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筑堤防汛御灾实践的体验，深化了民间对柳的植物神崇拜，清代甚或出现了柳神（植物神）与水神（动物神）斗以护民的传说。《蝶阶外史》称，清仁宗嘉庆六年（1801）保定府新安城被洪水围困，官民们在城上聚观汹汹水势，不想却目睹了柳神与河中水怪之间的一场仇杀：
……忽守城人一男子陡起，曲踊距跃，张目披发，指水中厉声曰：“我柳神也！尔欲趁今年水势与吾寻仇，生死我当之，一城老稚何辜，遭汝荼毒？行将聚吾族类，歼尔大河之南！”且跃且号詈。水中旋露一兽，首大如轮，似龙似狮，额端四角森立，长七八尺，触城西北隅，自颠至底，横裂五六尺，水牛吼而入。柳神以手掬土，向裂处略一簸扬，以足盘辟其上，裂处旋合。又折柳枝指城下曰：“汝真不去耶？”怒掷水中，倏见千万柳枝，逆流旋转，势如万弩，矗然刺水。波涛鼎沸，西风狂起，云雾冥蒙，日为改色。食顷，水作深赤色，腥闻于天，血淋漓溅雉堞间，臭秽不可近。孤城震撼，洪涛海翻，万目攒观，相顾失色。瞬息间，狂波北奔，水痕顿减数丈，旋见土隍已露。新安城故临河，又瞬息水归故道，特与堤平耳，回视城裂处，坚好如初。合城相庆，莫解所由。……[1]
这体现了抵御洪水灾害、护佑人类的植物神，奋力向化身怪兽驱动洪水的动物精怪的搏斗，实际上是人类依靠自然资源抵御自然力报复的民俗象征、仪式展演。故事中的柳神幻化一男子混迹人间，在洪水肆虐的关键时刻，跳入水中与其厮杀并最终战胜水怪，令泛滥的洪水回复故道。柳神有人的生活、人的感情、人的善恶观，是活生生的富有主体意识的生命体，他对于随意扩张自我势力的水神予以暴力的反击，成功地平衡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为确证此惊心动魄传闻，作者还特意记述百年前一个“感生神话”：某村女洗亵衣时，因坐一老柳树上，怦然而感，孕十八月，女死，其兄亲见绿衣人，绿面绿发，高丈许，呼己为舅，称百年后“城有水厄，我当来护之”。作者力证柳神威力及其与凡人亲缘，意在表明柳神威能，然而也昭示出人与植物难以分离的深厚情谊和整体利益，具有潜生态意识。这一人们尚重视不足的传说，当是运用柳作为治水工具的长期功用积累到一定阶段的精神意义的升华。
清人还写到柳仙斗野龙，也因抵御洪水之患而起。这里的野龙名敖倒世，东海龙王十代玄孙，而柳仙名叫“柳垂青”，是奉吕洞宾法旨前来救灾除害、解救泗州城百姓的。柳仙身穿虎皮战裙，在济小塘帮助下以智斗收服野龙，命其退去泗州城外的滔滔洪水：
济小塘发了七次掌雷，野龙把那金鳞乍了七乍，柳仙就收去七片金鳞，野龙只急得怒发如雷，咬牙切齿说：“穷酸，你怎敢破我的七片金鳞！今日不生吞你，誓不再居水府。”言罢出离水面，飞奔小塘，小塘忙把柳仙给他的葫芦、绒条一齐撒去，自己隐在敌楼之中。那葫芦迎风就变，变得与小塘一般，在那里端然站立。野龙不辨真假，扑到跟前把个假小塘吞在腹内，回头就走。柳仙看的明白，忙现法像，骑在野龙背上，说：“野畜哪里走！”野龙此时怒气未患，把身子一滚，想把柳仙翻下水去，柳仙念动真言，那个如意葫芦在野龙腹中变成五把钢钩，抓住心肝。那绒条变成一条铁索直到咽喉，野龙觉着有件东西在嗓子之内，不由地把口一张，那索子从口内掉出半截。柳仙一见，把野龙头上独角用手抓住，往怀里一扳，伸手抓住索子，提了一提，疼的个野龙声如牛吼，只叫放生。柳仙说：“野畜，还不与我退水，等到几时？”野龙不敢不从，吩咐水卒将水退去，柳仙请了四位揭地神来，把野龙拉到东门以外，推入塔下枯井内。[2]
柳神与法师济小塘一起将肆无忌惮发挥个人威力的野龙，“推入塔下枯井内”，成功控制洪水危害。在这里柳神扮演了黎民百姓保护神和维护生态环境“警察”的角色，这岂是与柳的植物神崇拜无关？而且，水神崇拜与柳的植物神崇拜，在此也是呈现交织互融的倾向。柳还可在求雨济旱仪式中发挥神物的特殊功能。清人朱珊元《鞭龙行》有祈雨记实：
入秋不雨六十日，官吏皆言龙旷职。嗟哉民物谁实司，归咎于龙龙何辞。缚刍绘纸龙体具，鳞甲离披廓然巨。手持柳条三尺来，神物忽遘无妄灾。一鞭雷声起，再鞭雷声止。三鞭黑云聚复散，但有愁风吼残纸。噫吁嘻！世事薄，天罚深，作威不服神龙心。其雨其雨雨何有，明日龙潭又杀狗。[3]
足见，与降雨密切关联的神龙，也惧怕有着近水、能引水尤其是阻挡限制水流等特殊威能的柳条枝。
柳条枝在治河防灾中的实际应用，是就地取材的改革，也必然带来沿河两岸的生态压力。张麋《柳枝行》昭示出，柳枝不仅直接有护堤作用，还被作为治河劳动力的炊饭烧火之材：
河堤自古铁与石，近日河堤柳枝塞。前岁河工未告成，今年柳扫又颁行。官粮一石柳一束，三倍秤来犹不足。胥吏如狼横索钱，催头那顾人家哭。杨柳青青满旧堤，连年斩尽不生稊。满船载向湖边去，积久堆堆化作泥。君不见邵伯镇南几千户，晨炊半是吴陵树。[4]
柳树资源被大量无意义地白白耗费，种柳栽柳也就成为一种“政府行为”，冲击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不说，只管倡导栽种而不顾资源保护的生态破坏行为，对柳树的正常生长也是一种摧残，柳资源供不应求，也就不可避免，张问安《种柳行》实为一种控诉：
二月农民事农亩，官服下来催种柳。吏持白梃横驱民，民来稍迟吏怒嗔。八口辛勤仗牛力，欲避鞭笞惜不得。柯条露载千车驰，牛行不前民涕垂。种柳年年竟成例，柳苦难为一岁计。涂朱置堡空无人，夜寒守望还需民。豪猾连云近城住，公然昼伐道旁树。村童拾屑供厨烟，夺还还诈童父钱。民业抛荒吏**，秃柳无枝官不问。吁嗟乎！安得一官常十年，坐看柳色青到天。[5]
人在政存，地方官的短期效应是柳为代表的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缴纳柳枝一旦成为一种硬性的任务摊派，丰富的柳树资源也就遭到了难于控制的搜掠，姚文焱《柳梢行》所展示的画面，也令人心酸。治河带来的物质需求，代价沉重，其中就有柳为代表的植物资源被无节制地耗费：
春风杨柳枝枝绿，秋风杨柳枝枝秃。黄河啮堤塞敢后，卷柳为箒高于屋。府帖下县县下村，村小亦需数万束。出柳之村仍送柳，丁男尽挽牛车走。流汗举踵不少休，载取民膏到河口。吏胥收柳横索钱，无钱自向河边守。嗟乎！百姓虽劳乌可已，瘁瘏莫怨黄河水。君不见昨岁江南造海船，伐木丁丁数千里。[6]
清人的如此写照，勾画出了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社会原因，具有超越时空的生态学意义。鉴于此，我们应该重温一下社会学家布可钦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其实意味着生态学之外的更大更紧迫的社会危机，即等级的、统治与被统治、家长制的和阶级的矛盾加剧和发展。”“要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只有依照生态的路线、以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为指导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方式才能实现。”[7]这对于我们正确审视柳所代表的中国古人的植物观念内涵，大有裨益。
福柯认为，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8]。柳这一“文化丛”背景下的民俗传说故事，若以生态学角度予以解读，也是如此。
综上可见，柳的易栽易活郁郁青青的蓬勃生命力，使生命个体产生的羡慕向往之心是合情合理的。阅尽沧桑的古柳，也令人想起人世长者的阅历丰富。不难看出，如同以诗词言情为主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一种“柳文学”，中国叙事文学史尤其是与灾害、禳灾民俗密切相关的风俗史上，也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丰富的“柳文化”。柳是代表着生机勃勃的植物，就连宋代理学家程颐也从刚发芽的柳树，谈到了“生”“仁”，他担任宋哲宗老师时，明确制止其折柳枝。而柳文化事实上也是跨文化跨地区传播、濡化和互动的。以民间崇拜为主的柳传说，吸收改造外域宗教生态文化，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柳文化之中的神秘崇拜部分，从而为柳文化不断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
[1] 高继衍：《蝶阶外史》卷三《柳神》，《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七册，第388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影印）。
[2] 倚云氏：《绣像升仙传》第七回《青鱼精戏弄小塘，独角龙水淹泗州》，第32—3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3] 张应昌：《清诗铎》卷9，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张应昌：《清诗铎》卷9，第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张应昌：《清诗铎》卷9，第175—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6] 张应昌：《清诗铎》卷九，第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Murray Bookchin：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Black Rose Books，1990，P.163—164。
[8] ［法］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第4—5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