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档案 ☆
片名：窃听风暴
外文：Das Leben der Anderen
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主演：乌尔里希·穆埃、马蒂娜·戈黛特、塞巴斯蒂安·科赫、乌尔里奇·图克尔、托马斯·席尔梅
上映：2006年3月23日
国家/地区：德国
片长：137分钟
获奖：获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08年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最佳非英语片奖
1.影片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
《窃听风暴》是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执导的首部剧情长片。该片触及了“冷战”时期民主德国乃至其他东欧国家的历史伤痛——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对普通个体生活的侵入导致人们战战兢兢地生活，甚至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邻居、亲人和朋友。可以说，这也是波兰、罗马尼亚等其他东欧国家的电影集中表现的题材。虽然阻隔着东德与西德的柏林墙早已被推倒，社会主义政权早已不复存在，但时至今日，这段沉痛的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仍然具有深入开掘的价值。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是控诉统治阶级黑幕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形成极权主义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因素——普通个体在极权制度中由于恐惧心理而违背自己的本性，附和于统治阶级的指令等——做出严肃、深刻的反思。然而，让《窃听风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并夺得2007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原因，还在于该片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融入了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一个秘密警察在执行监听任务的过程中，对他所监听的对象——一个作家产生了同情，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最后以牺牲自己政治前途为代价拯救了作家。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虚构的人性复苏的故事，《窃听风暴》一片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弥合历史伤口、实现历史性的和解的疗伤作用。
2.维斯勒：从一个毁灭者到拯救者的转变
影片的主人公维斯勒隶属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是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的无数个螺丝钉中的一个。斯塔西（Stasi）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到1990年才正式解散。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正如其标语“我们无处不在”，斯塔西在运作的40年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视网络和控制体系，收集了海量的监控档案：159公里长的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 500袋撕碎的材料，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民主德国进行言论压制和政权维持的有力武器。维斯勒是一个有着20年丰富经验的秘密警察。影片开始就以维斯勒给波茨坦警察学校的学生们上课的情景，表现了他的高度专业精神。而他展示给学生的审讯案例——对一个协助邻居逃到西德的男教师进行持续40个小时的审问，让人充分领略到了秘密警察对待被迫害对象的冷酷无情和极端的非人道。而这一切都以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名义进行。作为一个极权统治的具体执行者，以维斯勒为代表的秘密警察不需要或者说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听众席中有一个学生质疑审讯的非人道，马上被维斯勒在名册上打叉）。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堂而皇之的名义之下，只需要绝对地服从并且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在执行命令过程中所产生的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都被理解成了为实现神圣的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极权主义政权正是这样让一个个普通的个体不知不觉地沦为其极权统治的帮凶。波兰著名导演瓦依达在其早期代表作《灰烬与钻石》里就塑造了一位对暗杀行动产生怀疑的秘密警察的形象，他在痛苦的犹疑中执行了命令而最终走向毁灭。相比之下，《窃听风暴》里的维斯勒则以拯救他人并最终得以自我拯救的方式获得了新生。整部影片最为扣人心弦的地方也在于维斯勒人性复苏的过程。导演多纳斯马通过电影剧情的编写和形式元素的表现，令人信服地实现了维斯勒从一个毁灭者到拯救者的转变。
作为一个秘密警察，维斯勒具有其职业身份所要求的特质：冷峻寡言，鲜少表情，专注耐心，信念坚定……这些特质使他成为一个审讯高手，但也使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一个让人退避三舍的人。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地独自一人居住在一间毫无个性的公寓里，邻居的小孩当面说他是坏人。为了解决性欲而招来的妓女也不愿意在他的公寓里多停留一分钟。维斯勒每天的工作不是审讯“敌人”，就是监听他人。他时时刻刻活在“他人的生活”（影片原译名为《他人的生活》）里，而自己的私人生活则高度萎缩，成为一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监控机器。维斯勒接受了一项任务：监听作家德莱曼及其妻子、东德最优秀的女演员西兰的生活。德莱曼虽然是个崇奉自由民主思想的作家，但由于天真单纯，他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私人生活正在受到侵犯。一开始，德莱曼并不想卷入政治事件中，直到他的精神导师和挚友、老导演阿耶可夫因为在作品里传达进步思想而被粗暴地剥夺了创作的权利，愤而自杀抗议时，德莱曼的思想才受到了冲击。他撰写了一篇揭露民主德国自杀人数的调查报告，并通过秘密渠道发表在联邦德国著名的《明镜周刊》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斯塔西对德莱曼的监听最开始却完全是出于权势者的私欲：部长赫姆夫对德莱曼的妻子西兰垂涎三尺，下属格卢比兹中校为了自己的仕途攀升，居然投其所好地部署了这项监听任务以除掉德莱曼。虽然德莱曼后来撰写的这篇报告证明了他并非“无辜”，但维斯勒“为国家安全服务”的信念却在赫姆夫部长对西兰的肉体侵占和格卢比兹中校的无耻献媚中大为动摇。而旁观着德莱曼与西兰原本幸福宁静的生活因此而被破坏时，维斯勒开始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尤其是德莱曼听闻阿耶可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忧愤地弹起了阿耶可夫送给他的乐谱《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琴声传送到监听中的维斯勒耳里，我们看到他竟然前所未有地两眼闪烁泪光，看到了一颗被艺术所柔化的心灵。正如德莱曼跟西兰所说的，用心聆听音乐的人都不会是坏人。维斯勒在音乐中真切地体会到德莱曼的情感，也开始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远不及正义高尚。因此，维斯勒藏起了原本应该上呈给格卢比兹中校的报告，“纵容”德莱曼与记者豪格一起完成文章的撰写并偷送至《明镜周刊》发表。他让德莱曼发现西兰与赫姆夫部长的关系而试图拯救陷入深渊的西兰，甚至亲自前去劝说她。但是性格软弱的西兰还是在斯塔西的逼供之下出卖了爱人，供出了德莱曼藏匿打字机的地方。为了保护德莱曼，维斯勒最终冒着危险，先于格卢比兹中校移走了那台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证的打字机。然而他的行为还是被格卢比兹中校发现了。作为处罚，他将在地窖里拆信度过余下的职业生涯。被维斯勒拯救的作家德莱曼直到柏林墙被推倒，赫姆夫亲口向他承认曾经对其实施过监听行动，在家里扯出了无数条监听线路后，才幡然醒悟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馆里，德莱曼翻阅着当年维斯勒以代号HGWXX/7所记录的监控报告，也知道自己曾经被一个素不相识的秘密警察所救的事实。其后，他以一本新创作的小说《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向HGWXX/7表达“最深的感激”。在两德统一后成为一名普通邮递员的维斯勒在书店得到了这本献给他的小说，他也从这份珍贵的礼物中体会到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价值。
3.运用多种视听语言技巧来表现人物与主题
首先，影片在电影元素上采用了双重视点来表现主人公维斯勒，而这一视点手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观众对人物的情感认同上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虽说维斯勒在暗处窃听着作家德莱曼的生活，但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维斯勒却也处于一种被观众所“监视”的状态。观众在观看着窃听者维斯勒的窃听行为，并且通过窃听者的窃听，看到了被窃听的对象德莱曼的生活。这种双重视点的运用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含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使窃听者维斯勒也成为一个被看的对象。
其次，影片在拍摄维斯勒独处的段落时，采用了许多非常规的摄影机机位和角度。这些与正常的机位相比过高或过低的镜头很明显地强化了维斯勒被观看的位置，最极端的一个画面是维斯勒一边监听着德莱曼的动静，一边在空地上画着标示其位置的格子，此时维斯勒被一个俯拍的全景镜头所拍摄。导演多纳斯马巧妙地通过这些视觉语言来表现维斯勒的被动状态：他虽然是一个秘密警察，但他并不具备操纵他人命运的权力，事实上，他也只是被国家机器所利用的一个弱小的螺丝钉，只是权力意志的执行者。维斯勒因此而被还原历史小人物的本质，与斯塔西的强权代表赫姆夫部长和格卢比兹中校区别开来，从而获得观众的原谅，并通过剧情的进一步展开，通过他对德莱曼一家的帮助，逐渐获得了观众的同情和认同。
此外，影片以阴冷的灰色调、压抑的空间构图来表现政治高压下普通个体的生活状态，直到两德统一后，画面的色调才慢慢地转向暖色调。导演多纳斯马正是通过多种视听语言技巧，来表现前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重新拾回失落的良知和人性的过程，并且以一个圆满的结局，让观众体会到在严酷冷峻的岁月中绽放的人性光芒。可以说这个拯救的主题，也为那段严酷的历史增添了温暖与希望，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