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动物、昆虫之间的“一物必有一制”，这是古人对于动物界、昆虫界自然生态现象观察所得出的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总结。唐代传闻毒蛇受制于蝦蟆状的怪物：
物类相克的道理，被当成人类感知外物的一个可以推而广之的经验，人们还将书本知识与现实体验会通理解。蛇畏惧蜈蚣，就是一个今日难于观测到的细微生态现象，而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唐代，不难遇见到，于是“物各有所制”的普遍性生态伦理，就这样被提炼出来：
《庄子》言“即且甘带”，即且，蜈蚣；带，蛇也。初不知“甘”之义。后闻昆山士子读书景德寺中，尝见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跃至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动。蜈蚣以左右须入蛇两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谓甘者，甘其脑也。闻蜈蚣过蜗篆，即不能行。盖物各有所制，如海东青，鸷鸟也，而独畏燕。象，猛兽也，而独畏鼠，其理亦然。[2]
值得注意的是，“所制”的现象，往往并不是现实世界通常情况下的“丛林原则”，即强者生存、强者以强胜弱；而恰恰是弱势生态主体的一方，因天生是某一强势生态主体的“天敌”，因而能“以弱胜强”。外表上看到的“强势”与“弱势”，其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制人”“为人所制”，才是几乎不可更替的生物竞争原则。
因而，清代有人将此归结为某种生态主体与特定物质之间，有着彼此相克的禁忌，即所谓的“物性之违”，指出：“物忌：獭饮酒而毙，猩猩饮酒而仆，虎食杨梅而醉，猫食薄荷而醉，鸩食桑椹而醉，雀食木鳖而醉，熊食盐而死，鱼食巴豆而浮，鸲鹆食豕肉而疯，猫食黄鱼而癞，狗食木鳖而死。此皆物性之违也。”[3]这是一个具有几乎无限小前提的“三段论”，大前提和结论，则总是既定的；而小前提是一个可以不断增补的，这实际上成为一个标示动物“禁食之物”的实用性图谱：
问题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念下，这些生态知识被运用到了如何运用某一物质，用以麻醉、捕食这些动物上。切不可轻看动物们被“醉倒”的后果，那就意味着束手就擒，失去生命。
其次，是某种植物对某一动物、昆虫非常不利，或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毒物，人们也就尤为关切地发现能克制的植物。如花椒（胡椒）能对付毒蝎，雄黄可让偷袭来的蛇毙命，竟然都是无意之中的一个收获，载录者也不能不为之惊喜：
某山溪有石，卧道左，或偶近其旁，辄青伤遍体，叫号而绝，众莫解其故。适一叟负椒囊，过而憩焉，见者惊相告语。叟曰：“坐此已逾时矣，何害？”共发石验视，有尺馀巨蝎死焉。向者皆中其毒，椒性辛辣，足以制耳。又某村寺，宿者多死，渐致颓废。有雄黄贾，夜行失道，入而假寐。黎明，见佛口中有物蜿蜒下垂，谛视之，蛇也。蛇畏雄黄，触其气，遂酥软不能动。鸣于众，拽出扑杀之。[4]
与此类似，雄黄能以毒攻毒地让蛇类失去正常状态，也是为人熟知的。白蛇系列故事中的许仙，就是无意中用法海赠与的雄黄，让白素贞现了原形。
其三，是某种物质对动物、昆虫有克制功能。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称：“王沂公之先为农，与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饮，先后至失酒，顾草间有醉蛇，倒而捋之，得酒与血，怒而饮焉。昏闭倒卧，明日方醒，视背傍积虫成堆，自是无虫终身。”饮蛇酒而自此之后“百毒不侵”，开启了武侠小说服食增功力的思路，如郭靖吸食梁子翁宝蛇之血后，便终身于毒有了免疫力。承接上述思路，清人也注意揭示，某些物质，对于某类生物、物质有较强的妨碍作用。这不仅是生活经验的实用性总结，也是“物有所制”的广泛的、带有警示作用的印证：
驼粪烟，可杀蚊虫壁虱。槐树生虫，雷鼓于下则尽落；以芦束置青石上，筑之易碎；芦席盖碑，经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铁器与柏木尸气，故妇人带入丧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炉插线香，灰实不入，松易倒，惟二头俱燃，灭一头插之，易入不倒。围炉炭烈，分开易灭；不分又炽，用毛纸一幅，置于火顶，烧过灰存，则火不焰而四布。[5]
其四，某种食物引起不良反应，甚至中毒，也往往有对应的东西可以化解。元代就有如此经验之谈：
凡食河豚者，一日内不可服汤药，恐内有荆芥，盖与此物大相反；亦恶鸟头附子之属。邓在江阴时，亲见一儒者因此丧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胀死。尝水寝试之，经宿，颗大如芡实。世传中其毒者，亟饮秽物乃解，否则必亡。又闻不必用此。以龙脑浸水，或至宝丹，或橄榄，皆可解。后得一方，用槐花微炒过，与干燕支各等分同捣粉，水调灌，大妙。[6]
而在一些相对偏远、物候出产与中原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类博物知识就特别需要。明代陈全之就敏感地将这类传闻收录：“高、廉等处多毒虻蜈蚣，被伤者服香白芷、五灵脂、雄黄末，蓝澱汁傅之。蜈蚣入喉，小猪儿断喉取血，或鸡血饮之，再饮生油一口即吐出。蛇入口并七孔子，割猪母尾沥血口孔中即出。卒为蛇绕不解，用热汤淋之或人尿治之。”[7]按，据雍正《广西通志》卷一二八，此条出自《岭南卫生方》。这些牵涉到特殊生态主体习性的知识，实用性强，了解它们的克星，可备不时之需。
其五，与上述第一点相联系，既然发现了可以“相制”的物质及规律，那么，就可以将“相生相克”观念运用于巫术思维支配下的法术。对此，民俗学家概括为“秽物驱邪”法术。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用牲畜的粪便、用人粪尿、用与女人有关的秽物驱邪。而这些物质，都与许多医方相联系，例如：“几乎所有的牲畜粪便都可治疗夜啼、客忤儿等儿科疾病。这类疾病在巫医看来多与中邪有关……几乎所有的牲矢都可医治皮肤疾病。这一现象与古代巫术传统密切相关。西汉巫医已经惯用豕矢、鸡矢、鼠壤涂抹漆疮，他们的咒语明显地反映出这一巫术意识，即漆鬼像人一样害怕脏臭，使用这些秽物就可以把漆鬼赶走；漆鬼逃走，漆疮自可痊愈。”[8]
而关键在于，所用的“法物”为何。而有的法物，还需要经常备在近边，应不时之需。如宋人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所载：“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尝畜两彘，谓之‘神猪’。熙宁初罢之。后有妖人登大庆殿，据鸱尾，既获，索彘血不得，始悟祖意，使复畜之。盖彘血解妖术云。”而动物其物种属性间相克的原理，往往是从自然界现象中体验并发现的。
这一含有内在合理性的法术，被运用到了古代战争的实战描写场面，成为明清通俗小说难能可贵的“看点”，也是说书人获得擅其胜场空间的添枝加叶之处。明代清溪道人小说《禅真后史》写骨查腊败阵逃窜，被一汉手持木匣拦住去路，揭开匣盖：“匣里突地跳出一串黄鼠来，满地打滚。骨查腊那马见了，蓦地里打了一个寒噤，浑身黑毛根根竖起，把四只蹄子一堆儿蹲倒，伏地不动。骨查腊心慌，挥鞭乱打，那马紧紧闭着两眼，莫想他移得一步。……”原来这放出黄鼠惊吓敌将战马的汉子，就是关赤丁，而骨查腊因此受伤被擒。事后关赤丁回答“此马见了黄鼠惊伏不动”的问题，颇有“一物降一物”的民俗意趣：
关赤丁道：“这马名墨顶，出于西番哈烈国中，神捷善行，路遇虎豹则相斗，逢蛇虺必践啮，渡水登山，如行平地。但所畏者，惟黄鼠耳。”秋侨道：“看这黄鼠，尖嘴薄舌、鬼势贼形之物，有甚技能，马反畏之？”关赤丁道：“西番黄鼠与中国不同。那鼠扁头搭耳，细齿长唇，吐舌如蛇，飞行似箭，穴于沙土之中，遍处皆有。黑夜间钻入马耳内，扑食其虱，直钻耳根深底，其虱不尽不止，故马屡被鼠伤，血肉淋漓，数日不吃水草，伤重死者有之。凡牧马番奴，白昼寻睡，夜则坐守。特觅咱这里黄鼠骇之，畜生果惊伏不动。北方俗谚云：君子弱白丁，良马畏黄鼠。咱收买马时，番人说知其故。若非此法钳制，必被骨查腊走脱矣！”秋侨道：“凡天下至凶之物，必有制伏者。聆君之言，足广识见。”[9]
如果不是对于西域草原的物态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出国购买良马时顺便做出的“田野调查”，怎能想出这种中外结合的妙策？小说在主要叙事线索进程中，穿插此类具有知识性的博物之笔，调节了叙事节奏，也会有效避免单纯叙事的枯燥冗长，使得读者的知识需求得到满足，对此有一定知识准备的读者也因此获得深会我心的畅快。
[1] 李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九引《北梦琐言》，第3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 陆容：《菽园杂记》卷六，第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惠康野叟：《识馀》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二册，第282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4] 王椷：《秋灯丛话》卷六《药性制毒物》，华莹点校，第94页，济南，黄河出版社，1990。
[5]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物之生尅》，第629—6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食物相反》，第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陈全之：《篷窗日录》卷一，第4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8]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第二章《古代巫术灵物与一般辟邪方法》，第162—17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9] 清溪道人编次：《禅真后史》第三十一回《黄鼠数枚神马伏，奇童三矢异僧亡》，第237—238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