卦之后，当夜就得了一梦。梦见祖师亲自降临，苦着脸向我说道：九十九不可忘记。我在梦中听了这话不懂，正待上前请示如何解说？谁知一转眼，已不见他老人家的踪影了。我惊醒转来一想，才恍然悟出曾经杀过虎的数目来，正是九十九只。因此觉得我师傅吩咐我，一月内不可多出外，不可多管闲事，就是为这孽障。这孽障不先不后，正在我杀虎九十九只的时候出世，已断了一脚，尚如此凶横，即此可以见得他在这时出世，不是偶然的事。我既亲经师傅、祖师两次警戒，自然不敢玩忽。”众绅士见蓝辛石说得这般慎重，不敢再说恳求的话。只见蓝辛石叩了一个头起来。悠然叹道：“……本来杀虎不能满百，满百必有天殃。便是祖师慈悲，也不能逆天而动。因为有害于己，无益于人，我能拼着性命，将大害除灭，我死可以无恨。所虑就是害不能除，徒招祸患。”[4]

值得注意的是，武侠小说在此充当了民俗叙事的应有功能，违反杀戮额度禁忌的蓝辛石，如同民俗故事的“禁忌——违禁——承担违禁后果——试图逃避后果”的叙事模式一样，他很难、也没有更好的理由超越这一模式规定下的宿命，自然不能摆脱承领这违禁后果的必然命运。民国早期武侠小说对此描写非常重视，十分翔实真切：“谁知那虎乘两个苗子不在意的当儿，一蹶劣跳了起来，对准蓝辛石狠命一扑。蓝辛石正在说话，也没提防有此一着。猛然见一团黑影，从侧面朝自己扑来，哪里来得及避让呢？只连忙振左臂一挥，也对准黑影迎上去，失口一声哎呀没叫出，那虎已被蓝辛石一臂膀，挥扑一丈开外，跌下来又死了。不过蓝辛石这条臂膊，也同时如受了刀劈，亸下来血流不止，连同衣袖被虎爪抓破了一道尺来长的裂口，已伤了筋络，从此使不动钢叉了。”他成了残废，不能也不再入山打猎了。而实际上，叙事者除了暗示民俗禁忌不得违反，还蕴含着一种不可过度捕杀猛兽、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进步民俗诉求。当然，这其中还有“九九缺一”神秘意旨的生动再现[5]。

[1] 吴镇：《打虎任四传》，王葆心《虞初支志》甲编卷二，第10页，北京，中国书店，1986（影印）。

[2]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八《孝义二》，第13786—137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第六十三回《肆凶暴岗头狂发啸，求慈悲龛下细陈词》，第492—49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9。

[5] 参见王立：《“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载《南亚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