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龟的行为还给人类世界以预警、启发，总之，蒲松龄以降，清人对待巨型水族的态度非常矛盾。
首先，清代中后期，大鼋传说还进入到治理河道的相关故事中，报恩成为对于巨鼋神异能力的实用性期盼：“予亲家张开士牧宿州，奉旨开河，掘地得鼋，大如车轮，项系金牌，镌‘正德二年皇帝敕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鼋两眼深碧色，背壳绿毛寸许。民间聚观，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风雨飒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馀丈。”[1]
这里描写的巨鼋重情重义，不仅继承了早在先秦就有的水族梦中求救的传统，而且具有知恩图报的美德，据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一《劝戒近录》写阮元出生，是因翁湘浦先生屡行阴德：
有友人买一鼋，重可数十斤，方欲宰而烹之，翁适往，见鼋畜于盆，昂首视翁者良久，异之，谓友人曰：“此鼋值若干，盍为子转买之乎？”友曰：“汝喜可持去，不论值。”翁曰：“吾明日治餐相邀。”即以此奉敬。翼日，瓮以红线纫鼋足为记，诣江放之。他日语友曰：“吾已烹鼋食之，不获奉邀，恕罪。”乃偿其值以归。越数日，翁复见红线鼋悬之市，仍买而放之。越数月，又有持鼋鬻于市者，翁熟视红线犹存，复买而远投之深渊。是夕，梦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于前曰：“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数救，赖以生全脱难矣，后当相谢。”及阁老告退时，心切救人，尝创制红船多只，护送渡江者，活人无算。一日，阁老往镇江，遇飓风，折桅，舟几覆，正仓皇莫措，忽一大鼋带数十小鼋，拥舟至岸而免，此所以报与。[2]
值得注意的是镇江一带水域，一直到了清代后期，依旧属于水兽传闻的多发之区，而尤以大鼋为核心。陆长春（1810—1867）《香饮楼宾谈》卷一“鼋将军托生”的故事也讲述：
仪征阮文达公封翁，慈祥好善，施舍不吝，尝于市中见大白鼋，牙侩将解肉以售，翁悯之，买放诸江，凿银牌为记。逾年，翁梦衣冠伟丈夫告曰：“我鼋将军也，前蒙君惠，得免刀碪，今又悬诸市中，乞救我。”翁醒，坐以待旦，凌晨趋市，则鼋已解，视银牌尚存，嗟叹而返。一夕，篝灯坐，见大鼋塞门而进，倏忽无睹，而婢媪报夫人生公子矣，翁知是鼋来托生，故名之曰“元”，即文达也。[3]
某人前生可能是老鼋，鼋亦为人转生之一种，以此警示世人不可乱杀水中生灵。此可为调节生态平衡保护稀有动物的古老而有效的招数。
至于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二叙“鼋移家”，更载录了巨鼋与人类的交往和友情，它们居然十分注意与人类沟通对话的基本礼节与方式：“予友邵某附粮艘北上，舟泊黄河，候翌日放闸。薄暮，有老翁持红柬谓闸官曰：‘明日，贱眷移居，槽船乞暂缓放行，毋致拥挤。’言讫不见，官甚异之。次早，见有巨鼋无数，蹒跚渡闸，最大者侧其身而过，自朝至晡，络绎不绝。粮艘不敢搀越，俟过毕乃行，昨所见老翁，盖鼋神也。”[4]如果不是人们对于大鼋以及大鼋的故事传闻较为熟悉，又有特殊的感情，哪能在想象世界中有如此“高情商”、懂人情的精怪！
治河过程中经常出现对于巨鼋生存之地的占用，本来会引起人与巨鼋的冲突。然而巨鼋有理有节，聪明地及时沟通，取得关照。当然故事暗含着对于能够通融巨鼋过道、宽容相待的地方官的肯定，而前提是对于这类动物的同情悯惜。故事体现的某些“科学发展观”的内蕴，不称得上是值得倡扬的吗？
其次，人与水中动物的纠葛，因水兽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和危害性，导致大鼋的较早妖魔化。与此相联系的是小说中的“金鳌”形象，虽然不能说完全与现实生活中的对应，不能理解为直录，至少属于取材传闻，同时加进了对于其他水兽的一些体会。如清代小说细致地描写类似于大鼋的水兽：
那东西似鱼非鱼，似龟非龟，头生得和龙头相仿，却没有须；身上披着一重坚厚的甲壳，与龟相似；身体的长度却较龟要加上两倍；头颈完全像龟，尾巴却像大鱼，也生着四脚，趾间厚皮相连，用为划水之具；通体深褐，略现金色光采，体长一丈六七左右，形状极为怕人。此物平常匿居水底，觅食时就出水面，如同一只小船一般，行动极快。最奇怪的，此物不仅能在水中活动，一般地也能上岸游行。凭着它一副锋利的牙齿和坚厚的皮和甲壳，什么也不怕。它最喜欢的食品，就是猪羊牛犬之类，尤其喜欢吃人。力大无穷，海船遇见它，无论船身多大，只消它用背一掀，不是打个大窟窿下沉，就是翻身打滚，决无幸免之理。上岸时，就是农家最大的水牛，被它一口咬住，拖着走时，强也强不得一下。其他畜类遇到它时，自然更不消说了。[5]
按现代生物科学研究结果显示：鼋牙齿锋利，但主要吃螺、蚬、蚌和鱼、虾等，食量也很大。在夏秋季节鼋会每隔一段时间浮出水面进行换气，而浮出水面时一般都是头部朝下游动，但是在夏季有时也会头部朝上游动而浮起来，民间则认为这种行为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因此称其为“气象预报员”。足见老鼋出水有风暴相随是物种生态的一个自然现象。
上文所叙比较真实，毕竟古人对大鼋的了解还不很全面。而叙事以人类为中心，从人类（包括人所驯养的一些陆地动物）与大鼋对立、冲突的角度看待大鼋的。以为如大鼋这类水中动物之于人类是害多利少，要特别注意防备。可以认为，在一般性的对于危害人类的陆地野兽的恐惧外，关于那些如大鼋之类水中害人猛兽的叙述，还带有较多的神秘感，更加带有神秘莫测的意味。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记载：
山东济南府有大清桥，为济河之锁钥。桥孔十一，其中水独黑，无敢刺舟而过者。齐河县某，素习水性，常入桥底探视，有一巨鼋伏焉，若熟睡状。偶以语人，富商有好事者，驾九骡于河岸，以铁链系绒绠，贿某入水，潜缚鼋足，鞭骡而驰，须臾，天地昏黑，浪高数丈，桥栏掀入空中，大惧。遽断其綆，叩祷请罪乃已。有赵生者，素桀骜，因营屋购木于省，会泛大筏过桥，必欲由中孔，榜人再三谏阻，不允，筏甫入孔，即如铁铸，数十人撑曳不少动，风浪大作，势甚可怖。群相跪祷，约两时许，筏忽出孔如箭激，直射数十丈，硼然作声，簟（檀）断如斩。木散人溺，赵亦入水，捞救使苏。[6]
似乎捍卫自己的领地和生存权利，显示了巨鼋的尊严。在巨鼋威力的描述中，流露出载录者和传播者对于巨大水族动物的恐惧。
以其神秘而更加易于覆盖以伦理性的民俗想象。清代汪寄《海国春秋》第二十一回《鹿角车毙骁骑攻瑕取胜，蜂房卵毁屯积走险成功》描写了两个大鼋争夺食物（人尸），却不料无意之中双双成为人类的猎物：“……忽然震动非常，沉落视去，乃系两个巨鼋，斗得波翻浪沸。远望有一死尸横在洋底，料道鼋因食竞，心中老大不忍。潜走近前，带住尸脚，轻轻拖向港口。又见**漾汹涌，回看那鼋，争奔赶来，便将尸推往东行，挥锄以拒。只见铁网已在咫内。正想经过之策，不知那网大半竖立，有小半横铺水底，手忙脚乱，正跐得横铺的边索，觉得响动，铁网渐高，慌将尸首丢弃。跳出看时，那两只大鼋飞速追抢死尸，齐奔入内，网俱绞起。便乘空由下直向里行。又见网栏在前，脚下步步担心。此网却不比口头的止到底就罢了，无有一半平铺，却近贴于槛上，关栏大木，根根深钉入泥。空缝只有三寸宽细。看中间虽有关门，上下左右嵌定，莫能移动。听得说道：‘网上拿得好大两个水老虎，可去看看来。’……”
如果我们了解这一观念，也就非常珍视关于大鼋之类的水中巨兽的伦理叙事了。大鼋报恩，知情知义，该是多么难得，而报恩正是巨鼋等水兽特别为人所期待的伦理品格。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五对此曾予以特殊的注意：
常州城中白云渡口有晏公庙，莫知所始。及阅《七修类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时毗陵为张士诚之将所据，徐达屡战不利，太祖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扮为商贾，顺流而下。江风大作，舟将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谁也？”默闻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后江岸当崩，有猪婆龙在其下，迄不可筑。有老渔教炙猪为饵以钓之，瓮贯缗而下，瓮罩其项，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钓而出，岸乃可成。众问老渔姓名，曰：“姓晏。”倏不见。明祖闻之，悟曰：“盖即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参见《七修类稿》卷十二《封晏公》：国初，江岸常崩，盖猪婆龙于下搜抉故也。以其与国同音，嫁祸于鼋；朝廷又以与元同音，下旨令捕尽，而岸崩如故。有老渔翁过曰：“当以炙猪为饵以钓之。”钓之而力不能起，老渔他日又曰：“四足爬土石为力，尔当以瓮通其底，贯钓緍而下之，瓮罩其项，必用前二足推拒，从而并力掣之，则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众曰：“此鼍也。”老渔曰：“鼍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所谓猪婆龙。汝等可告天子，江岸可成也。”众问姓名，曰：“晏姓。”倏尔不见。后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于覆舟，云为晏公。”遂封其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予以《尔雅翼》曰：“鼍状如守宫，长一二丈，背尾有鳞如铠，力最遒健，善功碕岸。”正符此也。又知晏公之封自本朝。）
大鼋时常出没河边湖畔，成为人们需要提防的巨型水兽，然而有时它还常被人们养在池塘中，成为类似鱼虾一般的饲养物，具有难得的观赏愉悦价值，甚至往往可以充当人类保家护院的动物卫士。《埋忧集》的载录是相当可信的：
杭城藩署前池中，鼋大小数十，极为蕃衍。好事者或市饼饵，碎而投之，诸鼋尽来水面争食，掀波鼓浪，蹒珊可观。相传国初藩库银屡被窃，缉贼久而未得。后以阴沟淤塞，召工葺之。启视，有二尸，一顺一逆，以首相触，填塞其中，始悟此为盗银之贼，由池中而入者。因畜鼋以御之，自是盗始绝。……若吾邑上智潭之鼋，自宋代已有之矣。莫渊《乌将军庙记》言：绍兴壬午，有虏使道，祟德闻之，督吏取鼋以献。吏俄感疾，使者亦梦鼋自诉而复归焉。或曰：“即乌将军之神，盖神物也。”然莫志言当时固有数十。余幼时犹及见一两头，今则绝不复见矣。岂灵物之隐现有时？抑地运使然欤？[7]
人们具有豢养宠物的癖好，以其通达人情，例如，养猫、养狗、养鹅等，外来不速之客时会主动报警，但这只是局限在陆地上，是人类同为陆地动物的伙伴。至于水中卫士，可真称得上是一大发明。而这也是水里暗中潜入的盗贼所不能预料、不能抵挡的。
李庆辰《醉茶志怪》写大鼋化作绿衣男子，迷惑一个丈夫久不在家的妇女，被妇女的婆婆惊走后跃入水中，戏剧性的一幕是，鼋精还恳切地祈求保存自己的后代，并且先以宝贝相赠：
至夜，男子来，谓妇曰：“予河伯之子也。与汝交好，终未明言，恐以异类见摒。汝昨姑祷于水，河伯知之，将杀予矣！势难再聚，故来一别。尚有一事相求：予齿长而无嗣，汝早晚临褥，请将所产者悉送诸水。感德多矣。”言毕，泪如雨，脱明珠四枚相赠，乃浩叹而去。妇白于姑，未几，产四小鼋，姑送诸水。忽波浪翻沸，漂上一鼋，大如釜，置头背上，盖已斩矣。
于是作者评曰：“鼋而**，知**而无不鼋者。彼苍之报施不爽也。然一经哭诉，即杀其子，老鼋之家法森严；以视纵子****，不忍置问者，得毋有愧老鼋乎？按，鼋不能形交而非胎生。然幻形于人，故不可以常理论也。理所必无，事或须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耳。”[8]化作绿衣男子迷惑妇女的大鼋，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一个违法肇事之徒，但他也有令人同情的苦衷，要留存后代的想法，实际上与人类的繁衍后代观念并无不同之处，颇具人性至情，这显系人类超现实神秘想象的投射。
然而，毕竟这类水族往往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杀死并食用龟鳖鼋之类受报的传闻，依旧不绝如缕。不过，受到惩罚者只是因为过分。《履园丛话》也状写：
吾乡葛友匡为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鳖，常买数十头，养于瓮中，以备不时。一日独坐中堂，闻瓮中作人语云：“友匡，汝欲灭尽我族耶？汝月内当死，还欲害如许性命！”友匡骇之，遂大怒，曰：“见怪不怪，其怪自灭！”尽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
苏州有某富翁者，至赀巨万。其子某好食异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鼋，庖人将杀之，见鼋垂泪以白某，请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断其首，首堕地，忽跃至梁上，咸异之。遂烹而食，味极美。以半馈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仅尝数脔，即目眩神迷，但见屋梁上皆鼋首。扶至寝室，则床帐皆满矣。某自言曰：“有数百鼋来啮我足，痛不可忍。”叫号三日而死。诸人食鼋者皆无恙。[9]
可见，清人认为，一般性地食用大鼋，是不会遭到灾祸的，这类叙事也并非在苛求那些食用水族的人们。上述故事中遭到厄运的食用鳖鼋者，似乎总是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或食鳖成癖，杀戮过多；或明明见到鼋垂泪相求，也见死不救，如此缺乏“慈悲”善行之辈，遭受惩罚，在古人看来可就是事出有因，咎在自身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巨型水族，似乎应该具备远远高出同类的智慧，似乎它们也拥有人们信奉的上天“好生之德”，它们事实上也不愿结怨人类，乱伤无辜。作为一个旁证，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大龟》载：
乾隆甲寅六月，太仓浏河口有沈姓者，以鲞货为业。于海中网一大龟，长一丈二尺。载至梁姓行，数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龟必有明珠，索价二千两，久之无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饮不食，观者填门。梁厌其喧扰，诡言：“有司查讯，幸即持去，无累我也！”沈惧，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圉圉焉不动，船乃还。约离三里许，见**一伸，放白光三丈馀，悠然而去。触浪排空，左旋右转，海水为之沸腾。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视之、载之、放之而巍然不动者，恐伤人耳。真灵物也。
写出了大龟对人宽厚，本意并不与人类为敌结仇的行为，同时也婉曲地表达了善待动物的愿望。这里，大龟的掀风鼓浪的神通，显然来自人们对于大鼋的崇拜，因为早自中古汉译佛经故事进入到汉语文学叙事中，龟鼋之类大型水族意象就有了互换性[10]。又据《陇蜀馀闻》的记载：
成都东门江岸有巨龟，不轻易出，出则小龟千百随之。康熙癸丑，滇藩谋逆时曾一见之。嘉庆丙辰三月，巨龟见于城东之九眼桥，后随小龟无数，游漾水面者三日。是岁即有黔苗石三保之乱。逆苗未靖，而达东教匪接踵起事，**七载，人民死伤至亿万计。此龟岂预知之耶？按《物类相感志》载，秦惠王破蜀之后，张仪掘土筑城，随时颓圮。后有大龟从涧而出，周旋行走。仪命依龟行处筑之，城始成。又云龟尝处其中，出则境内有贼。观此，则是龟由来久矣。[11]
至于李汝珍《镜花缘》则写了美人鱼的报恩，仍旧可以作为大鼋报恩的旁证。说是林之洋等人在厌火国被烧得焦头烂额。惊慌中猛见海中撺出许多赤身露体的妇人，“个个口内喷水，就如瀑布一般，滔滔不断，一派寒光，直向众人喷去。真是水能克火，霎时火光渐熄”。这些喷水妇人，原来就是当日在元股国放的美人鱼。林之洋和多九公有着共同的伦理感慨：
这鱼当日跟在船后走了几日，后来俺们走远，他已不见，怎么今日忽又跑来？俺见世人每每受人恩惠，到了事后，就把恩情撇在脑后，谁知这鱼倒不忘恩。这等看来：世上那些忘恩的，连鱼鳖也不如了！请问九公：难道这鱼他就晓得俺们今日被难，赶来相教么？”多九公道：“此鱼如果未卜先知，前在元股国也不校人网著了。总而言之：凡鳞、介、鸟、兽为四灵所属，种类虽别，灵性则一。如马有垂缰之义，犬有湿草之仁，若谓无知无识，何能如此？即如黄雀形体不满三寸，尚知衔环之报，何况偌大人鱼。”林之洋道：“厌火离元股甚远，难道这鱼还是春天放的那鱼么？”多九公道：“新旧固不可知。……当日我们放鱼，今日自然为鱼所救。此鱼总是一类，何必考真新旧。以衔环、食犬二事看来，可见爱生恶死，不独是人之恒情，亦是物之恒情。人放他生，他既知感，人伤他生，岂不知恨？所以世人每因口腹无故杀生，不独违了上天好生之德，亦犯物之所忌。[12]
虽然是在中古汉译佛经以降的“感恩的动物忘恩的人”这一旧有框架中展开，但具有普遍性的“动物有灵知报恩”的认识，无疑加深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相比之下，人类对于水中动物了解较少；而也由于水中动物所受到的限制，相对来说与人交往、报恩的故事较少，所以大鼋传说特别值得重视。
生态学家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的本质，是把自己看作生命个体，以此作为对待其他生命体态度的前提：“人的意识的根本状态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13]而我们在传统文学具有丰富意趣的大鼋叙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领悟和联想。
美国生态批评倡导者之一的格伦·A·拉夫批评过文学界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曾举例说，同样为海明威作品，与生态无甚联系的《太阳照样升起》在大学课堂里普遍得以教授，而有着自然主题的《老人与海》则受到冷落。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最大的谬误，就是认为社会是复杂的而自然是简单的。而我们知道，《老人与海》自然的力量及其复杂性，是通过海中大鱼体现出来的，老人桑迪亚哥的生存与他赖以生存的海洋及海洋生物，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水产生态资源给了老人生命存在方式和基本生活保障，实际上老人是把海洋看做女性，抱有一种亲近的、感恩心态来看待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的，对于“硬汉性格”过度、偏执的阐释应该得到纠正。
针对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疯狂的捕鲸、捕猎海豹，生态系统的危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对于人类的短视来说，各种后果就是一座座纪念碑。不仅所涉及到的各种工业快速衰败，而且世界各地的野生动植物也遭受了浩劫。大片地区的许多物种已经灭绝，物种的总量急剧减少。人类的行为——无论通过有意的猎杀，还是通过定居地的扩大和清除野地的过程——都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各种生态系统。许多物种已经死掉，永远也不可能被替代；其他的则可能永远也不能从损失中恢复过来。人类的行为留下了一个耗干了的世界。”[14]我们捧读古代大鼋故事，仿佛又沉浸在那水域宽广、水质良好的生态体系中，希望巨鼋这类较大的水族生物还能长期伴随着人类。
[1] 袁枚：《子不语》卷二十一《搜河都尉》，第412—4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 《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第100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3] 《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第380—381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4] 《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八册，第397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5] 曼陀罗室主人：《观音菩萨传奇》第四十回《钓金鳌解除苦难，归南海结束全书》，第195—196页，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90。
[6] 《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二册，第372页，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影印）。
[7] 朱梅叔：《埋忧集》卷七《上智潭鼋》，第148—14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8] 李庆辰：《醉茶志怪》卷二《鼋精》，第75—76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
[9]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食鳖食鼋》，第365—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自中古汉译佛经叙事起，大鼋、大龟、大鳖等在文学叙述上经常具有互相置换的功能。季羡林先生《〈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一文指出，佛经中屡屡提到的“龟王”，就启发了小说《西游记》：“《西游记》第99回通天河里的老鼋不就是这里的大龟吗？其间的渊源关系非常明确，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第133—1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不过，较之龟、鳖，鼋进入叙事中似乎要稍晚一些，梁代僧旻、宝唱等《经律异相》称“海中有二千五百国。百八十国食五谷。二千三百二十国食鱼鳖鼋”；“具足水中虫蠡鼋鼍鱼鳖悉蒙其味”等，称鼋都是与别的水族一起，唐宋之后才渐渐多起来。
[11]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锦江巨龟》，第377—3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 李汝珍：《镜花缘》第二十六回《遇强梁义女怀德，遭大厄灵鱼报恩》，第165—1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 ［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第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14] ［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第2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