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出色的表演技能，较早出现在铺陈状物的赋体文学中。在张衡《西京赋》“猨狖超而高援”、王延寿《王孙赋》“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阮籍《猕猴赋》“整衣冠而律服”，“举头吻而作态”描写之后，最突出的就是西晋傅玄《猿猴赋》的多层面描绘：
这说明晋以前猴戏即有或吟或舞的拟人表演，即要开始情节剧的表演了。隋代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咏叹“麋鹿下腾依，猴猿或蹲跂”。这是当时猴戏的真实记录。唐代作为猴戏的鼎盛时期，宫廷大戏中有百马同起舞，犀牛、大象登堂跪拜，还有猴戏共同演出。
其中唐肃宗的百兽之舞是猴戏。许多猴子打扮各异，各显技巧。每逢重大节庆活动必有猴戏出场，如当时每逢点翰林学士后，就演一场猴戏，以示祝贺。这时演猴戏就已经成了政府行为了。
唐昭宗时，有猴被驯服得像上朝那样，行跪拜之礼和随朝站班，竟被封“供奉”赐红袍。诗人罗隐有诗云：“二十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逢。何如学取狲供奉，一媚君王便著绯。”可见其这种经驯养成功后的猴在宫中地位之显赫，猿猴这些条件反射式的行为被作为有行为意识的理解。
至于《野人闲话》则载录了猴子表演技艺的高超及其引起的轰动，反映出驯猴技艺的成熟。这里的猴，实质上达到了与人类生态条件上、表情行为上的某种接近之处，特别要注意到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用人类自己的思路去理解、解释猴的行为和心理：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狲，于阛阓中，乞丐于人，常饲养猢狲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狲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狲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者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狲，试令捉之，遂以十馀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狲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狲来。”手下胡狲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狲，立在殿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杨于度：“胡狲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狲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内臣深讶其说，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狲、鹦鹉、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1]
社会需求呼唤出了驯猴表演高手，杨于度进行人猴搭配的滑稽小品表演，讽喻朝政：猴出场饮酒，做醉态，倒地不醒。杨于度亲自上场与猴合作演出。呼叫，推扶，猴故作不醒状，杨便边喝边演，先呼“卫使来了！”猴故作不理。又大呼“御史中丞来了！”猴仍不理。最后，俯在猴耳边轻呼“侯侍中来了。”装醉的猴却猛然跃起，作“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之状。当朝权臣侯侍中的煊赫霸道，得以昭然若揭，此故事，可为用猴戏进行政治宣传之最，也是利用动物角色进行政治讽刺的一个较早的范例。
那么，猴通人性的信奉究属何来？魏晋以降服食长寿的信奉，使人相信“食灵砂”也可改变猢狲的动物本性，听懂人言。说明饮食是智力增加的关键一步。论者指出：“在人类学会使用火之后，人类的文明史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即人类使用的工具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这说明此时人类的智力已有了新的提高。”[2]于此故事中杨于度所言有一定道理，而“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猢狲、鹦鹉、犬鼠等以教之”则属小说家者言，效果自然不得而知了。这里的猴已跨越了被利用对象角色，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是杨的表演搭档，它基本上能揣测杨的大致意图和行为内涵。这当是古人与动物相处的较高境界。
我国古代猴戏规模宏大，间或有政府行为，后随着其他戏剧活动形式的增多，猴戏渐少，乃至被挤出主流文艺演出，成为江湖艺人、乞丐生存的主要依赖方式之一。于是猴的文化角色变得愈益江湖化。清代以后，猴戏演出就更江湖化、世俗化了。光绪年间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录北京的街市娱乐风习：“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之沐猴而冠，殆指此也。其余扶犁、跑马，均能听人指挥。扶犁者，以犬代牛；跑马者，以羊易马也。”李振声《百戏竹枝词·猴戏》也有：“取猴之狡黠者教之，戴面具以演剧，如人形焉。”顾禄《清嘉录》则称：“凤阳人畜猴，会其自冠带并豢犬为猴之乘，能为‘摩房’、‘三战’诸出，俗呼‘猢狲撮把戏’。”有的“艺猴”甚至还会利用自身优势记住凶手样貌特征，为曾解救自己于危难的恩主报仇，这在古代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动物报仇系列。
清代有些地区，猴戏已成为人们的主要娱乐节目。袁枚《怪异录》卷二《剑女》写走马驿的居民们，已将看猴戏作为日常生活中一项主要的艺术审美消费活动：
酷好跳猴为戏。其猴演剧，只不能度曲吐词，行止举动，无异生成。如演文臣，则文气可观；演武将，则威风可畏；演到才子佳人，形容步履，绝妙之极。故一乡演剧，远近男女，咸集如堵。……[3]
以表现冷兵器时代为主的武侠小说，其中也不乏关于猴的商业表演的描写，特别是与清末时代接近的民国武侠小说，往往载有这方面非常可贵的民俗资料。如顾明道《荒江女侠》第六十五回《访女侠蓦地得凶音，观兽戏平空生悲剧》苏城的昌门外来了一伙“做兽戏”的，观看者人山人海，兽场的票价分左三等，头等制钱二百文：“座位舒畅而接近，可以看得清楚；二等每人卖一百文，也有座位，不过都是些长凳，而且距离较远；三等每人票价三十文，却只能立着看而没有座位。”
接着便有十二头小白猿，各骑在绵羊的背上，在场中赛跑；跑得第一的猿猴，便有人去代它披上一件红衣，算是得胜。后来又排成队伍，学着马兵的操演，十分整齐，表演毕，循序而入，大众看得很是满意。[4]
这十二头小白猿可不容易选，不过即使如此，相对来说，驯养猿猴类动物进行表演，还是较为容易操作且安全、成本低，可见这类猴戏多半不能少，所以在一些地区，索性就把走乡串镇进行杂技、兽戏表演的江湖艺人，统称为“耍猴的”。
[1]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六引《野人闲话》，第36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2] 蔡树雄：《火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载《化石》，1989（1）。
[3] 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八册，第3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4] 顾明道：《荒江女侠》第六十五回《访女侠蓦地得凶音，观兽戏平空生悲剧》，第1110-1111页，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