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档案 ☆

片名：2012

外文：Farewell Atlantis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编剧：罗兰·艾默里奇、哈罗德·克卢瑟

主演：约翰·库萨克、切瓦特·埃加福特、阿曼达·皮特、坦迪·牛顿

上映：2009年11月11日

国家/地区：美国/加拿大

片长：158分钟

获奖：获2010年土星奖最佳特效、最佳动作/冒险/惊悚电影提名，2009年卫星奖最佳音效、最佳视觉效果奖，2010年青少年选择奖最佳科幻电影奖等

1.艾默里奇：《2012》是他灾难片创作高峰

《2012》又译名《2012世界末日》，是一部关于全球毁灭的灾难影片，也是一部独具特色、影响广泛的电影佳作。被称为好莱坞“灾难片之王”的罗兰·艾默里奇曾说：“我喜欢描述城市遭受虚拟的灾难，那样会让大家惊醒，居安思危。”[15]梳理艾默里奇执导的主要影片题材：《独立日》表现外星人入侵地球，《哥斯拉》表现巨型怪兽肆虐都市，《后天》表现气候异常全球冻结，《2012》则表现了极致的全球毁灭的灾难世界末日。我们看到，艾默里奇最初仅将对地外生命存在的未知恐惧作为灾难片主题，随着后工业化时代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等自然灾难和物种变异、病毒肆虐的生存难题等都成了他导演灾难片的题材。而《2012》汇总了灾难片所有的类型元素，导演运用他高超的编导和特技制作能力，将人们想象中的灾难全体搬上银幕，造就了高科技影像的视觉奇观。突破《独立日》中“人定胜天”的思想局限，走向成熟的艾默里奇终于理智地意识到人类是无法战胜彻底的灾难的。在《2012》中，只有相当少的人类和其他物种“硕果仅存”地依靠“方舟”存活下来，绝大多数的地球生物都随着天崩地裂的灾难而尸骨无存。甚至在该片偏向开放式的结尾中，人类的未来也并不乐观。艾默里奇在表现人性中的善良和坚持的同时，仍不忘批判人类社会因过度膨胀，终将自食恶果。《2012》代表着艾默里奇的创作观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其创作成就也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

2.叙事线索：三个维度交织成人类世界的终点图景

与《独立日》类似，《2012》中灾难的来临也是由一位个人生活失落的男主角所揭示。人类末日前夕，各国政府秘密打造保命“方舟”。不甚成功的科幻小说家杰克逊携子女在黄石公园度假时屡遭意外，偶然得知末日真相的杰克逊奋起逃生。火山、地震和海啸接连爆发，无处落脚的杰克逊带领家人一路坎坷，终于找到方舟所在。有限的生存机会与无限的生存渴望激烈碰撞，人类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相互对比，被导演发挥得淋漓尽致。按照一贯的风格，罗兰·艾默里奇擅长宏大叙事下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人类面貌：美国总统代表的各国政客、军方与俄罗斯富豪代表的经济势力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的权威阶层，他们拥有绝大多数的资源，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占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以失落小说家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在灾难降临之际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科学家们则超越生死，他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会有灾难或者末日，它们是怎么来的，又将到何处去……这三个维度的叙事线索共同展开、交织进行，组成了人类世界的终点图景，加强了剧情张力。

3.全球视野：美国视角下对他国的认知高度

《独立日》《后天》等灾难片只是少量涉及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但《2012》的视野终于扩大到全球。日本的冰雹、印度的海啸……同时，影片更凸显了中国“世界工厂”的作用。这不仅是为迎合中国潜力巨大的票房市场，还反映了美国当下不愿再扮演唯一的经典救世主形象，而更加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表现。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移民的国家，擅长吸收融合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继而再作为美国力量输出他国。成熟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总能把握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观众群体，求同存异，最终符合绝大多数观众的品味。印度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中国工人的吃苦耐劳、日本家庭的相濡以沫、俄罗斯富豪的冷酷暴虐，等等，既是影片中颇具符号意义的角色设置，又是美国视角下对他国认知的概括。

4.科技奇观：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视听**

在艾默里奇的影片中，人类的科学技术是战胜各类灾难的中坚力量，因此影片也具备相当数量的科幻元素。而偏重视觉艺术的电影本身更是依靠科技进步才能不断发展。当下的观众观影经验丰富、视听要求屡创新高，而《2012》中铺天盖地的灾难场面，再一次调整了观众接受能力的阈值：加利福尼亚沉入海洋，航空母舰撞毁白宫，海啸吞没印度，海水覆盖喜马拉雅……艺术的想象通过数字影像技术得到完美实现，虚拟的真实走向审美的巅峰。为避免连番灾难的刺激下观众逐渐麻木，“方舟”的出现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视听**——体积庞大、容量甚丰、功能全面、坚不可摧，这是人类和其他地球物种最后的避难所，承载着所有的希望。艾默里奇在电影中造就的科技奇观，不仅满足了观众求大求新的视听需求和终归其所的安全感，更展望了人类科技未来的进步空间。

5.人文精神：影片对世人的警示

罗兰·艾默里奇的灾难片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风格又屡有突破，但不变的是他的人文主义精神。美国总统誓与美国共存亡，放弃了宝贵的生存机会；俄罗斯富豪蔑视他人的生存权利，自己却不慎丧命；医生牺牲自己成全情敌……人性内在中存在诸多的二元对立，善与恶、是与非、利己与利他等，而人性本身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粗暴的。艾默里奇形成了居安思危的生态观，他的电影就是他对世人的警示。人们耳熟能详的重要地标在《2012》中纷纷毁灭，视觉刺激、情感震慑之外，更需要观众理性思考：人类文明究竟该何去何从？人类个体间的和谐或对立关系仅仅从微观的层面影响世界，而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人类究竟应该如何与地球相处？灾难如果不是终结，就将成为考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类由不幸丧生的生命之处传承了责任、爱与希望，他们又将怎样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等待重建的世界？经历过死亡的生命更加可贵，这不仅是影片《2012》中众生百态的体会，更引起了观众深刻的反思。

6.末日情结：西方宗教与现代科学结合

末日理论源自犹太教，而基于犹太教创立的不同宗教都集成了末日理论，但这个末日并不是天崩地裂式的，而是上帝要在这一天进行终极审判。西方逻辑体系中万物有始有终，所以上帝创造世界是起点，则末日审判就是终点。在影片《2012》中，人们即将经历的灾难，是已经消失的玛雅文明留下的记载中2012年12月21日这个“世界末日”——当今天的黑夜降临后，明天的黎明却再也不会到来。影片基于这一预言，援引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各种论断，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恐慌。事实上，玛雅预言中的“2012末日论”并不唯一。世界上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中都有对末日的预言和描述，2012年12月21日不过是玛雅历法中一个重要日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转变。西方宗教文明中关于“末日审判”的描述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纵观欧洲文明史，不计其数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末日情结”。经过科学研究，玛雅文明并没有留下2012年会发生什么的详细记录，而遗传下来的著名的“德雷斯顿抄本”中却有对末日场景的描述：气候剧变，一场洪水毁灭世界。看似艾默里奇导演的《2012》有些捕风捉影，但是艺术并没有责任和义务完全等同现实。在基督教《圣经》的《创世纪》中，诺亚根据上帝的指示建造了大船，作为诺亚全家和世界上的诸多物种在大洪水灾难中的避难所。而影片《2012》中，西方宗教与现代科学在此结合，人们依靠“方舟”得以留存于世。艾默里奇赋予影片宗教内涵，将生与死、爱与恨等哲学命题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了观众。

7.忧患意识：灾难符号阐释潜在的家园危机

“我们最大的恐惧和虚无感，不是来自面对自然的未知，也不全是关于对地震海啸的想象。事实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面对人类内心邪恶与黑暗的恐惧，以及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异化、政治国家时空所产生的荒谬感。有时，我们毫无理性恣意妄为的对自然界的毁灭也是恐惧感的来源。这种种根源性恐惧已经根植每个现代人的心中，无论对创作者还是观众，灾难片无疑是最好的释放……”[16]对艾默里奇来说，满足观众的多种需求并且传达导演的“忧患意识”是他对电影创作的自我要求。摒弃大多数具有排他性的种族主义、物种主义，艾默里奇通过影像化的灾难符号阐释了潜在的家园危机，呼吁人类保护生态。这种强烈的地球总体主义观念承载着导演成熟的美学哲思，彰显了艾默里奇的责任感与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