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古代人与猛兽关系，必须放到古代农耕社会历史环境之中，而不能以当今城市人的眼光来看待昔时的人与猛兽关系。如同刘鹗《老残游记》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所叙述的：
子平连连欠身道：“不敢。”亦举起杯来详细品量。却听窗外远远“唔”了一声，那窗纸微觉飒飒价动，屋尘簌簌价落。想起方才路上光景，不觉毛骨森竦，勃然色变。黄龙道：“这是虎啸，不要紧的。山家看着此种物事，如你们城市中人看骡马一样，虽知他会踢人，却不怕他。因为相习已久，知他伤人也不是常有的事。山上人与虎相习，寻常人固避虎，虎也避人，故伤害人也不是常有的事，不必怕他。”
必须要把上述叙事放到人虎之间距离很近，“相习已久”的自然生态下，才能正确、深切地体察人对猛兽的感情，而并非都是“谈虎色变”。今日许多地区还流行着俗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人畏惧猛兽，而猛兽也畏惧人，往往并非单纯地把人作为捕猎对象看待。如果把问题放到更大的生态批评与伦理话语结合的背景看，上面关于猛虎异常表现的言说成因，就更易于深层理解和解释引申。
其一，是虎理解并报答人类收养或存活幼虎的一段恩情。吴元泰《东游记》第二十五回《钟吕鹤岭传道》描写：
有郑思远者，善律历，晚师葛孝先受诸经，并丹法，居庐江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为人杀，虎父惊逸，虎子号。思远持归养之。后虎父来至思远家，跪谢之，即依思远不去。后思远出行，即骑虎父，虎子负其医书。有友人许亿患牙痛，因请思远来医，欲远以虎须数条置牙间，则思远为授之，虎伏不动。后仙去为丹阳真人。[1]
《广虞初新志》卷十九收载了冯景的《书十义事》，其中就包括虎之“义”的事迹。是某樵夫收养了虎之孤儿，这虎孤儿长大之后，却依旧牢记着恩养过自己的樵夫，居然就在关键之时前来拼死报恩：
湖南武冈山中多虎患。康熙癸丑（1673年），官督猎人穷其穴，母虎方乳子，出与猎人斗，伤数人，虎亦毙。山中人王樵入山采薪，见子虎如稚狗，饿将毙，抱归而饲之。数月虎渐大，毛色赤，樵纵之逸。自此日衔麋鹿豣兔之属，置樵扉间而去。一日樵遇斑虎攫之行，忽赤虎大吼至，与斑虎斗。樵得奔归，伤流血不止。虎来舌舐之，遂愈。
其二，有的虎就在邻近人类领地的各自平平淡淡的生活中，与毗邻的人类相处出了感情，互相依伴，又时分时聚。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就载录了一个人与虎交朋友，互敬互利、情浓意挚的故事。载录者隐约意识到其中含蕴着某种深刻的和谐生态关系道理，值得人们反思深省：
郭义官曰和者，有田在会昌、瑞金之间。翁一日之田所，经山中，见虎当道，策马避之，从他径行。虎辄随翁，驯扰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岁中数至。翁还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将至，虎复来。家人呼为“小豹”。每见虎来，其妾喜曰：“小豹来，主且至，速为具饭。”语未毕，翁已在门矣。至则随翁，贴贴寝处，冬寒，卧翁足上，以覆暖之。竟翁去，复入山，如是以为常。翁初以肉饲之，稍稍与米饭，故会昌人言“郭义官饭虎”。镇守官闻，欲见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尽仆，翁亟将虎去。后数十年，虎暴死，翁亦寻卒。……予尝论之，以为物之鸷者莫如虎，而变化莫如龙，古之人尝有以豢之，而佛老之书所称异物多奇怪，学者以为诞妄不道。然予以为，人与人同类则相戾，有不胜其异者，至其理之极，虽虫鱼鸟兽无所不同。……郭义官事要不可知。呜呼！惟其不可知，而后可以极其理之所至也！[2]
家人呼虎曰“小豹”，属于民间的“昵称”，是从毛色接近和以小为乖的角度着眼的，实际上这虎岂不就乖巧、温顺得如同小猫！虎与人又相依为命，悲喜同在，而后又与人如同亲戚一般常来常往，一切显得都非常自然，不无可能。“虎暴死，翁亦寻卒”，载录者似乎隐约意识到，其中含蕴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生命共同体的道理，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汲取。
不过也不能排除，在长期和平相处过程中，虎所具有的可驯养性被开掘出来，不仅认识熟人，还与接近它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相信下面的故事是有一定现实根据的：
圆明园离宫外，虎圈三区，坎地为之，覆以铁网。有户，可梯而下也。旁各为小柙，限以木闸。上为辘轳抽抴之。虎奴将粪除，则启闸；俟虎入小柙，则闭之。故虎奴下上卒不与虎遇。有某奴役此有年矣，亦渐狎易。一日启闸，虎入；闭闸不尽者去地尺有咫，弗觉也。既下而虎出，将咥之。奴震慑流汗，跽而请曰：“若啖我，即啖。苟念喂养之恩，毋啖我，若即入，毋恐我。”虎闻言，踌躇不决。奴又哀乞，于是虎竟入柙，不复顾。奴乃缘梯上，几堕者三四。官日供羊一头，为诸虎俸。于是奴德此虎，饲之往往倍他虎。遇有事杀虎，奴率以他虎应。此虎以奴庇，老且寿焉。后圈虎且尽，将杀虎，无代者，不得已，槛此虎以往。奴痛哭送之，谓虎曰：“命也夫！奈何？”虎既殪，奴亦寻毙。[3]
故事叙述往往以猛兽听觉感受写其行为心理潜蕴的“人心”。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动物，具有远远高于人类的听觉能力，这也是动物野外生存的需要。清人对此的形象关注，非常具有追怀古朴自然生态的意味。
其三，有的虎故事，则体现了虎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如作为某种凶兆来预示相关人物的厄运。阮葵生《茶余客话》的故事很有代表性：“曩闻齐化门外，白昼突来一虎，步军统领阿齐图带领兵丁擒捕，虎窜伏河畔苇草之中，至夜半跃出。自东便门跳城上行，至前门，由马道下城，并不创艾一人。直入年羹尧家，蹲踞屋上。兵丁燃火枪击之，始下，避入年遐龄之园，众以枪毙之。时年羹尧已败露，故先有此兆。丙午、丁未间事也，见朱批谕旨，蔡珽卷中。”[4]
再如，似乎有着伦理情怀的虎，也知道投人类之所好，李澄中《艮斋笔记》就转述过他的友人谭又欧的见闻，这故事也是发生在山西某县，是该县县令的亲身经历：
（当地）居民多穴处，所谓“陶复陶穴”是也。有山樵母子，市二豕，豢之。其母私计：及秋，当获以输租，所馀者为儿娶妇。其子乃私计：以所馀者为母治棺。母子各为计，未尝相语也。至夜，虎攫其一，食之。樵恚甚，意虎必复来，乃树栅结绳，将缚之。是夜虎再来，果为所缚。樵持大斧，开门数之曰：“吾贫人，将借此为母预后事。尔食其一，不饱耶？吾将杀汝以偿。”初，虎被缚时，咆哮甚，及闻其语，弭伏不少动。已而樵语虎曰：“吾始欲杀汝偿吾豕，今忽怜汝，不忍杀。将放汝去，恐为汝所害。汝若有知，不吾伤，当三摇其尾。”虎果如所言。时邻人聚观者甚众。樵曰：“汝辈皆归，吾将放虎去。”众大笑以为痴。遂挥斧截绳放之。又自念：虎既为我所窘辱。倘夜来图报复，以首触吾门，吾母子休矣。于是惶恐，不敢寐，于门上窗隙中觊之。至四鼓时，虎果来，樵怖欲死，目不敢瞬。久之，虎去，留一物在其门。时方晦明，不能辨。及东方渐白，乃启扉视之，一美好女子也，第闷不能言耳。樵急呼其母，置之榻。稍苏，饮以汤，始能言。云：“予某村某家女也，明日将嫁。母携之游园中，乃为虎所攫至此。”樵驰往其家，语之故。父母初不信，验之果然，曰：“天也。”遂白之官，厚妆奁归之。[5]
在此，虎的最初的攫食人类饲养的猪，是动物的本能行为；然而，一旦受到主人义正词严的责骂，虎仿佛马上就具有了人类社会才具有的社会意识，这分明是人把自己的意识投注到虎的身上，于是虎形象就具备了愧疚的情感，而虎为了补偿而送来的美女，价值高于给主人造成的损失。虎在这里，简直被赋予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可是一个人为的理想化的加工痕迹在于，虎，何以了解有恩于己之人的需要？
其四，因神秘崇拜下生发的诸多人化虎故事中，并非像大多数故事那样描写人性的异化，如何变为具有兽性的凶虎，而也有虽身形化虎而仍旧存留人心的，显示了人虎之间本来就有某种共同性，王椷《秋灯丛话》写到了某人化虎之后的诚信：
陕省孝廉某，策蹇山行，风飙顿起，一虎摇尾来，从人星散，某战栗不能移步。虎倏至，作人语曰：“君勿恐，吾乃同年友某也。往年至此，马逸惊坠，顿易形质，而家人无有知者。每一念及，痛心如割。知君过此，烦寄语妻孥，今已化为异物，勿庸相念。书室中有藏金数百，可掘取为糊口资。”言已，复潸然曰：“此时心地尚明爽，知有故人，过午即迷本性矣。君宜速行，恐逾刻不相识也。”某至其家，以所见告，咸以为妄，及掘地得金，始痛哭而信焉。[6]
其五，还有的传闻是虎先向人表示友好，救人于绝境，而后人在虎被困时回报以解救的。明代传闻称苏北彭城“义虎桥”的得名由来：
昔有人北试，道经彭城，过乡落间，见一“义虎桥”。询诸父老，曰，昔有商于齐鲁之墟者，夜归，迷失故道，误堕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视不加噬，昼则出，取物食之，夜归若为之护者。月余，其人稍谙虎性，乃嘱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难。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见，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许诺状，伏地摇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跃而出，置诸道傍，顾而悲跳。分去后，历数载，商偶经此地，见诸猎缚一生虎归，将献之官，熟视，乃前虎也。虎见之，回睨，其人感泣。遂与众具道所以，亟出重赀赎之，众亦义其所为，相与释缚，纵深山之曲。后人于其地为桥表焉。[7]
明代天启三年（1623）刻本沈璟的《博笑记》传奇，十个小剧中有一《安处善临危祸免》，写安处善因自己的忠信而恰逢义虎，船家为盗贼，谋财害命被虎吃掉。作品写出了虎有仁有义，而世间的坏人则不如猛兽。这类故事，似乎有着某种同源性，虽然地点可能有变，大致情节非常类似，但也不免有细节的增饰，体现出主干稳定而枝叶扩展的同构异质趋势：
汾州孝义县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堕虎穴，见两虎子卧穴内，深数丈，不得出，旁惶待死。日将晡，虎来，衔一生麋，饲其子既，复以餕（所食之余）予樵，樵惧甚，自度必不免。迨昧爽，虎跃去，暮归饲子，复以与樵。如是月馀，渐与虎狎。一日，虎负子出，樵夫号曰：“大王救我！”须臾，虎复入，俯首就樵，樵遂骑而腾上，置丛箐中。樵复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惧不免他患，幸导我通衢，死不忘报。”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无以报，归当畜一豚县（悬）西郭外邮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当至，无忘也。”虎颔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见樵，遂入郭，居民噪逐，生致之，告县。樵闻之，奔诣县厅，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约来耶？”虎点头。樵曰：“我为大王请命，不得，愿以死从大王。”语罢，虎泪下如雨。观者数千人，莫不叹息。知县，莱阳人某也，急趣释之，驱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顾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义虎亭”。宋荔裳（琬）作《义虎行》、王于一（猷定）作《义虎传》纪其事。[8]
故事的伦理暗示性在于，作为猛兽的虎也具有如同人那样的知恩图报意识，作为失足落入虎穴的不速之客，樵人没有趁着虎妈不在而伤害虎子，于是人虎和睦相处有了彼此信任的基础，虎妈不仅提供食物，还救人出深穴，并且虎妈还能对樵人的意思心领神会，知道按时前来享领馈赠，而樵人也不辜负虎的情谊。官员民众的感动，烘托了故事的真实性。王猷定《义虎记》异文与此类似，更为详尽，并且借助其乡先达孙公任山西孝义县知事的实历转述的，显得更无可置疑。此外昂孙《网庐漫墨》也叙述了这一故事。
俞梦蕉《蕉轩摭录·虎泪》还描写商人之妾柳初娘欲以死殉夫，每当良晨，弹琵琶寄寓哀音凄调。可是却有某人欲以势强逼相聘，初娘遂托故以遁。途中，不料因避狼，而失足堕一深穴，呼救无应：
去穴数武，别有洞天，泉可疗饥，果能采食，勿甚苦。一旦风雨萧萧，初娘有感而发，拨琵琶唱歌，凄凄切切，或怨或慕。如寒蛩鸣，如秋鸿哀；如鹧鸪泣，如蟪蛄愁。韵之清越，辞之悲惋，续而断，断而续，且诉且泣，音与哀促，泪与声齐下矣。穴中有虎蹲焉，初娘未之见，积年已久，终勿食人。忽闻声出洞中，潜出窥之。始则侧耳有顷，点头者再；继则翘首悲咽，迨到凄紧处，不觉大嗥一声，泪如泉涌，泻奔满地矣。初娘惊顾，骇绝，久之渐苏，朦胧视虎，犹伏地作凄怆然。初娘心始定，然终虑不免，勿稍动。而虎则以头叩地，以前足作摇手状，若曰“勿畏我也，我勿食尔”者。初娘会其意，即曰：“汝果勿我害，当退数步。”虎则点首，退步洞以外。有小虎奔吼至，欲吞初娘，而老虎则遽前护之，初娘以是知虎之无足畏也。数日后，初娘复弹琵琶，行人闻而窥焉。初娘以实告，并乞援救，行人以索投穴。初娘刚出，虎至，若挽留状，行人大骇逸去。初娘复谓虎曰：“去去复来！”虎不忍其去，夺琵琶入穴。
初娘既离虎穴，即抵都，依叔营生。为王子所窥，叔将献之。初娘谓叔曰：“吾闻之，富贵叶上露耳，节义乃山川钟毓烈气，岂偶然哉！吾身可夺，吾志不可夺也！”勿听，复抱琵琶他往。王子怒，拘之归，婉谕之。初娘以琵琶击伤王子额，复自触柱求死。遂大怒，命众执缚斩于市。令出，缚初娘至市，初娘大笑曰：“天下那有改节的是，守节的不是，而欲杀之乎？”众方愕然，忽大风迷目，腥恶异常，风过处，一巨虎衔一琵琶至，众各奔散。虎释琵琶，衔初娘去，复回首欲取琵琶，进退踌躇，一小虎至，衔琵琶去。见者惊绝。后其叔将逝，见初娘跨白虎，抱琵琶，卷发鬅鬙，拍手一笑而过，音容不可复得矣。
相对于亲情浇薄、世情险恶的人类社会，深山虎穴的生活竟然显得至为纯真、和善与朴质。母虎偏怜人类的女子，小说借助于富有同情心的“虎泪”，衬托出了人世俗子的色欲之心、财欲之念，似乎，并非猛兽缺少情商，而恰恰是标榜自己是天地之主的人类缺少情商，缺少相亲相近的吸引力。如同作者感叹的那种至情古朴之风不再：“安得斯虎泪一掬，以疗彼残忍成性者！识者曰：而今亡矣！凡今之世人尚不肯听琵琶，安望虎之点首听弹而落泪满地哉？呜呼！”[9]
是否真的存在这样奇异的生活事实，在民俗叙事中已经不再重要，民俗心理也不会去计较。重要的是故事呼唤着一种相待以真情、彼此宽容相安的生态理想，呼唤一种相对于人类社会为眼前的功利而异化了的善良本性。而有关声音惊动虎的传闻，也并非付之阙如，徐珂《清稗类钞·动物类》就记述吴虚壑：“尝夜读有感，抚案痛哭，闻窗外有物腾突去丛薄，作摧裂声，簌簌动人。次日见篱上虎迹，大小不一，谷口农家之犬豕皆为虎攫去，盖虎闻虚壑痛哭而惊走也。”
这类故事在古代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真实性，似乎也有一定的现实根据。有关专家曾援引放龟复返、狼窃猪仔以之与人换狼崽的真实新闻，认为是在实有其事基础上加以渲染的：“老虎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是不伤人的，而且通人性，富有智慧。母虎在以野生动物育子的同时，将剩的肉，给落入虎穴的人吃，是可能的。它懂得人求救的心理，同情人救人，也是可能的。兽通人性，已不止一例，人兽之间的情意相通，十分感人，因同时有几个人为此义虎歌行、作传。……这些记载令人感动，并使人更深刻地领会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神秘关系和人之所以对龟虎等灵兽的神化的自然基础，有益于人类对动物的进一步爱护、研究，并重视它的对人的教化作用，从而回归自然、寻其自然真善美之至性。”[10]还应该看到，猛兽在回到巢穴后，看到自己的幼崽没有被人伤害，也就对人亲近起来，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对此，早有《搜神后记》载录的熊母报不杀熊子之恩：
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来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得果栗，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以著此人前。此人饥久，于是冒死取噉之。既转相狎习，熊母每旦觅食果还，辄分与之，此人赖以支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于是跳出，遂得无他。[11]
这里，熊作为有情猛兽的角色行为，与有情虎的行为，大体上并无不同。对此，清初一个重要的传播者宋琬（荔裳），对情境故事不仅亲自写作诗歌，还口头谈论；而上文提到的明末王猷定（1598—1662）晚年所作《义虎传》，披露了传播方式和扩散的起因：“辛丑（1661）春，余客会稽，集宋公荔裳之署斋。有客谈虎，公因言其同乡明经孙某，嘉靖时为山西孝义知县，见义虎甚奇，属余作记。”故事叙述的过程较为详尽：
县郭外高唐、孤岐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丛箐中，忽失足堕虎穴。两小虎卧穴内。穴如覆釜，三面石齿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许。藓落如溜，为虎径。樵踊而蹶者数，彷徨绕壁，泣待死。日落风生，虎啸逾壁入，口衔生糜，分饲两小虎。见樵蹲伏，张牙奋搏。俄巡视若有思者，反以残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饱，朝必及。昧爽，虎跃而出。停午，复衔一麂来，饲其子，仍投馂与樵。樵馁甚，取啖，渴自饮其溺。如是者弥月，浸与虎狎。一日，小虎渐壮，虎负之出。樵急仰天大号：“大王救我！”须臾，虎复入，拳双足俛首就樵。樵骑虎，腾壁上。虎置樵，携子行。阴崖灌莽，禽鸟声绝，风猎猎从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顾，樵跽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惧不免他患。幸终活我，导我中衢，我死不忘报也。”虎颔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视樵。樵复告曰：“小人西关穷民也，今去将不复见。归当畜一豚，候大王西关外邮亭之下，某日时过飨。无忘吾言。”虎点头，樵泣，虎亦泣。迨归，家人惊讯。樵语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见樵，竟入西关。居民见之，呼猎者闭关栅，矛梃铳弩毕集，约生擒以献邑宰。樵奔救告众曰；“虎与我有大恩，愿公等勿伤。”众竞擒诣县，樵击鼓大呼。官怒诘，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请验之，如诳，愿受笞！”官亲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点头。“大王以赴约入关耶？”复点头。“我为大王请命，若不得，愿以死从大王。”言未讫，虎泪堕地如雨。观者数千人，莫不叹息。官大骇，趋释之，驱至亭下，投以豚，矫尾大嚼，顾樵而去。后名其亭曰“义虎亭”。王子曰：余闻唐时有邑人郑兴者，以孝义闻，遂以名其县。今亭复以虎名，然则山川之气，固独钟于此邑欤？世往往以杀人之事归于猛兽，闻“义虎”之说，其亦知所愧哉！
张山来曰：人往往以虎为凶暴之兽，今官此记，乃知世间尚有义虎，人而不知，此余所以有《义虎行》之作也。[12]
可见不同异文之间，可以互相补充，而宋琬（1614—1674）的《义虎行》作为韵文，增加了叙事内容和诗人的感受，则不免呈现更多的民俗想象的神秘成分：
汾水有樵客，刊木登崇冈。霜浓崖谷滑，身坠虎穴旁。虎子未离乳，牙爪无锋铓。仓皇觅所见，峻壁如堵墙。久之白额至，万壑风飞飏。口衔半体物，不辨鹿与麞。磔裂饲其儿，何用舂糗粮！回身睨生人，怒目森电光。少焉咆哮息，若有所思量。便掷所馀肉，授客使客尝。有客不敢饱，惴惴临镬汤。母子竟酣寝，月晓山鸡鸣。客心私自忖，朝餐我其当。宁知了不顾，一跃凌大荒。还期每亭午，命食遂为常。晨昏得暂饱，饮血为酒浆。月馀负子行，学步恣腾骧。樵客守空穴，长恸呼穹苍。为德何不卒？主人忽我忘。熊豹倘来居，何肯效慈良！不尔亦饿死，吾其葬此方。俄顷载之出，耳畔松杉香。茂林绝鸟迹，日色曛以黄。蹩躠向虎拜，叩头启大王：
“贱子姓甲乙，家在县南厢。析薪糊八口，失足践贵疆。恭承不咥恩，惠养兼扶将。前身尔当省，或是父与兄。辞家日已远，父母倚闾望。我言若可解，送我归故乡。”
祝罢向前导，果至来径旁。行行将告别，主客两彷徨。樵言感再活，报德愧微凉。到家卖千斧，肥羜充尔肠。郭外古瓦寺，夹道双白杨。来月月三五，飨汝亭之阳。虎也颔者再，相视泪浪浪。匍匐返篷至，家人惊且藏。挥手唤其妇，人也几为伥。张灯进麦饭，痛定话端详。邻里半疑信，瘦削类巫尪。贫家乏刍牧，自典粗布裳。鸾刀未及奏，猛兽多宵行。然诺怀一饭，摇尾来通庄。市人竞攘臂，摐金骑屋梁。不复施钩楯，罟网已在纲。须臾遭急缚，献捷跻公堂。县宰曰杀之，庶以惩不祥。樵客闻此言，槌鼓膺锒铛。长跪告明府：“大恩安可笺！”对虎话畴昔，阶前如聚商：“大王犹在口，为我受兹创。乞命于神君，微躯请代僵。”宰也嘉其义，解缚忍尔伤。爰造所期处，高俎陈饩羊。舔啖尽晷刻，逝矣何跳梁。观者隘衢路，童叟纷趋跄。亭名曰“义虎”，刻石传郊坊。楚国谷於菟，书传非荒唐。作诗表厥异，愧彼中山狼。[13]
然而到了昂孙《网庐漫墨》里，故事却更加膨胀起来。为了强调这一传奇性故事的真实可靠，叙述者还要特意说明故事的传播来源：“吾乡先达孙公嘉猷，明代之名孝廉也。嘉靖时，选授山西孝义县知事，清慎勤廉，邑之人奉若神明焉。其裔孙孝侯，为钱唐诸生，迁居武林，已三世矣。癸卯夏，余与二三友人避暑于西子湖畔，孝侯是时尚肄业诂经精舍，与予朝夕过从，久之益相得，恒述其家世，故孝廉之政绩，余闻之綦详”，实际上，则属借助于旧有的故事框架进行生发，甚至增添了一些似乎必要的心理描写：
据言，孝义县负山而城，郭外高庙、孤歧诸山，虎穴甚多，采樵为之裹足。乡民李攸，贫而孝，家有老母，双目尽盲，攸善事之。然生计困难，隔日不举火。不获己，乃采木贷薪米，出入高庙以为常。一日朝行菁丛中，举足偶不慎，误堕入虎穴，魂定省视，则两小虎卧穴内。穴如覆釜然，三面石齿犀利，前壁稍平，高约丈许，藓苔肥滑，殆虎径也。攸再跃再蹶，自分必死，惟念死亦有数，所痛者老母无人奉养耳。始焉而悚，继焉而悲，终乃大恸，号啕之声，山谷为震。一豁目间，则虎已逾壁入，口衔生麋，分饲乳虎，见有人在，蹲伏张爪，势将奋搏。攸惊骇无措，骨战不能声。不意虎熟视者再，一若有所动者，敛爪拾残肉，示攸以饱食状，自是入抱小虎卧，不复以怒目相向矣。
攸私忖曰：是必虎腹已果，而延予一夕之残喘也。诘朝起视，则虎已远出，整午始归，口衔一鹿，饲其子已，复分食攸，攸竟得不死。然心念老母不已，惟默默祷天而已。如是者月馀，渐与虎狎，而二小虎亦渐壮，虎尝负之出游。攸忽会意，曰：“出险与否，在此一举。”一日虎复负小虎出，攸紧攀虎足，若哀求者然。虎点首，复入穴内，俯身拳足，示攸跨其背，俄而一跃腾壁上，得复见天日。既出穴，虎置攸携子，周行阴崖。风声猎猎，声势万险，攸心益急，乃踵虎而跪哀之，虎会意，导攸入熟路。攸别虎曰：“我一西关穷民也，家有老母，不知生死，一别之后，当不复再见。感荷厚德，无以为报，倘得母子重圆，当宰一豚，候于西关外三里邮亭下，届时过飨，无忘吾言。”言已，攸泣，虎亦泣。
迨归家，则其母依邻人食，闻其子来，且惊且喜，攸具告以故。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而虎已先至邮亭，不见攸至，乃闯入西关，居民奔呼，猎者生擒之，将以献邑宰。攸哀告曰：“虎有大恩于我，愿无伤！”众不听，攸乃击鼓自首。孙公怒，诘其状，攸曰：“令若不信，乞一验真伪。如谎，愿受笞，虽死不惜也。”孙公曰：“姑从所请。”攸遂奔于虎前曰：“救我者非子耶？”虎点首。又曰：“子以赴约入关耶？”虎复点首，攸曰：“然则当为子请命，不得，以死从。”言未讫，虎泪坠地如雨，攸亦相抱而泣，观者几千人多为之泪下。孙公大骇，下堂释之，并令衙役送至于邮亭。攸复报以豚，虎背负而去，去数十步犹频频顾攸。役以报孙公，孙公甚义之，遂榜其亭曰“义虎亭”。
乡民李攸在此情境中，可能产生那样的心理活动，可是这虎又是怎样听懂人类的语言呢？难道全靠兽类的直感来心领神会？特别是那种具体时间的约定该如何解释？这当然是叙事者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印记，“他者”视角审视猛兽行为的想当然的民俗叙述。而“虎泪”是否真的能为观者几千人所能见到，并为之“泪下”？显然，这是彼时人们心目中的通达人情的侠义之虎，被叙述者有意地拟人化、神秘化了，成为世俗徒众教化感召的传奇性楷模。故事不断在旧有核心内容上增殖、扩展，证实了这题材是多么具有符合人们生态理想与伦理期盼的内蕴，故事的审美张力与民俗暗示性，无须进行“过度阐释”，就会妇孺皆知。
[1] 吴元泰编著：《东游记》第二十五回《钟吕鹤岭传道》，《四游记》，第2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归有光：《震川集》卷四《书郭义官事》。
[3] 乐钧：《耳食录》二编卷一《虎》，《耳食录·耳邮》，第18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4] 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二十《白昼来虎》，第623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5] 参见［英］白亚仁（Allan Barr）：《略论李澄中〈艮斋笔记〉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共同题材》，载《蒲松龄研究》，2000（1）。
[6] 王椷：《秋灯丛话》卷十三《化虎》，华莹点校，第219页，济南，黄河出版社，1990。
[7]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一《虎》，第735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8]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二十《义虎》，第4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陆林主编：《清代笔记小说类编·精怪卷》，第297—298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10] 汪玢玲：《中国虎文化研究》，第163—164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 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第5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张潮辑：《虞初新志》卷四，第61—6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13] 《宋婉全集·安雅堂未刊稿》，辛鸿义、赵家斌点校，济南，第326—327页，齐鲁书社，2003。参见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第17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